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道教概况 道教何时传入新加坡，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学者根据碑文史料推论在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后，就已经有了华人庙宇。然而当时的庙宇，创立者和管理者都不是道士，但从所供奉的神明上来看，这些华人庙宇无疑属于道教信仰或者成为世俗化的道教信仰。
有记录可考的专业道士南来执法是在19世纪20年代。不过这些道士和当时新加坡华人社会一样，都以各自方言来诵经，并以此区分成不同方言群的道士，大体为福建帮、福州帮、兴化帮、广府帮、海南帮、客家帮。另有潮州方言群传统上由善堂之经师主理法事，因而没有道士。至今新加坡本地的道士仍然延续着各自方言群的经忏和科仪，呈现出“福建帮”、“广东帮”、“海南帮”三家分立的情形。
文化的移植伴随着人群的迁移而产生，但是新加坡早期移民多是下层苦力，其文化移植往往是零散的、缺乏系统性的。因此，新加坡道教从一开始便以分散的状态而存在。再加上新加坡的道士都是火居道士，不住庙，在自家设立道坛，靠为信众超度打醮或者为庙宇主持科仪法会来谋生。因而同方言群的道士之间也存在着生意上的竞争关系。
除了道教内部三足鼎立的形式之外，新加坡道教还面临着与其他九大宗教和谐共处并相互竞争的关系。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五百万。其中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都是华人，剩下的还有马来人、印度人、欧亚裔等等，称为四大种族。各种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目前受政府承认的共有十大宗教：道教(Taoism)、佛教(Buddhism)、回教(Islam)、印度教(Hinduism)、犹太教(Judaism)、基督教(Christianity)、锡克教(Sikhism)、巴哈伊教(Balla‘i)、拜火教(zoroa strianism)及耆那教(Jainism)。华人信仰最多的是佛教、道教、天主／基督教。因而，道教与佛教和天主教／基督之间的竞争关系最为明显。
新加坡曾是英国殖民地，英殖民政府采取各种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华人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1965年建国后，虽然华人仍旧占绝大多数，但是因为政府逐步采取英文教育的政策，华文学校全部关闭、英文教育得到普及，华人传统文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首当其冲的就是道教。根据政府每十年所作的人口普查报告，华人人口中，信仰道教的人数从1980年的30％下滑到1990年的22.4％，并于2000年跌落至8.5％。虽然2010年，道教徒中华人的人数略回升至11％，但前景仍不乐观。信仰佛教和道教的总人数从十年前的64％跌落到57％。大部分新加坡华人并不能清楚地区分佛、道信仰的差异。佛、道信仰可以在华人身上并存。从佛、道总人数来看，华人的传统信仰在过去二十年中，颓势显而易见。而在过去十年，新加坡华人中信仰基督教者从十年前的17％上升到20％。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其英文传播条件已经非常成熟；而道教作为至今仍仅限于华人圈子的宗教，如何向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传道，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除了英文教育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外，西方宗教强烈的进取性使他们在争取信徒方面遗力不余，也给佛、道二教的传播造成极大的困扰。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为了争取信徒，基督教牧师在布道时发表诋毁佛、道二教的言论，甚至在网络上传播。这些有损宗教和谐的事件也一度引起了政府内部安全局的注意。去年发生的这类事件以牧师向道教领袖公开道歉而结束，但是华人传统信仰所遭受西方宗教文化的冲击，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总而言之，道教来到新加坡这块新的土壤上之后，需要适应当地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更要应对英文教育、西方宗教的冲击和调整。具体来说，道教既要保持与其他九大宗教的和睦共存，又要应对宗教间的竞争，而不同方言群道士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削弱了道教的凝聚力。这一切都说明道教在新加坡，面临的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从诵经班到道教学院
――新加坡道教公共教育的起始
新加坡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和谐准则》中就强调了“国家的世俗性”：“我们将始终如一，确认国家的世俗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尊重各人的信仰自由，既增广共同空间也尊重彼此的差异，促进各宗教间的沟通。”
世俗国家的性质以及多元宗教信仰共处的国情，使宗教课程不可能被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中来。各个宗教的教育任务都必须由教内人士自己承担。
道教传统上采用师徒传授来宣传教义、繁衍组织、扩大影响。新加坡本地正一道，延续了这样的传统，资历较深的道士大都在自家设坛收徒、培养传人。所收之徒都是本方言群的道士，不少道坛更是以家族传承为主，如福建帮的混元道坛、西龙道坛，自在新加坡创坛后，父子相传、叔侄相传，至今已传至第四代。虽然偶尔也有公开收徒，但并没有形成主流。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加坡的基督教、天主教设立了不少神学院，佛教也开设了佛学院。道教师徒私授的教育方式，显然落后于其他宗教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教育理念，使道教的传教、收徒、传播等都受到了局限。
