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线性回归的方式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进行量化研究，并且使用GLS估计方法处理数据的自相关问题。结果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居民的收入占GDP的份额逐渐下降。另外回归的结果发现与国外的结论相反，中国的基尼系数与消费率是正向的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消费习惯以及现阶段面临的民生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率；下降；收入比例；基尼系数；对策
一、引言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全球经济增速大减。而众所周知的是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所占的比重非常的大。因此中国的经济要想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必须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通过拉动内需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扩大内需的方针，例如家用电器下乡等。但是很显然这些政策的结果并不理想。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并未出现大幅度的上升，反而有减无增。同时根据吴忠群，张群群（2011）的研究，中国的最优消费率应该为0.8039.而中国的消费率最高的水平也仅仅为0.5297，远远低于最优水平。同时中国的消费率与国外的数据相比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低消费必然伴随着高投资，但是根据边际报酬递减，中国的经济持续的高增长低消费率很显然难以在学术上得到解释。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并以此提出建议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实践意义。本文力图通过在借助前人的理论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线性回归的方式，将学术界公认的几个对消费率影响较大的因素并加入几个新的变量通过回归量化这几个变量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基础：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这一思想用线性函数形式表示为：Ct=a+b*Yt式中C表示总消费,Y表示总收入，下标t表示时期；a、b为参数。参数b称为边际消费倾向，其值介于0与1之间。凯恩斯的这个消费函数仅仅以收入来解释消费，被称为绝对收入假说。并且在这个公式中b是变量，随着收入y的增加，b是逐渐减小的。也就是说富人的消费倾向要小于穷人，随着财富大量的聚集于少数人的手中，消费量是逐渐下降的。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指出人们当期的消费大小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当期的收入，而是由人们对整个生命正周期的一个预测而决定的。也就是说居民在消费的时候不仅考虑到当期的收入同时还会对未来的收入进行预期，并根据这个预期决定当期的消费。如果人们预期到以后的收入可能会下降，那么他们就会削减当期的消费。
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消费率的研究。韩海燕，高昂（2009）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预期收入的不断降低、居民传统的消费观念及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等。陈大志，金学雯（2010）认为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结症是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不完善的消费环境，滞后的消费政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消费品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樊明（2008）基于中美经济制度的不同，指出中国消费率下降的政治因素。邹红，愈开志（2011）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马?，潘宏（2011）影响消费率变动的因素主要有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经济增长模式、居民收入水平、住宅销售价格等。廖培任（2011）认为物价上涨，人口老龄化，房价增长过快，住房压力增大是影响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徐永兵（2005）居民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影响消费率的两个主要因素。陈小霞（2010）指出利率也是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曾辉，石艳华（2009）使用住宅购买支出调整了居民最终消费数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倾向在1999年之后是上升的，这点和流行观点是相反的。
从现有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对于影响消费率的因素的分析尚且处在理论阶段，目前没有学者量化消费率的影响因子。这就导致很难确切的知道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也不利于对策的提出。
三、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综合以上文献和相关理论，对中国消费率有较大贡献的因素包括收入占GDP的比值，以下记做收入比、城乡收入比、CPI、城市化率、公路里程、基尼系数，人口老龄化等。由于人口老龄化率在1990年以前的相关数据不易获得，这里不考虑。这样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收入比、城乡收入比、CPI、城市化率、公路里程、基尼系数。基于国家统计局从2006年开始就不再公布基尼系数，而本文的样本数据一直到2010年，所以对于2006年以后的将借鉴R.M.SUNDRUM 在《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书中的计算公式，运用分组加权法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
其中：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G1、G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P1、P2分别表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占总人口比重；U1、U2则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U 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由于样本数据的数值差异过大，所以在模型中对各个变量均取对数。这样模型的数学形式为：y=c+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μ。
式中，y为居民消费总量与GDP的比值，即居民消费率，x1至x6依次为收入率、城乡收入比、CPI、城市化率、公路里程和基尼系数的自然对数，μ为随机扰动项。
四、数据与估计
