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主体性与黑格尔意识主体性内在勾连的揭示，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意识存在及其现实建构。以“感性”思想为中心，马克思从“对象性活动”、“实践”等层面论证了“感性”作为历史活动构建的人类生存前景。由此，马克思不仅超越了费尔巴哈受动的感性存在，而且克服了一切旧形而上学的意识内在性困境。
[关键词]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感性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Ｂ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２５－０５
张婷婷(１９８２―)，女，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早期哲学。(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马克思是否构建了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这个问题在学界争论不休，就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态度及宣布全部哲学终结这点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否则便是无根之作，马克思对哲学的拒斥仅仅应当看做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整个西方思辨哲学的拒斥。这种哲学，抽象地设定意识为人的本质，脱离现实生活。马克思则从整个感性世界出发，从中发展出一套描述生活本身及其历史运动的科学，即感性的历史存在论，这构成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基础。本文试图对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进行文本解读，从分析感性作为对象性活动、实践等入手，描绘这一存在论革命真实发生的轮廓。
一、“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为异化劳动”――对国民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
国民经济学作为探讨私有财产（财富）起源的科学，在货币主义或重商主义那里，将财富的本质归结为对象，即从物的角度去理解，它们都没有意识到，财富作为对象的主体，其本质就是人的劳动。重农主义学派认为土地只有通过劳动才对人存在，这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不过只把农业劳动看做唯一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１](Ｐ７５)到亚当?斯密那里，已经彻底扬弃了特殊劳动，把一般的抽象劳动看做财富的主体本质。《国富论》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此意义上，恩格斯把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就像路德将宗教的本质引向人的内心一样，斯密将财富的本质从物引向人，即诉诸主体性的劳动。“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１](Ｐ７３)至此，财富的外在的对象性本质被彻底扬弃了，国民经济学因此获得“启蒙经济学”的称号，它和近代笛卡儿创立的意识主体性原则有着内在勾连。哈贝马斯指出，自我意识原则和劳动论题不过是现代性主体性原则的两种不同表述。贯彻“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原则的启蒙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在意识中自为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
但劳动在国民经济学那里仍然不是属人的生命活动，而是招致灾难的异化劳动，它实现着对人的彻底否定，“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为异化劳动”。这个结论马克思是从国民经济学范畴规定的经济事实出发，进行现象学还原得出的。“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１](Ｐ５２)工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对象世界，本是确证他生命的力量，现在反成为奴役他生命的异己力量，工人通过劳动占有外部的感性自然界，反而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即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的失去，这是其一。其二，上述物的异化发生在劳动过程中，即人和自己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属于人生命本质的劳动异化为生产行为。工人在此劳动中感到折磨、不幸，且这种劳动属于别人。其三，人同自身的类本质异化。人同自然、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异化，正是这些“对立”的现象，才显现出人的“类存在”的本质。类本质区别于费尔巴哈以意识设定的“类本质”，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生命活动才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异化劳动把自由的生命活动仅仅变成维持生存的手段，使得自然界、人的精神能力变成同人异己的东西，人便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其四，劳动异化三个方面的最直接结果是人与人相异化，人看待人的方式不是以人的关系，而是以工人的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人。“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１](Ｐ６１)异化劳动通过生产人和自然、人与自身的对抗性关系，最终产生了人统治人的对抗性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异化了的存在。
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学是一种存在论，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整个“异化”和“被蹂躏”的现实加以“科学”论证或掩盖。“它把人当作‘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由分工，竞争，和私有财产等等所决定的畸形存在物，这种政治经济学从科学上确证了把人的历史――社会世界歪曲为金钱和商品的外在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性几乎丧失殆尽……”[２](Ｐ９６)这样，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内，更在一种存在论的高度上，批判高扬劳动主体性的国民经济学与近代形而上学的意识主体性的内在共谋，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中内含着哲学批判。
二、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
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生存状态，在国民经济学中表达为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则体现为精神货币（逻辑学）对现代世界的思辨统治，可见，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站在同一立场，即现代形而上学与私有财产的本质同构性。所以，仅仅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还不能完全消除现代性魔法，必须对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哲学进行彻底清算。这一任务无论在青年黑格尔派还是在费尔巴哈那里都未能完成，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节中继续这一艰巨的任务，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入手，指出其错误在于主张“异化的不是人的本质，而是抽象思维自身”。黑格尔把人的本质设为抽象思维本身，也就把二者的区别抹杀了，思维的异化被理所当然地看成人的本质的异化，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不过是在思维中的占有。马克思写道：“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并且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１](Ｐ９９)
