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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克:柏林墙东走来的总统_德国总统下跪柏林墙

时间:2019-01-30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2月18日傍晚,一位德国老人从维也纳乘飞机回到柏林,从美林机场打的回家。路上,他接了一个电话,是联邦总理默克尔打来的,告诉他,请他立即去总理府。因为,他被提名为联邦德国总统的候选人。
  
  这位老人就是约阿希姆?高克。他今年72岁,银灰色的头发,紫红的脸膛被波罗的海的风吹出犁沟般深深的额纹,显得粗犷,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渔民。
  
  这个消息对高克来说,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他想起了昨天在维也纳,一位记者问他,是否会就任德国总统。他风趣地回答道:“这个你得打电话问默克尔女士。”
  
  其实,高克作为德国总统候选人,已经是第二次了。两年前,他以比竞争对手伍尔夫高得多的民调率,被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推选为联邦德国总统候选人。不过,由于伍尔夫是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民主党的候选人,身份为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前下萨克森州州长,出于政治权衡的考量,最终,执政党选择了伍尔夫。
  
  两年后的今天,伍尔夫由于经济丑闻,在媒体与人民的压力下,于星期五(2月17日)被迫宣布辞职。在总统虚位以待的情形下,在东西德地区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老人高克成了最佳人选。他被德国媒体称为公民权利活动家、政治启蒙者、自由思想家、宽容的人和德国统一的支持者。
  
  不过,执政党,尤其是默克尔总理还能改正自己两年前做出的错误决定,接纳这位古稀之年的无党派人士吗?
  
  出人意料,在星期六总理府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各个政党做出了一致同意高克作为联邦总统候选人的决定。
  
  有人形容,高克的一致被提名,纷呈五彩。这里用了德国对各个政党颜色的比喻:当前在德国议会里占有席位的共有五个政党,分别为红黄蓝绿黑五种颜色,红色代表社会民主党,黄色代表自由民主党,蓝色代表来自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绿色指绿党,而黑色则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五彩纷呈,更显出高克的人格魅力。
  
  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总理默克尔称,她和高克都来自前东德地区,而且她的父亲也是高克的同行。对于高克来说,他从教会走向政治几乎是单枪匹马的。她称他为“一位真正的民主理念的老师。”
  
  社会民主党主席加布里尔称:“结局好,一切都好。”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两年前高克没有当选为总统而表示遗憾。当时,执政党选择了星期五下台的伍尔夫。“很好,他因此成了我们共同的总统候选人。”
  
  高克在会上显得紧张地发言说,“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他对自己出席会议的形象表示歉意:“在旅途上,我还没有来得及洗漱。”
  
  在联邦议会推选高克作为总统唯一候选人之后两日,星期一,德国中央电视台(ZDF)做了一次民意调查,有69%的公民支持他当选。
  
  高克的支持者在网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支持他担任总统的页面。佛格特博士在这个网页上写道:“我支持高克,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面临巨大挑战的时候,需要有人在重要的位置上倡导自由。”克莱恩写道:“高克的政治支点来源于共和主义和启蒙主义。他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思想的权利。在转折时期他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温和的革命者。”
  
  2012年3月18日,高克正式就任联邦德国总统,入主柏林美景宫。在联邦德国总统历史上,他是第一位以公民权利活动家的身份登上这个特殊的位置的人。
  
  “冬在夏日,春在秋”
  德国总统是国家最高元首,虽然在政治体制中没有实际的重大决定权力,但是,这个位置是国家的象征,对内代表了所有公民,对外代表了整个国家。高克这个在东德默默无闻地生活了50年的普通人,在东德转型期间才介入政治运动,两德统一后就任东德斯塔西(国家安全部,德文简称 STASI)档案管理中心主任10年,之后就没有任什么公职。而且,现在已经是72岁高龄,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政治的顶峰呢?
  
