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窗玻璃，我看春节后的北京这第一场雪已经很久了。我想我是在牵挂些什么，也许是一个人和几件事，但不很具体。其间，我打过―个电话，却忘了去问内蒙那边是否也在下雪，因为我跟对方说的是似乎比下雪更重要的事，比诗歌更需要立马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事说完了，我又回到窗前，面对北京这场雪，想象着雪花纷纷扬扬落在近处和远方，以及落在一辆汽车和一只羊的身上会有什么不同，会影响和改变些什么。我知道我又陷入了诗意的联想，很可能由此成就―首作品。
关于诗歌，这些年，听到过太多说它应该是什么样子，不该是什么样子的聒噪，但我发现，自己仍只能依据个人有限的才情、经验和判断，以及对曾经到过的地方、经历的事情和与之相符的体悟进行写作，它只能表明，我仍愿意替整个人类牵挂这个世界，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任何别人的说法，也都只是说法罢了。
掐指算来，我正经八百地把写诗当回事已历时25年，其间发生了多少大事小事啊，想想都沧桑得要命!尤其是，10年前那次去西藏拍摄纪录片的经历，竟成了我日后写作《藏地诗篇》的机缘，并且至今欲罢不能。这是怎样一种命运的昭示，我到现在都无法言说。当然，我写的是自己心目中的藏地，是牧业遗存影响下的多民族世俗生活，与宗教信仰、英雄史诗、扑朔迷离的神鬼传说和爱情谣曲共生共荣的地方，一处东方文化的高地，可以做精神眺望并安妥心灵的远方。恐十白，这与旅游者和游记作家们，蜂拥而至的雪域高原乃至整个西部边疆地区，并不完全―致。
与很多容易变通的诗人，可以随时改换自己的写作选题方向完全不同，我的写诗生涯，始终需要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地域人文背景作为支撑：前10多年间，我的写作对象基本只局限于一个叫作阿克塞的哈萨克牧区；这后10年间，整个西部藏地文化，则成了我唯一的写作资源。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仍无法讲清，它还远不是“反对阐释”那么简单。好在，我所依赖的上述两种地域人文背景，始终都足以盛放得下我在不同日搠，对世界和人生的亲历体验，以及我对诗歌技艺的不断尝试，并包容了其中的成败得失。
35岁以前，我就想跟别人活得不一样；35岁之后，我却就想跟别人活得完全一样――前不久，当我把这话讲给已经19岁的女儿听时，我是怀有来自生活和艺术的双重挫败感的，毕竟一切离成功二字都还太远，而且，正如我在一首诗里所写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但必可珍隋。”
只不过，继续失去仍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就像窗外的北京这场雪，先是落在很多事物上，然后融化、消失；就像感动过很多人和一点不让人感动的那些诗篇，被人记住或记不住都是一种消失，只能证明，诗人是真的牵挂过这个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很多问题，而且不管讨不讨人喜欢。
所以，我承认，我迄今仍在牵挂着自己的内心以及咱们大家对生命的体验、认知和尝试，还有包括藏地在内的所有远方，并且是以诗歌的名义和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