由于将精神看做人的真正本质，黑格尔要求将对象世界还给人，以便对人的本质力量重新占有。结果，绝对知识成为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的否定之否定活动。对此，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及，唯一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严肃批判的是费尔巴哈，他用感性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取代否定之否定的东西，但由于历史性的缺乏而最终失败。如何看待否定辩证法，马克思高度重视，认为这不单是形式的问题，更涉及问题的本质。辩证法的功绩在于它“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３](Ｐ３６２)。否定辩证法试图实现对主体概念的变革，主体已经不再指自我意识，而是渗透了历史性原则，是创造和规定人及其产物的历史过程，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劳动概念被马克思高度赞扬。“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成一个过程，把对象看成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１](Ｐ１０１)劳动作为意识外化自身为对象，并加以扬弃的过程，克服了以往主客体外在分离的局面，思维和存在在历史过程中实现了统一。但黑格尔最终将绝对精神作为整个历史过程的承载者，精神窃取了历史的主体性，劳动最终沦为精神认识自身的思维过程，其整个哲学再次跌落意识内在性的窠臼。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１](Ｐ９７)。
总之，黑格尔的劳动存在论，虽试图引入历史性的探讨，但终究脱离不了精神存在论的立场，劳动不过是抽象的思维活动；其次，既然思维的本质为知识，劳动便从先前的存在论高度下降到知识论层面。《精神现象学》中对劳动的考察，即劳动陶冶事物，克服欲望，将人与对象的直接性关系变为间接性关系，自我意识在此过程中得以确立。不仅如此，劳动还引致主奴关系转换，原来无独立自我意识的奴隶通过劳动，确立自我意识，主人因依赖劳动产品反倒丧失了自我意识。在这里，黑格尔俨然已是从经济科学的范畴去看待劳动，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用经济学的生产范畴来取代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劳动，劳动沦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
三、“感性”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发生的生存论转向
（一）“感性”作为“对象性活动”创生“对象性关系”中人之自然存在
无论国民经济学还是黑格尔所探讨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都是一种异化的抽象劳动。在批判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这点上，马克思用感性―对象性活动表达了劳动的存在论意义。他写道：“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１](Ｐ１０５)当马克思指出意识的“纯粹活动”的“设定”已经不是主体，而是感性－对象性的活动印证“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时，他就已经试图对意识主体性原则进行瓦解。劳动既非意识的“纯粹活动”，也非生物性的本能活动，而是现实的对象性活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在此活动中被创生，在此关系中双方各自显现。对象性活动思想表明传统的主体概念在马克思这里遭到了真正的扬弃，主体不再是意识存在，而是对象性本质力量的活动。
感性作为对象性活动，创生人的对象性关系存在。对象在黑格尔哲学中，是意识外化自身的结果，劳动在黑格尔那里便体现为对象向意识复归的抽象思维过程，而马克思认为，对象并非意识设定的抽象物，而是对象性活动中创生的感性自然界，劳动是人在对象中实现自己本质力量的过程。说“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等于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感性的自然存在本身，证实了人的对象性存在本质，同时也印证了对象性活动本身。“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１](Ｐ１０５)自然和人的原初关联在对象性活动中历史地展开，真正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人的历史就是自然史。用对象性活动来阐明人之自然存在的本质，表明马克思已经突破了旧形而上学的意识内在性困境。
通过对象性活动，人之自然存在的本质向我们呈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这是从客观方面来看，从主观方面看，对象所创立的存在物这一基本特性是“感性”因素。“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就是等于说在它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等于说，它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１](Ｐ１０６)自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人的无机身体。因此，人不仅在思维中，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说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等于说人是“感性存在物”。马克思把在自身之外拥有对象和存在物具有感性这一特性等同起来。“感性”成为解释人的本质的一个本体论概念，“人的感觉、情欲等等是对本质（自然界）的真正本体论肯定”[１](Ｐ１０７)。同马克思一样，感性在费尔巴哈哲学中也具有本体论意义，但由于费尔巴哈只从客体方面来理解感性，不把感性看成对象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并且脱离人类历史看自然，这样的自然等于虚无，而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也仅仅是附属的、被动的和遭受苦难的存在物。而马克思将感性看成对象性活动、实践，就突破了传统视域中感性的被动性特性。感性无论作为对象的自然还是主体的感觉，都在此历史活动中不断生成。
（二）“感性”作为“实践”创生“社会关系”中的人之社会存在
在感性作为对象性活动的论述中，马克思表达了人之自然存在的本质，这里，自然不是思维设定的抽象范畴，而是人类现实历史运动中生成的感性自然。但“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１](Ｐ１０７)。人在对象性活动中不仅创生人之为自然的物的存在，还创生人之为人的自身存在，即人的类存在、社会存在。
对象性活动创生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存在，在此关系中自然向我们呈现，人作为对象性存在是受动的。马克思认为，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中还创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此关系中社会向我们呈现，人类自主性由此生成。“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４](Ｐ８１)这里的“我”并非抽象思维设定的自我意识，也非感性直观印证的类本质，而是感性活动中创生的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存在。至此，对象性活动就不再是作为抽象个体与自然的关系，而成了现实个人在彼此交往中与自然的关系，对象性活动因此获得了社会存在的纬度，从而上升为实践概念。
人的社会存在源自他的自然存在，即属人的对象性存在，另一方面，人的社会存在，又是人之自然存在的本质的确证。“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１](Ｐ８３)
