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祖焯 笔名夏烈，台北建中及台南成功大学工学院毕业、密西根大学工程博士。现任教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由工程博士而任文学教授，台湾前所未有。1994年获台湾最高级别的“文艺奖”，2006年获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科技与人文奖”。著有《近代外国文学思潮》、长篇小说《夏猎》、中短篇及散文合集《最后的一只红头乌鸦》。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迸生着
紫丁香，从死沉的大地上，杂混着
记忆及欲望，搅动着
愚钝的根须，以春天之雨丝。
─ T. S. 艾略特：《荒原》
于是四月底我来到了油桐花乡，而那不是荒原。油花初开，白色花簇点缀在盈然绿丛中，似初白的发际，显示着另一个时代的到来。艾略特的《荒原》，比我国最长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351句）还长近100行。《荒原》中只提到紫丁香（lilac）及风信子（hyacinth）两种花，风信子和水仙（Narcissus）在希腊神话中是悲剧美少年的化身。
伊说：“为什么来这里？”
我凄然笑了：“你就会知道的。”
油桐花乡在北部的桃竹苗，客家人聚集的区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曾感觉有四分之一客家血统。住在台北市，那是一个外省人的世界。许多年后，为离开住腻了的台北市，搬到桃园，也为了接近任教的清华大学。居高临下那栋大楼前有灿烂的桃园灯火，后面是南?溪，溪面不宽。早晨推开窗，听淙淙水声，看昨夜雨后溪水上涨多少，河畔水草是否更青绿。
念建中时我曾读过林柏燕先生的《文学探索》。书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宫本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那场日本史上最有名的决斗；《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比较――同是爱情的幻灭，却因作者性别不同而着墨各异；还有林先生与夏志清先生、水晶先生为张爱玲所作的相互笔战。林先生站在本土的立场，那个时代，他下笔不免有所顾忌。书后照片林先生而立之年英气焕发，是从师大国文系毕业的小乡镇客家青年。后来他告诉我他父亲在新埔镇作照相馆、租书店等小生意，日子辛苦，他只能念完全公费的师范大学。
见到林先生时他已近七十岁，出掌新竹县史馆，隐地给了我他的电话。我们初次见面，已过耳顺之年，虽非故旧，出身背景及心态又大相径庭，却无隔离感。当然，这和清大与县史馆相距不过二十分钟车程有关。林先生带我去看我外祖父林焕文先生曾任教的新埔公学校(如今新埔国小)，沈校长送了我一本建校百周年纪念册，其中前十一任校长均为日本人。外祖父排在历届教职员的第一页。因为吴浊流先生(原名吴建田)在《无花果》一书中，提到他的老师林焕文对他深刻的影响，我特别找到吴浊流毕业年份为1916年(民国五年)，又在教职员名单第二页上找到吴先生曾任分校“教谕”之职。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吴浊流的《亚细亚孤儿》是最重要的台湾长篇小说，因为此书深沉地刻画了一个时代、一个特定社会阶层国人悲剧性的面貌和他们的生活。几十年前，《台湾文艺》刚刚复刊时，吴浊流常和先慈林海音联系约稿及出刊的事。我见过吴先生两次，我使用闽南语，他以国语回答。后来才知道那时客家人多不能说闽南语。
我们在校大门外看到一间破旧弃置的日式榻榻米房子，那是昔日教员宿舍，林焕文在明治四十年(1908年)20岁时任教新埔公学校，如果他曾住过那宿舍，应该也有一百年了。
与油桐类似的梧桐充满了诗意的浪漫，上海旧法租界路旁植满梧桐，那可曾是张爱玲的梦魇或乡愁？我见过那些梧桐，那一年陪我母亲去上海制片厂，顺便到法租界拜晤白杨。我看过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当然也久闻女主角白杨的大名。但是，从未想到过她竟然和林海音在北京春明女中同过学。那部电影是名片，我看后没太多感觉。白杨家二楼望出的梧桐树，阳光下闪着许多银白发亮的树叶。风吹，发出叶声，不禁想到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叶落时”的孤寂，那更是诗意浪漫了。一百二十句绵绵无绝期的长恨比起雪莱，济慈、拜伦的短诗，比起长达一万余行的荷马史诗逊色吗？
