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西诗歌的历史流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大致不差的结论，那就是诗歌日益客观化。这种现象与创作缘于主观的习见看似矛盾和悖反，但从现代主义者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开始，里尔克的“事物诗”，一直到后现代主义者威廉斯的“思想只在事物中”，朱可夫斯基的“客体主义”诗歌，阿什贝利的“尊重事物本身”，都在反映出西方诗学中对还原事物本真面貌的诉求日益成为主导。而在汉语诗歌之中，尤其是朦胧诗之后，从第三代、九十年代前期的个人化写作、九十年代后期的客观化复调写作，到七十后对异化事态的默默认同、新世纪网络诗歌的语言狂欢。诗人们不约而同地对意识形态所塑造的“第二自然”实施了大面积大规模的“祛魅”。汉语诗歌从过去依附于“宏大叙述”逐渐过渡到游戏于“微小叙述”，回到生存现场、个人处境、身体、语言，汉语诗歌似乎有望回到“事物本身”。
在这种从政治诉求到世俗生活、从整体向细节、从抽象向具体落实与转化的过程中，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经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汉语诗歌内部的自身平衡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而这种无声无息的过渡，暗合了世界诗歌渐次客观化的趋势。此间，诗写者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有着极其重要和内在的影响。南方土地的零散性、人居的部落化、气候的潮湿和发达的水系、自古盛行的耽于逸乐的生活情调、缓慢细致优雅的主体性格、方言的固执遗传，都在或隐或显地参与着当代汉诗的精神形塑和“对共同体的领会”。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所扎根的土壤则是其创作的必然背景，渗透和制约着他的思想质地、审美立场、意象选择和语言运用等各个方面。在反对总体化的时代语境中，试图缕清南北两种诗美学的差异，显然是很有一些风险的。在写作的现场和理论的提升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空隙，然而，这个空隙也许正是观察得以驰骋目力的领域所在。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分析了先秦时期北方学派的儒家精神和南方学派的道家精神之间的区分，并由此洞见了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在艺术气质上的差别：“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于是，“深情”与“想象”就构成了北人与南人总体精神差异的关键要素。而粗略地分析下去，我们可以发现两者的主要表现所在。首先，两种美学所赖以生存的文化思想的底蕴不同。北方的文化思想和大一统的政教理想密切相关，南方的文化因远离政治中心，以及原始宗教所带来的繁盛的“巫文化”，而更加注重个体的感受性。文化思想的差异又进一步规约着各自美学风格的表现，正如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所言，北方诗歌“重乎气质”，南方诗歌“贵乎清绮”。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北方精神的伦理视域与南方精神的想象力究竟从何而来?要考察两者思想视域在生活世界中的起源，就要将其置于与生活世界的总体境域的关联之中。北方的地形构成多为一望无尽的平原，人们采取的是历史悠远的单一的定居农耕生活方式，空气干燥。能见度高，由此赋予北人基本通透无碍、一览无余的观照能力。在平原与丘陵之外，拔地而起的大山君临万物又聚集万物，使得北人的界限感和秩序感天然地清晰稳定。在这样一种无限透明的状态下，一切都是可见的，想象力所能周旋于其中的模糊和晦暗区域很少，甚或无法存在。充盈的光明让眼睛失明，一切均被言说无遗，又同时被遮蔽。头顶的天空仰之弥高，强化着人们对秩序的敬畏与渴望。
与北人在平原上长期的定居农耕生活不同，南方地形的复杂、荒蛮，丘陵、森林、沼泽与湖?自星罗棋布，使得农耕文明无法成为主导，生活方式呈现多样化。同时，复杂地形的巴尔干化和浓重的湿气又导致了视野边界的模糊，这些使得南人的视域特质获得了一种巫魅和不透明性。那种与湿气相应的弥漫的浑沌感，使所有企图为“浑沌”赋予形式的努力，都会被视为一种对事物本真丰富性的“机巧”的剥夺，非等级化、无分别、无对待的齐物论成为南方精神的内核。这种视域的晦暗与浑沌使想象力获得了足够的运作空间，这恰恰和地理上的局促相反，当然，这种广大无限的空间也是由想象力构成的。因此，南方诗人更愿意持有里尔克式对事物的“倾听”，而非“观看”，更愿意静静地置身于“万物的伟大静息”之中。里尔克曾在《论“山水”》一文中让人记忆深远地阐述过这种情感的客观化：
“人不再是在他的同类中保持平衡的伙伴。也不再是那样的人，为了他而有晨昏和远近。他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这就是说，经验不是将物的神秘本性消解在抽象思维之中，而恰恰是在无限靠近物的本性的同时，保留其原初的奥秘。
可以说，究其实，南方精神与北方精神一样，都是整全境域，但其思想境域是有着其各自限度的，对此，我们不得不加以警惕。这种限度首先表现在上文所述的北方诗歌缺乏想象力和南方诗歌缺乏伦理情怀上。不过，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展，人口流动及文化渗透。通过思想和文化的地域传播，有可能再次出现像屈原那样融合南北的大诗人，达到情感与思想的联姻，美学愉悦与道德担承的平衡。能够理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所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总体化的抵抗，但我们是否意识到，在审美救赎业已失效的今天，单单靠“纯洁部落的方言”，是否真的能避开技术主义的陷阱?