自然作为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但对象性活动中会发生物化、异化，对象性活动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肯定，而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间接途径达到的绝对肯定，即它首先通过物化，然后扬弃物化，再回到自身的过程。其中物化这个环节，是消极意义上的否定。唯有对象性活动过程中属人的超越性，即社会性生成，才实现对上述否定环节的积极意义上的再次否定，从而克服物化（异化），实现对自然作为属人之本质力量的绝对肯定。“对象性关系必须成为属人的――社会的关系。才能消除物化。”[２](Ｐ１２９)这里，“感性”思想发动的存在论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象性活动”创生的自然对于个人的对象性关系本质的确证，更在于一种革命实践活动创生社会关系对人的类本质的确证。
感性作为实践活动，创生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存在，这里马克思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超越。费尔巴哈撇开实践活动预设了脱离社会存在的孤立自然和脱离对象性自然存在的抽象社会，再将对象性原则引入社会领域里，用爱的关系来解释人的类本质。人是类存在，但类在费尔巴哈那里，就是“一种内在的，无声地，把许多个人纯粹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４](Ｐ６０)。它是根据抽象的自然联系设定的，脱离历史活动，并无社会性，这种类通过人与人直接注视的直观而得到确证。但当费尔巴哈无法解释现实中用眼睛直接看到的对立关系，即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他又转而求助于哲学家的高级直观。可见，在费尔巴哈那里作为直观的感性，不过是对黑格尔抽象思维的简单颠倒，并未突破意识内在性。而马克思则将社会看成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创生的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属人性，类在马克思这里并不是抽象设定的，而是现实的个人在感性活动中的产物和结果，人类的能动活动扬弃了自然的类本质的原始沉默。自然的类升华为社会，人是社会性存在，感性活动中展现各种意向性关系，一切社会关系都在此历史过程中得以显现，社会不是抽象物，而是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的总和。
感性在马克思这里，作为人和自然在对象性活动中自我创生的历史过程，不是抽象的个人感官所直观的自然存在，这种自然存在中本身早就内含了人在感性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而人在发展中所形成的社会器官中的感性意识，领悟了人的此种社会存在（感性存在），抽象的直观的自然就转为感性的历史的社会存在。如此一来，关于人的本质，就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４](Ｐ６０)。可见，人在马克思这里并非是抽象设定出来的理念，而是处于由实践活动创生的一切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人。海德格尔责难马克思预设人的理念，这种误解在于未能理解“感性”作为实践在马克思那里发动的存在论革命，难免将马克思的思想混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关于这点，马尔库塞敏锐地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正是感性（对象化）这一概念，导致了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革命理论的决定性的转折，因为他把实践的和社会的存在引入人的本质存在中。”[２](Ｐ１１３)人是社会存在物，在这点上，马克思已经自觉地将自身区别于费尔巴哈，但由于《手稿》中“对象性存在”、“类本质”等类似的术语，人们常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误解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可如此理解，马克思从《手稿》到《提纲》的惊人一跃就会令人无法理解。这里，通过分析《手稿》对自然之属人本质――社会性的关注、对象性活动向实践的升华，笔者认为此时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越费尔巴哈，这在《手稿》中明确体现，《提纲》不过是这一原则的概括和凝结。
（三）“感性”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创生自然和社会之统一的历史存在
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加以论证和掩盖的异化、抽象劳动，其物化形式为私有财产，它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着对人的统治，生命活动反而为无生命的财产服务。在此生存条件下，人的意识异化为抽象的纯粹意识，全面的属人的感觉仅仅被一种占有的感觉所替代，人只有以占有对象的方式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的感觉的单纯的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１](Ｐ８３)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批判，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对人的生存状态提出变革要求。感性存在论是这一革命实践的理论表达，共产主义运动则是这一历史活动本身。
马克思在《手稿》的“共产主义”篇集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扬弃自身的运动，是实现自己为他人的存在和他人为自己的存在――即实现人的社会存在――的历史运动，人的自然本质亦在此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有自己的发展阶段，最初形式是粗陋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它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绝对肯定。“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１](Ｐ８１)
在私有制下，人的感觉异化为直接占有，对象不是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而是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己力量，体现为社会权力，国家机器则是这一权力的制度表达。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的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１](Ｐ８６)。人和物之间的原初的对象性关系得以恢复。“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肯定自己”[１](Ｐ８７)。对象世界成为人的真正财富，人的官能将得到解放，人的感觉全面复归，除了这些直接的感觉器官外，还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社会器官”，别人的感觉成为我的感觉。人的感觉的属人性、社会性也得以复活，人复归于他的真正财产就是复归于他的社会本质。共产主义作为这一感性解放的历史活动，它是否定之否定的必然形式和有效原则。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的发展目标和社会形式，不能将其实体化为一个具体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也无须无神论等宗教扬弃的理论作为中介，它直接就是将人和自然看成本质合一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感性意识。通过共产主义这一历史运动，关于“意识的空话”，即以思辨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将终止，而描述这一现实生活、历史运动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才开始。“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１](Ｐ９０)这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感性生存论。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责任编辑：龚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