新加坡道教界从第一个全国性组织“新加坡道教总会”成立之后，教内人士便开始思考如何采用“社会教育”的方式来弥补师徒授受的不足。“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既不同又相关联的概念。所谓“学校教育”是指“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的，以影响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学校教育是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对的概念，专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是教育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系统地培养人才，作为宗教学校，更是以培养献身宗教的出家人或者传教者为主。而“社会教育”并不限于出家人或者传教者，其受众更为广泛，介于系统教育与文化普及之间。总而言之，道教的“社会教育”是为了弥补师徒私受的不足，更是“学校教育”的一种扩展。
新加坡道教社会教育的雏形起始于1992年在女皇镇忠义庙成立的“道教诵经团”。
1990年，在第一个道士组织“三清道教会”的倡导下，新加坡第一个全国性道教社团“新加坡道教总会”正式注册成立。@根据其章程，道教总会属下分为宫庙会员和个人会员，宫庙会员以庙宇的名义加入，每间庙派出两位代表，所有代表都有机会进入理事会管理层。这一章程，避免了因庙宇人事更换而产生的纠纷，确保了道教总会作为道教宫庙最高代表的地位。但是作为民间团体，这一地位能否得到大部分庙宇的拥护?道教总会能否起到带领作用?在当时都还是个未知数。为此，道教总会开始积极地到中国学习取经，经过几次拜访，与北京白云观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1992年，女皇镇忠义庙首次成立“道教诵经团”。道教诵经团一开始由本地道士以福建话教授经忏。没多久便意识到方言在新加坡已经被边缘化，政府倡导普通话，如果延续方言群的传统，不 但无法吸引到年轻人，更难以建立道教总会的公信力。为此，道教总会当机立断，邀请北京白云观黄信阳道长及陈信一道长来新加坡，聘任他们为导师，教导全真经忏。道教诵经班首次开班，就吸引了五十多人参加。这些人不分年龄、学历、籍贯，共同学习道教经忏，为道教今后的传播初步奠定了基础。
“道教诵经团”的成立，将全真道首次引入新加坡，同时宣告新加坡道教进入了公开传道的历史阶段。继女皇镇忠义庙之后，韭菜芭城隍庙也成立了自己的诵经班，同样以普通话教授全真派科仪。
“道教诵经团”带动了本地信众学经、诵经的热潮，但是从长远的道教教育来看，其功能十分有限。实际上，创立道教学院的愿望自从道教总会成立伊始便已经提出了，但直到2007年年底，创办道教学院的计划才在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的推动下正式付诸实施。
道教学院院址暂时设于三清宫二楼。三清宫是韭菜芭城隍庙的附属机构，建于2003年，也是陈添来领导的庙宇之一。三清官前部为道教庙宇，后部是供奉祖先灵位及骨灰的怀思堂。“怀思堂”作为新加坡第一个宣扬道教信仰的骨灰塔，为三清宫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这些收入一部分用于维持庙宇的日常运作，另拨出很大的款项用于道教学院的支出。陈添来作为道教总会会长和三清宫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为道教学院赢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使学院既能够取得教内的认同，同时也无需因经济困扰而受制于人。新加坡道教学院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新加坡道教学院发展历史与课程设置
2007年年底，新加坡道教学院向政府注册为公共社团。之后，迅速建立了简单的管理团队，包括院长、副院长和学术主任。另聘请了图书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2008年年底，道教学院与“三清道教图书馆”同步开幕。参与开幕典礼的既有国家政要也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中国及东南亚各国道教团体也寄来了贺信贺词。新加坡道教学院的开幕，正如道教学泰斗卿希泰教授所言：“目前乃是在海外创办的第一所道教学院，……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大事情。”
2008年年中到2009年年底，新加坡道教学院开设了一些尝试性的短期课程。课程目标受众是对道教感兴趣的社会人士，不分年龄和学历背景。这些课程从道教经典到道教养生、从老子哲学到道教文学，每门课程连续上课六晚，每晚三个小时。大部分课程以华文授课，少部分以英文来授课。每一次短期课程都能够吸引不少听众，少则五、六十人，最多的一次达到一百八十人。
短期课程的顺利开设，给了新加坡道教学院很大的信心。但短期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它的讲题比较分散，受时间所限也无法深入地讲解每个课题。这直接促成了一年制道教课程的出炉。2010年，道教学院正式开设“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分上下两个学期，共开设五门课：道教历史(先秦至唐宋)、道教经典选读、道家道教哲学、斋醮科仪和书法。每个课程至少三十六个课时。这些课程都属于道教基本课程。学生可以选择修读全部课程，也可以选读个别科目。2011年，继续举办“一年制道教专题课程”，分上下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各五门课。除了斋醮科仪和书法贯穿两个学期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周易哲学(上)、道教神学概论、道医养生，下学期开设了周易哲学(下)、道教经典选读、道教艺术。2011年下半年，为满足新加坡社会受英文教育者的需求，新加坡道教学院首次开办以英文授课的“道教文化课程”，但只有一门课，也是三十六个课时。
