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女诗人的诗跟男诗人的诗一样,是形态开放而并未迎来解放的。每个人一不小心写成一种诗,就没法本质上再写成其他的诗。女诗人自觉地也在寻找自己适合表达的话题。风格上有反智的,也有崇智的,有纵情表达的“当代英雄”,也有情绪典雅直追古诗词的。男性的诗歌且不说宗派复杂,有学美欧观念诗的,也有学俄式生态诗的,还有在小语种诗歌中淘金的,和在古汉语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女诗人也学伟大的男诗人的诗,但最终如果能找一个女前辈做楷模,可能也好规划。就像女小说家能找到一个爱丽丝?门罗引为知己,则理解生活顿然就有了章法。
我们每个人写诗都想让字句落地生根,或者说,说出自己的话,是自己风格的斟字酌句的方式,而且自己感觉要像诗,哪怕以最不像诗的方式让它是诗。说简单了,大白话也奏效,说复杂了,写一段只有自己心里有数、省去其他一切充分条件的超级谜语也是诗。诗的语言总经得起解释,无味之至时意味横生,五味俱全时反而扁平化了。我们眼前横着“诗”这样一个字,身后簇拥着急于泻出的经验,怎么写?学着写,模仿着写,那会犯执著;无所依傍,那是上智和下愚的作法。我们以这种经验正确去反驳那种经验正确,用这种风格有效去打垮那种风格有效,喜新厌旧又重拾旧爱,任性嗜癖又羞见大方。我们从生命有限中得出谦逊,希望做平凡的人,写平凡的诗,但岂不知“未成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我们不写诗了,写散文或搞音像或去做生意,又总觉得没解决诗这个麻烦;我们随随便便写几句,觉得这也不是个长久办法。要么偶尔瞥到几个锦句,顿觉诗之绝色可爱,但当我们准备好好面对一下诗歌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事先就泄气了。
建房子的成婴写成一部《坐房梁》的诗集,并非是顺理成章的事,她诗歌的主体形象并不是那么不守规矩。她的诗歌声调镇定而正派。哪怕有时发狠地玄思欲望和情感,也只是不发出声响的自我挣扎。我主要的感觉是,她能写成这样的诗,是合乎常情又神秘莫解的。虽然远可追溯舒婷那样的倾诉传统(说不准她在诗歌起点上确实接触过),近可参照美国女诗人的自白传统,也有点镜像论的构成方式,但这样的框架在许多女诗人那里都有。她的气质中不乏机警易感的一面(如“帮助修理圆珠笔头这类轻巧物品/略可领会的轨道”),如朱子说孟郊一样,经常想到人想不到的地方,从哪方面看,诗人的确应该如此,而且成婴看起来更有秉赋。而她诗歌特别表现主义的一面也是诗人本色,如:
你的利器,锻造寂静的钟声/我的炸药,喂饱了林中的空地/你我不早不晚,蹦到这里/拉动脆弱的绳索,注视着拉动,本身
她的略显盈溢的镜像中漂亮的词句小花枝足够多,乐感也流畅并尝试过丰富的节奏型,她也有戏剧独白的深刻爱好,总能把一件心事又是直陈又是暗示又是譬喻说得头头是道;她的语言色彩也很恒定,色调色温都在控制之中。诗歌形态也像用了她们样式雷的组件,没有特别造反的成分。然而,我却没有像现在这样看着一首诗富于质地而不知其所从来。
对于诗人而言,这些诗歌记录了她的情感历程,也有许多可以共享的经验。作为现代女性,其意识的成熟度已不用置疑,有正常的热爱,正常的困惑,正常的悖论处境,也有正常的风度和癖好,这些已足以让我们对诗人致敬。女性诗人的内心奥秘非我所能探知,然而诗的问题仍在延续。女性的诗让人感觉容易接近存在,因为她们一般一下笔就基本是诗的主题,不像迂阔的炫智的男性诗人那么容易跑调。但诗的发育是件极其难以控制的事,诗歌的发生在我看来尤其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往往形式要素会让一个最没来由的素材成为诗题,而形式的价值一直处在积聚和衰变的进程中。我们的情感认识固然会出现新的素材,但在散文那里没有的问题会出现在诗这种体裁中。诗歌经常扮演表达上的虚无主义角色,由此引起人们对它周期性的迷恋和绝望。
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成婴获得了一种得心应手的诗歌方式,顺利地承载了她的情感和认识。但我想说的是,这本身是令人费解的。她为什么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她为什么没有使用其他方式?另一种方式也许会把她从目前的感知中解救出来,诗歌从而会创造出另一个她。这不是简单的需要新语言的问题(如在《芥末吃》),也不仅指开拓素材的问题(比如在《北疆》)。我们可以说,这只是她一个阶段的作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用不着我为她焦虑。
我是指,诗歌形式的偶然性问题是令人头疼的。当在表达方面规范的散文文体和图像已基本能够承担时,诗的立足越来越身陷紧张的气氛中。我们为什么要拼命地梳理诗歌史,就是要获得对诗歌资质要素的全面认识,我们又不能让这些要素处在支离破碎、相互打架的状态,因此最终又要忘掉诗歌史。任何一种诗歌的出场因此都合法又都存在于深深的质疑中,诗歌只有自觉让自己顶着这样的压力,破壳而出时,如王夫之说的“如濯如刷”,方可解决我们对诗歌持久的信仰问题。
在作者结集呕沥之作的非常时刻,无中生有,有失得体。但诗歌驱策我们聚精会神,在严酷的求索中获得仅属于它的纯粹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