本文选择1981―2010年的年度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原始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限于篇幅在此省略，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要（见表1）。
应用Eviews 软件根据以上数据对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
式下括号内分别是各变量（包括常数项）的p值和t值。
R2=0.984199，调整后的R2=0.980077，F统计量值为238.7694，Prob(F)=0，看起来结果不错。但是DW统计量=1.504843。查表可知该值处于自相关检验的盲区。为此，为防止可能出现的自相关问题，使用GLS方法进行补救。首先根据DW=2（1-ρ）（其中ρ是相关系数）得ρ=0.25，然后对原方程进行如下变换：
令Y=B0+B1X1+B2X2+B3X3+B4X4+B5X5+B6X6+v。
其中：Yt=yt-ρyt-1，Xit=xit-ρxit-1，vt=μt-ρμt-1，i=1,2…6;t=1982,1983…2010。
对1981年的样本做如下变换：
括号内数值的含义同前。R2=0.975781，调整后的R2=0.969463，F统计量值为154.4456，Prob(F)=0，DW=1.7，查表可知GLS回归基本消除了自相关问题。根据显著性检验可以知道变量X3和X5不显著，故最终结果为：
Y=-0.768+ 0.958X1- 0.1942X2- 0.276X4+ 0.242X6。
五、结果和解释
由以上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占GDP的比率对消费率的影响最大，接近于1。其次是基尼系数，接着为物价水平。而公路里程数对消费率的影响很小，可见居民的消费率的大小与消费服务的便捷程度之间并无显著的关系。城乡差距是消费率较低的一个诱因，此外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城市化并没有带来消费率的提高。
对上述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1.中国的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收入占GDP的比率在下降。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增长，但是居民收入占GDP的比值却在逐年下降。这点可以从以下的图形中清晰的看出。收入占GDP的总体趋势，在样本的时间段内是下降的。由于收入率的作用非常的大，所以消费率也就随着收入率的下降而下降。
2.在回归的结果中，消费率与基尼系数成正比，这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相矛盾，但并不是不可理解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最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行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以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当中国出现贫富差距之后，先富的人掌握了大量的财富，而且他们大量消费各种奢侈品，例如今年春节期间，有媒体就报道中国的富人共消费奢侈品达到12亿。与此同时，平常百姓由于面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压力，所以即便有多余的财富他们也会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他们的消费倾向并不会比富人的大。这样基尼系数越大，中国的消费率反而越大。
3.物价水平与消费率也是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主要消费是生活必需品。而这种消费属于一种刚性需求，并不会因为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而出现量上的大增或者是大减。所以当物价水平上升时，消费额的货币总量就会上升，这样消费率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上升。
4.城乡的收入比和城市化率与消费率成反比。城乡的收入差距越大说明农村的生活水平越低，由于农民的的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更低，所以城乡收入比越大，消费率越小。同样由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是以在城市居住满一年的常住人口和农村常住人口的比率来计算的。但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流动性非常的大，已经达到30%，因此很多城市增加的常住居民其实都是没有户口的农民工，也就是说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由不具有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推动的而非由具有城镇户籍的市民为主导，这部分人的购买力是非常低的。所以城市化率越高，消费率反而越低。
六、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分析结果和结论，现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理顺各种收入分配关系。首先应该努力扩大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率，使得居民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其次，运用多种手段提高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抑制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再分配机制缩小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
2.扩大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普通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领域，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这方面的前景很大。首先要扩大生产、适当增加进口，保证供给充足；其次要发展、完善消费品市场和公共交通设施，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消费条件。再次是要为居民扩大消费和相关企业的销售提供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扶持。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要抑制不合理消费特别是过于奢侈的消费和过分的公款旅游等非法消费，对前者可以使用税收等手段进行限制，对后者应予以打击。
3.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为农村和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努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逐步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实行普遍国民待遇，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三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2]韩海燕,高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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