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余日福其人其事的，也许并不多。但是，他4年前发出的那句“谁来管纪委”的雷语，流传甚广，当年被网民称为“敢叫板纪委的第一人”。 此人乃监利县县委前书记、后升任湖北省粮食局副局长。这位曾坐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怒斥纪委腐败的“堂堂君子”，终于也没能逃出腐败的泥淖。据悉，余日福的贪腐劣迹多发生在其任监利县县委书记期间。
7年前，在前任县委书记杨道洲和杜在新相继落马后，余日福临危受命，履新监利。他大刀阔斧，强势作为，给当地官员留下的印象是：“想干事，敢干事，会干事”；一位监利县政协领导还公开称赞他是“监利历史上最具有改革精神、经济头脑、最有工作能力的县委书记”；当年地方媒体是这样肯定他的办事作风：“既有张扬的个性，又有惊人的魄力，他用铁的手腕拯救了暮气沉沉的监利!’，客观地说，余日福在监利县委书记的职位上，也不是那种行尸走肉、无所事事、“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庸官懒政，问题是他干了哪些事?所干的事又在多大程度上为民谋利、为民造福?咱且不说余日福在贪欲驱使下的经济受贿(那是湖北省纪委查处他腐败的铁板钉钉的事实)，就拿他强势作为，也可窥视其贪腐的某些病理。在此不妨列举一一。
其一，狂热病。症状：拼命建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余日福主政监利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靓化江城大道，把原来4车道扩建为6车道，原预算投资2700万，后又追加800万。当地百姓啧有烦言：“为了一巴掌宽的靓化工程，花了3500万，划算吗?”另一大手笔是常安步行街的建设。为了把这条750米长的商业街建成“全省第一县级步行街”，余日福更是赤膊上阵，不顾民族宗教政策，动用200余警力、4台推土机、40多人的强拆队，将5座回民墓地强行“搬家”，至今仍留下后遗症，上访屡屡。再看给余日福带来巨大“政治分”的监利工业园区，花了10多亿，对外号称招商引资第一年就超过10亿。其实，建成第一年的税收才8万元，30多家企业开工的不足三分之一，如今放眼望去，许多地块依然是荒草丛生，依稀凄凉。这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其说是给监利添彩增色，毋宁说是替余日福涂脂抹粉，使得他的升迁有了足够的政治资本。
其二，色盲症。症状：在繁复的“政治色谱”中，唯独看不清民生这一“底色”。按理说，在“政治色谱”中，色素最强、色块最大的应是民生的“底色”，然而，大凡贪腐者都是患有色盲症，对民生视而不见。余日福亦不例外。在监利县城，最为壮观的建筑不是学校或体育馆，而是余日福主持建成的造价过亿的政府大楼。这对一个年财政收入仅3亿的贫困县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与此截然相反，这些年，余日福对人口密集居住的老城区则是几乎没有投入资金予以改造，破旧不堪，危房甚多。城区的面积越摊越大，而配套设施“缺位”，使得城市功能先天不足。2008年一场雪灾，导致整个城市几乎瘫痪，无电无水，交通停运，垃圾满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试问：余日福不把民生视为执政的核心内涵，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实力”、“提高城市品位”，从理性的层面看，有多大的政治诚意?从实务的层面看，又有多大的利民价值?
其三，自恋癖。症状：严重脱离群众和基层干部，唯我独尊，搞“一言堂”，顺昌逆亡。刻意与群众和基层干部保持一定的距离，成为余日福从政所恪守的一条“定律”。他在监利任职期间，长期入住阳光大酒店的608号总统套房，而且多年工作存有“三少”：少接电话，少下基层，少找人谈话，即使下级要汇报工作，也只能靠短信往来。在班子会议上，他的话便是“绝对真理”，容不得他人有半点异议。如2005年8月，余日福“力排众议”，执意要把监利县最好的两所高中――监利一中和监利中学卖给一私人掌控的翔宇教育集团。监利中学的几位教师联名举报余日福“卖了学校、坑了孩子、误了教育”，结果被余日福指使警方以莫须有的“赌博罪”治安拘留5天。如此“自恋”到了忘乎所以、漠视法律和人权的地步，决计不配“党的领导干部”的称谓!
党的领导干部理应具备“干净”和“干事”这两个基本条件，前者彰显着政治素质，后者标示着工作能力。倘若手脚不“干净”，以权谋私，当列腐败分子范畴；而“干事”不讲“立党为公”、“以人为本”的宗旨，罔顾民生，无视法律，自亦归入贪腐一途。――余日福堪称一部中国县级行政区域官场贪腐的样本，权当“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