  约阿希姆?高克于1940年1月24日出生在德国罗斯托克市的一个船长家里。在高克的回忆录《冬在夏日,春在秋》(Winter im Sommer - Fruehling im Herbst)的开头,他回忆了在波罗的海海边度过的美好童年,他写道:
  
  “对于罗斯托克作家瓦尔特尔?科姆坡夫斯基来说,家乡是‘曾经痛苦过的地方’。我反对,对我来说,家乡是我曾经的幸福。1951年,我的幸福在夏天成为过去。”
  
  高克的父亲曾当过德国海军军官,二次大战后被送往战俘营,在1946年夏天从英军战俘营归来后,就在地方上担任船舶运输行业劳动保护检查员。
  
  1951年6月的一天,在高克父亲去参加祖母在伍斯特洛夫村家里举行的生日庆祝时,被两个男人借口说船厂发生了重大事故,要他去救援,就把他带上车开走了。从那时起,对于高克来说,父亲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那时,高克才11岁。他祖母和母亲去警察局、刑侦局以及国家安全部门都报了案,甚至还给当时的东德党主席迪克写了信,却都没有结果。当地的人民警察局告诉她们,“如果是俄国人把你的男人带走了,我们也帮不了忙。”
  
  她们后来才知道,是驻东德什未林市的苏军军事法庭绑架了高克父亲,并对他做出了25年监禁的判决。他所犯下的所谓罪行是“间谍罪”和“煽动反对苏联罪”。法庭唯一的证据是在高克家搜到的一本西方出版的航海专业杂志。
  
  那时,高克才11岁。这个消息是他母亲告诉他的:“他们把爸爸带走了。”然后,他们不知道父亲是生是死。这是在夏天发生的事情,对于高克家,仿佛突然掉进了冬天,寒风凛冽,几乎被冻僵了。
  
  气得快要发疯的母亲要孩子们拒绝参加少先队,她明确宣布:“如果有人要问你们,什么时候参加少先队?你们要回答,等我们知道父亲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回家的时候。”
  
  直到1953年9月,高克的母亲才获悉丈夫还活着,在西伯利亚的劳改农场,然后,家里才和父亲建立起通信联系。1955年10月,西德联邦总理阿登诺与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战俘处理条约,他的父亲才被赦免。当高克再次看到他父亲时,他父亲枯瘦如柴,牙齿几乎完全掉了。父亲的遭遇以及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在少年高克心中埋下了种子。这种态度他在学校里也毫无隐瞒,在所有要他歌功颂德的场合,他都保持沉默。
  
  上中学时,有一次班上写作文,高克不写,只是在本子上写了些德国著名诗人、文学家的名言。过了一个课时,老师警告他:“约阿希姆,还没写好吗?”又过了半个小时,她说,“你居然还没有动手!”高克回答,“没有,老师,缪斯还没有吻我呢。”后来,老师叫他去对面的面包店买了28块小蛋糕,分给同学们。那次,高克得了个唯一的5分(相当于中国的及格)。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的命运成了我们的教鞭。对于家庭要必须忠诚,而和体制则坚决保持距离。我们的母亲毫不含糊地教育我们。在内心里我信守这些戒律,从来没有参加过东德自由青年联盟的活动。这样,我生活在道德的自我满足中:我们是正派的人。从而,我自觉地拒绝了政府的所有要我们接受他们的政治和伦理的宣传,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政治伦理只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和不公正。”
  
  上世纪50年代,东西德在形式上还没有分裂,东德地区的人民还可以自由旅行。在1961年柏林墙修建前,高克去了巴黎,也可以骑自行车去西德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旅行,常常可以乘高铁去西柏林,在那里和学神学的同学一起享受生活。那时,他还可以阅读萨特和加缪等来自西方的著作。但是,他没有选择留在西部,还是回到家乡。
  
  后来,他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去了西德。而他却坚持留下来。他说过,“我更热爱家乡,西方只是我的情侣。”
  
  高中毕业后,本来他想学习新闻,可是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他的志愿被学校拒绝了。在舅舅牧师施密特的影响下,他在家乡的罗斯托克大学攻读神学。
  
  后来,他回忆道:“我走神学的道路在东德并非不寻常。在我的前后都有许多人处于类似的动机而选择了这门职业――从1989年的不少牧师都参与了政治体制的重建就可以看出来。”
  
  大学毕业后,他从牧师助理到牧师,在教会工作长达二十多年,是罗斯托克教区受人喜欢的布道者。1974年,他的传道活动受到注意,也被前东德当局国家安全部调查监视过,并曾经准备对他的颠覆宣传采取措施。
  
  1982年到1990年,他在罗斯托克主持梅克伦堡地方的教会工作。在1982年的一次布道中,他讲的主题是真理、诚实与和平。
  
  1988年,他要求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改革,要求就环境保护、和平和人权等方面的内容与东德执政党进行公开对话。
  
