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着重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内容的三个侧面:“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做中学”与“教学做合一”进行比较。文章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杜威的既有联系,又有质的差异。生活教育理论不是对杜威学说的简单沿袭,而是陶行知批判地吸收、借鉴,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总结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创新与超越。
[关键词] 教育;生活;学校;社会
约翰?杜威不仅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最大传播者,而且也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主要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万世师表”(宋庆龄语),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教育思想,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生活教育”理论。其基本观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两位教育家理论内涵的比较对我们深化认识教育实践活动无疑是有重大研究价值的。
一、“教育即生活”与“生活即教育”
杜威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社会生活也和动物一样,是一个不断适应与改造环境的更新过程。而社会生活本身又是社会经验的更新过程。社会生活之所以延续就在于社会经验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所有人之间的沟通和不同世代之间的传递是经验更新的必要条件。
进而他认为,社会经验得以沟通与传递的有效形式就是教育。教育是“社会生活的必需”,[1](P3)它在“最广的意义上就是这种生活的社会延续”,[1](P3)而“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此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1](P6)可见,杜威的这种“教育是生活的必需”(概称教育即生活)的思想,就是突出生活的教育意义,强调教育或经验是与他人共同生活(人与人的生活接触)而获得的,它在对人的个性品质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杜威的认同与陶行知是一样的。
但是,陶行知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讲,“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的一切所需要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2](P25)不仅如此,生活教育还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3](P69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说的“生活即教育”思想,既是从范围上说明教育与生活同其广大,也是从作用和目的上说明教育是通过生活表现出来的。而反观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思想,它则是更多的从目的上强调教育的指导作用。因此,两者所表述的侧重点与角度是不尽相同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陶行知反其道而行之,把“教育即生活”进行转化,主张“生活即教育”,这不仅仅是字面的改换,而是性质、立场的改变。因为杜威所谓的社会生活只是当时美国的生活,他把教育作为巩固和发展美国社会制度的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民主主义社会的公民品格。而陶行知站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当中,深入广大农村和劳动人民生活实际,以身作则指导和改造人民的生活,开发他们的聪明才智,推行大众化教育,深刻地体现了一种民本教育理念。
二、“学校即社会”与“社会即学校”
杜威还提倡“学校即社会”。他认为教育本质上并不是学校固有的职能,教育是社会的职能,学校只是“特殊的环境”。[1](P21)一个人的活动与别人的活动有关联的时候,他就有了社会的环境,“社会环境能通过个体的种种活动,塑造个人行为的智力的和感情的倾向”,[1](P18)但社会的一切信仰、感情与知识不能直接传给青年一代。因此,教育就离不开环境,只能利用环境的作用间接地进行教育,而学校就作为这样的“特殊的环境”诞生了。
对此陶行知认为,杜威所谓“学校即社会”只是吸取一些社会生活到学校里面做样子,让学生模仿,并不是真正的社会生活。他的"社会即学校"思想则完全相反,它是真正把学校摆进社会里面,从而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学校真正成了社会生活所必需。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作假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3](P243-244)也就是说,社会生活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学校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在谈到与杜威“学校即社会”这一观点的区别时,他本人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方。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象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大自然里去”。[2](P554)可见,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不能同日而语。在陶行知看来,“社会即学校”就是要把学校办成符合社会实际情况,适应广大人民生活需要,能起到真正帮助人民过更好生活的学校。
当然,关于“社会即学校”这一思想当时就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主张“社会即学校”就是取消学校教育这种形式。对此,陶行知在致潘畏三的信中清楚地辩驳道:“说我们在企图取消学校,这绝非我们的本意。”[3](P245)根据陶行知的本意,笔者认为,“社会即学校”的真义就是说我们应当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办学校,从一个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办学校。很显然,这一真义已经在当前我国教育发展中得到鲜明的体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自学考试、函授大学、成人继续教育、网络远程教育等各种形式的(学校)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讲都是对“社会即学校”这一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与发挥。
三、“做中学”与“教学做合一”
杜威有个著名的口号就是“做中学”,就是指亲身实践,从经验(实践)中学习。他从经验主义哲学出发,认为只要把所做的事与所发生的影响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事物的前因与后果等等关系。所以他主张教师应把学生的“身体活动”与“精神活动”结合起来,在“做”中“学”。具体来说就是,在课堂上应把用心和用感官结合起来,在知识内容学习上应把“思维”和“实物”结合起来,在学习方法上注重实验法,让学生亲身实践,培养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对于世界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陶行知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认为教育应是在“教”中“学”,在“学”中“做”,在“做”中“教”、“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也不能“教师满堂讲,学生忙着记”填鸭子式的一味灌输,而应将“教”、“学”、“做”三者合一,寓教于乐。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2](P225)从陶行知的这些论述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他的“教学做合一”思想充满着辨证统一思想,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
无论是杜威的“做中学”还是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两者都强调“做”,重视实践的作用。但杜威的“做中学”,显然片面强调了个性的自由发挥,而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反,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思想,主张把“教”、“学”、“做”三者合一,使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做”这个实践过程中得到良性的运作,够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比“做中学”思想更具有系统性和可行性。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受杜威的影响的确相当大,两者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从根本上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不是实用主义经验论的中国化,不是对杜威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两者在形式上和内涵上都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综观杜威的教育理论,它不可避免的被深深地打上了美国实用主义的烙印。他所主张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说到底是要把生活从属于教育,把社会缩小进学校,把教学当作实验。这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根本没有把教育解放出来,也没有把学校拓展开来。正如陶行知所评价的那样,这就好象“搬一两丫树枝进笼”,但“鸟笼毕竟还是鸟笼,决不是鸟的世界”。[2](P390)
陶行知从救国救民出发,身体力行,深入广大农村和农民生活,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为己任,主张“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生活教育(Life education means an education of life,by life and for life)”。[2](P390)这是他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古今中外的教育学说,从而改造发展成为具有独特风格和内涵的教育新理论。正如他自己总结的那样:“我的生活教育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袭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出来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很重要,这个东西创造一切。”[4](P21)一语蔽之,批判中有继承,继承中更有创新、超越,这是陶行知的风格,也是他教育思想的本质体现。
参考文献:
[1]约翰?杜威著.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董宝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4]潘冷云等.现代生活与现代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与教育实践的启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