除了一年制道教课程，短期课程仍然穿插举行，尤其是在两个学期之间的假期，会特别安排短期课程，使那些无法参与长期课程的人仍然有机会学习道教知识。
此外，在道教学院成立之始，便设立了“文化大讲堂”节目，以讲座的形式邀请学者、道长或者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来主讲各种课题。“文化大讲堂”内容涵盖面更为广泛，它立足于中华文化，包括儒释道三教甚至各种社会课题均可以开办讲座。讲座这种灵活的形式，是对短期课程、一年制课程的一种有益补充。短期课程和文化大讲堂都有英文授课的部分。
总之，新加坡道教学院所开设的课程主要分为三类：一年制课程、短期课程、文化讲座，以华文讲授为主，穿插英文讲授课程。
新加坡道教学院教育理念与现实困境
新加坡道教学院最初创立时，最先了解了中国道教学院、上海道教学院、成都青城山道教学院等中国大陆道教界办学的模式。最初设想是像上述道教学院一样面向道教教职人员，给本地正一道士提供进修的机会。但是，新加坡道士数量不多，又分属于不同的道门派别，平时忙于各自道坛事务，无暇或无兴趣进修道教知识。新加坡道教总会和新加坡道教学院属于民间社团，颁发的文凭对他们的生计和工作又没有多大影响力。新加坡道教学院遂放弃了最初的计划。
之后，道教学院管理层又到新加坡佛学院取经。新加坡佛学院成立时间比道教学院略早，正式成立于2005年，培养教内出家僧人。佛学院的创办宗旨是培养精通中、英双语，有能力从事弘法管理和佛学研究的僧伽人才。其招收的学生不限于新加坡，还有来自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年轻僧众。中国的学生由中国佛教协会负责招生。@新加坡道教学院在听取佛学院的经验之后，也与中国道教协会联络，商讨是否能够走与佛学院类似的教育之路。但是，首先受到场地的限制，道教学院目前无法提供学生宿舍；其次，学生学成之后的去留问题，暂时无法很好地解决。
为此，新加坡道教学院决定根据自身的情况，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走一条面向信徒、居士和公众的社会教育之路。
道教社会教育，并不是新加坡道教学院的首创。香港道教学院早已在20年前率先走上了这条道路，并创造了20年的辉煌。2010年春天，新加坡道教学院特别前往香港道教学院、香港蓬瀛仙馆道教文化中心实地考察和学习访问。香港与新加坡一样都是港口城市，也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不相上下。香港的办学经验坚定了新加坡道教学院走上社会教育之路的信心。
香港的经验是一份珍贵的参考资料，但新加坡毕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新加坡道教学院在确立了“社会教育”的发展目标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不少难题。
1 学生背景的复杂性
2010年一年制课程全部学生共96人，最大的72岁，最小的8岁。2011年报读一年制道教课程和道教英文课程共有155人，年龄最大的88岁。40至60岁的人是学生中的主流。这些人中大部分已经退休，因此有时间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其他人则有稳定的职业，不需要为工作和家庭忙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学校接受的都是英文教育，能够对道教信仰产生兴趣，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学生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有医生、教师、商人、中医师、公务员、的士司机、会计、股票经纪、家庭主妇等等。他们的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有中医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大学本科，也有中学 毕业甚至小学文化程度。
学生背景的复杂，给课程的设置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 课程设置的系统性有待完善
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背景学生学习道教知识的愿望，在设置课程科目时，尽量涵盖比较广泛的内容。这些课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开设。比如第一年的道教文化课程：道教历史、道家道教哲学、道教经典――老庄等等，都是基础课程。第二年进入到专题课程，道教神学概论、周易、列子、道医养生、道教艺术等等，是在基础知识上的进一步深化。
学生中有约五分之一属于核心群体，他们是道教学院的忠实拥趸，几乎所有课程、讲座都会参加。其他人则是流动群体，他们会有选择性地来参加一些科目、讲座及活动。稳定住核心群体，吸引更多流动群体是道教学院的目标，因此所开设的课程首先要满足核心群体的需要，这就决定了课程内容必须避免重复，即使科目重复，老师也不能重复。也就是说，课程虽以一年为单位，但其实学生可以一直读下去。
这样的课程设置理念满足了现实性的需要，但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就是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除了第一年有系统地开设了基础课，之后的课程都是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开设哪些专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本身的专长。其次，短期课程与一年制课程只是时间长短的区别，并非系统性上的差异。道教学院共有四位老师居住在本地，其他课程的老师则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洲、美国等。外聘老师受到时间的限制，很多无法兼任长期课程。
这一难题目前并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只能期待道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每年都可以招收到新的学生，才有可能建立系统的教学模式。