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时代就会一再向诗人发出作为见证者的要求，迫使一代代诗人重复地回到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如何平衡的老问题上来。历史的暴力总是强行打断诗人孩子般纯洁的语言游戏与欢乐美学，使诗歌对应于时代困境，而时代律令往往又是急迫强制、不容分说的。诗歌作为语言指谓，当然要满足其基本的美学要求，还要同时满足时代的道德承担的要求，把人类理性景观包括进去的形而上要求，最后还不能忽略任何情况下真实的人类激情的心理要求，这几乎是不堪重负的非人的诗学。置身六十年代末期警察与民权运动不断流血冲突的北爱尔兰，诗人希尼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一辆坦克。然而，他同时充满信心地指出，在另一种意义上，诗歌是无限的，它证明了人的独一性，它开采埋藏在每个个体化生命基础上的自我的贵金属。诗歌并不直接为应写什么而辩护，而是以扩大诗人自身和读者的意识来承担道德关注，它使读者反省自己的道德立场，把读者变成“同谋”。无独有偶，置身动荡不安的东欧的波兰诗人米沃什，也强调诗人在时代见证与个人愉悦之间的平衡。他说，“诗人是一个既飞在地球上面从高处观望它、同时又能够巨细兼察地观望它的人。”他对双重视野的强调是要求诗人既超 越又深入地对待事物。“要拥抱真实，使它保存在它古老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纷纭之中，只有通过一种距离，只有翱翔在它上面。才是可能的……”诗歌对现实的“介入”需要道德力量与美学力量的支撑，这种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道德承担必须以美学诉求为前提，才可能使得诗歌避免被外在力量所利用。而转向人性的反面。这种诗歌之内的道德承担就是真诚而审慎地使用语言。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教给自由的人们在岁月的监狱里如何赞美”。也就是如何在灾难即将发生的模糊意识中开始去重视混乱之上的秩序。
比较于西方诗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当代汉语诗歌中南方精神的实质以及美学资源。当代诗歌中的南方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定在”，毋宁说是一种正在建构中的秩序。而南方诗歌中弥漫着的对语言过分的迷恋，大抵与上述所提及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自律诉求脱不了干系。词与物的加速分离已经导致了诗歌难以企及存在本身，难以对切肤的生存经验实行古希腊艺术中那种“痛苦赋形”。因此，南方精神若要真正成立，那就必须加入北方精神的粗砺、大气，对真理真相的直捷切入，重新使诗歌恢复与存在的有机关联，而不是仅仅在潮湿逼仄的后花园里俯仰徘徊、浅唱低吟。而事实上，南方精神本身就难以脱出北方精神的渗透和修正，比如在南方诗歌中普泛流传和吸纳的叙述、伪叙述诗美学，就起源于北方诗歌，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交流互动日益平凡的今天。任何事物都难以说仅仅是其自身，任何文化中也必然包含异质文化的因子。诗歌中的南方精神和北方精神也是如此。将二者本质主义化，是另一种危险，需要警惕。我们需要对万物各在其位互相效力的因缘整体有所领悟。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里就反映了这种共生与融合的思想，他在评述了南北文艺各自偏重“清绮”与“气质”的特点后说：“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也。”要达到这种取长补短的“完美”结合，前提是一个开明的环境，唐朝恰好如袁行霈先生所言，“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文风，造就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在思想上，道家、儒家、佛家等多种思想的杂糅并存，宗教信仰上的多元化，使得以往呈对立状态的南北地缘美学自此真正地相融互补、平等共处。而我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交往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重返，大众媒介的发达使得艺术创作本己的游戏性释放成为普遍易得之事，僵化的总体性规约已逐渐有所松动，诗歌中多元精神的互渗融合，将使诗歌内在的美学游戏与外在的历史承载重新走向一个更为健康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