  这年,高克还举办了主题是“架设桥梁”的罗斯托克的教会节日,并顶住官方的压力,坚持请来西德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施密特在罗斯托克的玛利亚教堂作了精彩的报告,赢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成为这次节日的高潮。
  
  高克并不是政权的异议人士,更多的是从心理上不认同东德政权对反对派的不容忍行为以及东德社会被迫而机械的日常生活。
  
  “没有图纸的建筑”
  高克参加政治斗争是从1989年秋天开始的。
  
  他参加了1989年9月10日成立的“89启程,新论坛”组织,“新论坛”组织最初创始人只有30名。由于高克富有影响力的演说和组织能力,在11月4日的游行中成为这个组织在罗斯托克市的发言人。在示威活动中,高克对前东德的领导人进行了批评,并通过在教堂布道和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进行讲演。11月9日这天,柏林墙被推倒了,“新论坛”被东德政府承认作为一个政治党派参加人民议会。1990年3月18日,东德举行了人民议会议员选举,高克被作为“新论坛”的成员当选。当高克被选为前东德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的议会议员时,不禁喜极而泣。后来,在柏林墙倒塌10周年的庆祝会上,高克在讲演中说,“这真是一场人生的梦,并且完全实现了!”
  
  高克对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总结:“我从来都没有特别的仇恨。虽然,我的父亲被无辜地送去了古拉格。他回来了。打那之后,我们对上面和下面,对威权、对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群就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1990年1月15日,在柏林诺曼大街的民主德国政府的斯塔西大楼,成千上万的人们占领了这个昔日国家权力象征的堡垒,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顶尖、最具威慑力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的心脏。这年8月24日,东德人民议会通过了由高克倡议的法案,确保东德安全部档案的安全,并将其开放供大众查阅。
  
  9月,他和公民委员会的代表一起,第二次占领了前东德安全部大楼,并抗议东德政府在两德统一之前做出的要将里面的档案永远封存的决定。同时,也反对西德政府做出的将其部分销毁,并部分收入西德科布伦茨联邦档案局管理的决定。
  
  当年,东德公民占领了斯塔西(Stasi)大楼,是人民对国家监控系统进行反抗斗争的胜利;在高克看来,这简直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历史的重演。在他的《在联邦议会庆祝柏林围墙倒塌10周年的讲话》中,他称东德人民大无畏的民主斗争精神是东德人民送给西德人民乃至德国民族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东德人的那次行动,只是要求那些档案对公民开放的斗争的序曲,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和令人痛苦的过程。正是这位来自罗斯托克的牧师,在这次暴风骤雨中成为前东德国安档案管理的专家。直到今天,他还是东德民主革命的一个象征性人物。
  
  东德人民反对封存档案的行动胜利了。1990年9月28日,高克在东德人民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几乎是全票通过,被任命为斯塔西档案管理负责人。他的任务是,组建相应部门,使那些档案能够对公众开放。后来,高克回忆道,他被选为这个档案中心的负责人,实出“偶然”。不过,高克认为,这些档案是未来民主建设的重要财富,也是前东德时期受到迫害的人们对他们的恢复名誉所做法律起诉的不可缺少的证明,也是前东德政府不公正行为的证据。这个工作必须得有人做。
  
  后来,他回忆道:“我以‘绿党’议员身份进入了联邦议会,并成了前东德斯塔西档案的专家。虽然,这不是我希望做的工作。我偶然被选为内政部专业委员会成员。那里,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因为联邦议会议员希望监察内政部的工作。”
  
  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举国欢庆,东德人民议会自动失效。东德各级各行业政府管理机构由联邦政府统一调派专员与东德公民委员会共同建立。高克也被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魏泽克尔和总理科尔任命为“前德国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管理专员”。这是直属于德国联邦内政部的一个机构。
  
  然而,正如高克后来回忆道,他负责接管了这个机构,并要负责建设,可是,谁也不能告诉他应该怎样做,这个机构是一个“没有图纸的建筑”。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秘密警察的全部档案对公众开放过。上百公里长的文卷,16000个麻布口袋的资料,600万件部分被仔细打孔和没有归档的卷宗,包括大量秘闻、举报、窃听记录和证据。而高克主管这个档案中心长达十年之久。
  
  高克开始这个工作时,只有3名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套有两个房间带卫生间的屋子里工作,后来,搬入前东德安全部的一间密室里。
  