3 教内师资力量的缺乏
新加坡道教学院是一个由宗教机构开办的宗教院校，“弘道”是始终不变的职责，这一点是与世俗大专院校最大的区别。秉持着这一理念，在聘请老师时，学院原本计划邀请专家学者和教内高道人数各半，共同执教。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教内道士授课的次数远远低于专家学者。
以短期课程来说，道教学院共举办过十次短期课程，只有三次是由不同地方的道士来授课的。一年制课程中，除了斋醮科仪是由韭菜芭城隍庙诵经班导师任课外，其他课程几乎都是大学教授、研究员或者退休老师授课。
道教学院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教内师资力量的缺乏。教内虽然不乏具备深厚学识修养的高道，但很多人也同时担任道观的重要职务，分身乏术。另外，绝大部分道士本身没有经过教学的训练，在把自己的修道体验转化为知识传授给他人时，很少能够得心应手。这也是道教学院只能从大学和研究所聘请大量老师的主要原因。
教内高道与专家学者人数的不成比例，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术理性与宗教情感的失衡。
4 学术理性与宗教情感的失衡
无可否认，不少学生并不是道教信徒，他们是带着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对祖先历史的好奇、对道教信仰的疑问来参加课程的。把这些人吸引到道教中来就是道教学院的重要职责之一。因此，道教学院走向了公众教育之路，虽然不是培训专业道士，但培养学生的宗教感情、树立修道信念仍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教内高道带来的宗教课程远远少于专家学者带来的学术课程，这在培养学员的宗教情感上弊大于利。很多老师虽然具有专业的学术知识，但他们始终把道教当作研究对象，他们的某些论点与教内自身的论点是相悖的，某些论述甚至伤害到道教徒的感情。
如何兼顾学术理性与宗教情感，是道教学院目前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未来计划与前景展望
尽管面临着上述办学中的难题与困境，新加坡道教学院毕竟获得了各地道教宫庙、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支持。他们对道教学院的开设给予厚望，如知名道家学者陈鼓应教授就认为道教学院的开设是在创造历史。2010年初，在出席道教学院一年制道教文化课程开学典礼时，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的杨荣文先生，对道家道教文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道家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他也肯定了道教学院不仅仅服务于道教徒的理念，认为道家是华人思想与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希望道教学院能够在弘扬道教和道教思想方面，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杨荣文本身是天主教徒，也是政府的高级官员，他的鼓励和支持也反映了政府希望提升本地道教信徒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的期许。因此，道教学院仍有着很大的发展动力与前景。
新加坡道教学院的发展没有现成的道路可以模仿，但却可以在摸索中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根据新加坡的特点，道教学院未来的发展将着重于：道士教育与公众教育齐头并进、知识的公开传播与师徒传授形式相结合、文化普及课程与高级学历文凭课程相衔接、英文课程与华文课程并重。
道士教育与公众教育齐头并进。目前道教学院的学生都是社会公众，虽有少部分道士前来修课，整个课程的设置仍是以公众教育为主。道教学院计划待时机成熟，开办道士训练课程，与公众教育齐头并进，互为补充。
文化普及课程与高级学历文凭课程相衔接。目前所有课程颁发的都是道教学院的证书，无论在教育界还是道教界都很难得到广泛的承认。为此，道教学院积极地寻求与正规高等院校，尤其是有雄厚道教研究基础的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包括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等。道教学院计划开办研究生班，将优秀学生送往这些高等院校继续进修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些学生学成归来，可以成长为道教学院自己的师资力量。从长远来看，对于建构系统性的课程，有积极的作用。
英文课程与华文课程并重。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目前仍然以华人为信仰的主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道教学院都以中文来授课。但是新加坡道教学院必须走双语教育之路。这是很大的挑战。首先就是老师的匮乏，能用英文教授道教哲学和历史的学者不多。而能用英文教授道教科仪的则几乎为零。另外，道教学院聘请的英文课程讲师，几乎都是西方国家的学者，有华人也有西方人。这更加淡化了英文课程的宗教色彩。从长远来看，新加坡道教学院必须培养自己的教师队伍，尤其是具备英文能力、具有道教信仰的教师队伍。
综上所述，新加坡道教学院成立刚刚三年，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困境。尤其在新加坡这个东南亚国家，道教的发展之路必然是漫长而崎岖的。但是，道教学院存在的意义已经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道教学院也开通了自己的网站，计划出版更多道教书籍，这些都将使它的功能更加广泛。总而言之，新加坡道教学院是东南亚地区第一所道教学府，它的优点和教训都将是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