  他回忆道:“突然,我有了一套带家具的屋子。过去是用来进行秘密活动的,名叫阳台。这是一种前东德的奇怪感觉。我就在这里休息我困乏的脑袋,仿佛看见一个安全人员手里拿着情报坐在那里,叫一个人站在那里,或感到压迫地坐着。我就在那里住家。真是愚蠢,我竟然让自己接受这样的工作。那时,我却没有时间思考我的那种存在。”
  
  1991年,高克出版了《东德恐怖的遗产》,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对斯塔西档案的管理工作及其意义。由于高克的工作,这个档案馆被简称为“高克馆”,当时,东德人的日常生活与高克馆产生了密切关系。人们在街上见到,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有没有高克过?”这里,他们把高克这个名词当作一个动词了。
  
  到了1992年1月,高克馆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斯塔西档案可以对公民开放了。第一天,有50名前东德安全部的受害者带上便餐和开水保温瓶来了,他们领取到自己的档案,在档案中,看到他们的私人生活被窃听被跟踪并被详细记载,震惊不已。前东德著名诗人孔泽还把他的档案编成了一本书出版。
  
  高克对德国人做出了贡献,主要在于,他做到了将秘密档案保存下来,并能够让每一个当事人查阅。而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在前东德时期,其工作、晋升,甚至生杀的命运都被斯塔西掌握。他们需要看到真正的历史。这是一次无法想象的对政权的冲击,高克回忆道,就在档案开放的第一天,高克面对众多前来查阅的人群就有了这种想法。由于需求太大,当时,《柏林日报》特别刊出了档案查阅申请表格,以方便人们完成查阅的程序。
  
  高克回忆道,“来了数千人,都不愿等待,简直是人群的激流。”
  
  在高克档案中心,最多时工作人员达到三千名,在东德地区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高克和他的部门成为反对遗忘的堡垒。1995年9月,高克在联邦议会上以高票通过选举连任,直到2000年才退下。
  
  “高克馆”十年,对高克来说是他生命中最具挑战的时期,因为管理斯塔西的档案,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赞扬和攻击,也有过怀疑。今天,他不再愿意只谈到斯塔西了,因为前东德政权不仅仅是斯塔西,而高克也不仅仅是那些档案的管理者。他面对媒体的采访,常常谈到他怎样支持无数的项目和创意,为自由民主理想传播继续发挥作用。
  
  离开档案中心之后,他参与别的社会政治工作,经常进行演讲,做媒体宣传,组织成立了“为了民主――抵制遗忘协会”。他倡议在柏林修建反对驱逐中心。从2001年至2004年,他是维也纳欧洲对种族和外国人仇视观察局的德国义务成员。他也是2008年《布拉格宣言》的发起人,多次被授予联邦荣誉奖章和写作出版奖。比如慕尼黑舒尔兄妹奖,并获得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
  
  由于他的思想和写作,以及对东德民主自由进程所做的贡献,被德国罗斯托克大学和耶拿大学先后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01年1月到11月,他还在德国电视台播放了自己主持的西德电视台高克节目。
  2010年,高克被推为德国总统候选人。当时的问卷有42%的支持率。在接受《每日镜报》采访时,他回顾政治发展,提出需要加强公民参政。那次,他落选了。两年之后,他再次成为这个联邦德国最高领导人的候选人。
  
  2009年,高克出版了回忆录《冬在夏日,春在秋》,这本书在德语回忆文学里虽然算不上最优秀的著作,叙述跳跃性大,材料的处理也比较散文化。不过,作为牧师和教育工作者,他的语词常常是以现身说法吸引听众的。对那些想了解在集权统治下民主理念是怎样存活下来的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教材,尤其对于那些还不知道前东德社会体制状况的人来说值得一读。高克仿佛是一位风俗画家,画面布局是他的弱项。不过,他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来描写活动的场面却是成功的。
  
  旁观者清,英国历史学家提摩太?嘉通?埃希前不久对1989年以来的德国令人备受争议的统一与改造工作结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德国由此成为了一个更好的国家。”而这个过程,高克是积极参与了。如果说他的回忆是一种自由的教材,而他的自述则是对这个工作过程的学习报告。并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沉重的付出是值得的。通过他的回忆,高克描述了一个参加政治活动的德国牧师的历史;同时,通过自己所起的作用,为德国新教主义黯淡的历史添加了激动人心的一章。
  
  高克在今年2月又出版了他的新书《为自由辩护》,这可以看作是他就任德国总统之前送给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一份见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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