油桐木原产在长江流域以南，川鄂一带。“三年桐”曾被商人取作木履、火柴、防水油、滑润油的材料。“干年桐”占95%，盛花期在四月，展花后48小时凋落。大概和油漆、桐油生产有关，所以日本人引植到台湾，以应战争的军事及机械工程所需。干年桐植下后三年成树，只须五至六年即可间伐，十年可主伐。但也因生长过速，根系不深入土内，对水土保持及大地工程所需的边坡稳定效果不彰，不应该在较陡的坡上种植。我是有土木工程及大地工程执照的工程师，诚然对此特别注意。
桃竹苗地区现存出名的客属作家除钟肇政先生外，大概就是李乔先生了。钟肇政的父亲钟会可先生和我外祖父在读台湾总督府国语(日语)学校师范部时是上下铺同学，所以1950年钟老先生由肇政先生陪同来台北拜访了故人林焕文的妻女。那时家里进出人多，我年纪太小，对钟肇政先生并无印象。以后看到他出版的《二钟书》(与钟理和)及吴浊流致他的书简，才发现林海音的名字经常在他们三人的信中出现。
我曾请李乔先生来校演讲，彼时他已70岁，仍然精神抖擞，口齿清晰。那天我特别要同学在黑板上写下李先生最爱的客家民谣：
“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哥提凳，人客食茶。满姑洗身，跌忒手巾，么人拈到……”
“嫁满姨，嫁么侪？嫁到禾埕背。鸡公打壳狗踏碓，鹅挑水，鸭洗菜。狐狸烧火，猫炒菜。鸭嬷浸水，督目睡……”
由第一段的家庭写实到后一段的童话世界，拟人格的动物出现，也落实到客家的农村生活。这是个距离现实很近的童话世界。歌谣的作者可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以他们的想像力，生动地结合了童话、动物，甚至神话，确是文学的优美之作。由“狐狸烧火”，我会连想到黑泽明电影《梦》中的狐狸娶亲，那是八个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梦境。
油桐花国度的桃园龙潭还出了邓雨贤。他是客家人，却为闽南人写下至今传诵的《雨夜花》、《望春风》、《四季红》等曲。他生长于台北市，贫病交迫中在芎林及竹东渡过最后的年代，只得39岁。他没有留下遗书，如果有的话，就是那首凄婉动人的《雨夜花》。
龙瑛宗是北埔的客家人，以《植有木瓜的小镇》跃登文坛。他活得很长，却活得困顿，是个不快乐，有“被殖民”及“客家人被压抑”感的作家。较为年青的客属作家有蓝博洲，我读他的《幌马车之歌》，写白色时期待处决的中学校长，后来被拍摄为电影《好男好女》。我曾在一个“台湾殖民地史”学术会议中遇到他，唯一的关系是我讲完了论文后，他问了一个问题。后来有人告诉我那人就是蓝博洲。我在头份有些亲戚，表妹夫吴辉雄，建中比我低四班，曾在那儿开过最大的一个私人妇产科医院。有时他带我们夫妇在竹苗一带乡镇间走走看看，有一次辉雄带我到乡间蓝博洲家，未遇。
新竹及苗栗的山区有太多的油桐花木，现在只有辉雄会带我去，而我发现他不只是名医，也是优秀的演讲人才，所以延揽他到两所大学担任兼任副教授，讲述医学人生的课程，受到极大的欢迎。在那之前，小学时我母亲曾带我去过一次竹苗地区，没带几个妹妹，因为她们太小，不方便带那么多孩子。我们在头份镇上见到一些亲戚，有一个是师范体育科毕业的，身体健壮，喜欢打架，和警察也打，所以被抓进官里过。还有一个喝醉了酒，穿旧日本军服在尚未铺柏油的碎石马路上高声唱军歌。可能是幸存的军夫，其它我都不记得了。我们也曾到竹苗交界的狮头山一家农户，是什么亲戚，我问千惠及香惠表姐妹，她们也说不上来。只记得山间用井水，开饭大圆饭桌上任何一菜都摆两盘，面对面各一盘，如此不必伸长手臂就可夹到面前的菜，这是当地客家人的特色，很科学。我犹记得那个晚上，农家为招待我们这两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台北人亲戚，特别拿出一床全新的“美国被”给我们母子合盖，美国被全花色、软滑，现在想起是蚕丝被面，为什么50年前的狮头山客家农户会有“美国被”？不可考。
油桐花不如樱花妩媚，不如桃花艳丽，不如山株萸多彩，但在绿叶丛中，却别有一种韵致，那是客属的朴实坚毅与耐劳苦。而油桐又是一种有工业用途的树种，更和樱、桃、山株萸不同了。黑泽明的影片《梦》中第二个梦是桃树被伐的梦魇。如果片中那个小男孩和那群成人看到被伐的是油桐，他们会作出如何反应？我想。
我必须要开上高速公路才能到清华大学，那条高速公路勾起不少回忆，那时我在美国作黏弹性力学工程的研究，和沥青路面的承载重量及弹性疲劳有关，曾被请回台湾作国道中山高某些问题的工程顾问，那时我才三十出头。转眼，我渐老去，这条高速公路却是我上课必经之路。开在上面，想到自己由工程全面转入文学，由青年渐入老年，似有感触，又似当然 ――虞兮虞兮奈若何！
“桐花千姿舞春风”，在亚热带潮湿的台湾岛上，用如此柔软诗意的文题，是否和客家人坚韧、刻苦耐劳、坚毅不拔的族性相符合？但是，台湾岛上最重要的作家如吴浊流、林海音、钟理和、李乔、钟肇政、龙瑛宗、七等生(刘武雄)……都是客属。因为贫穷，因为不幸，他们竟留下了感人的故事，成为文学作品的不朽，那是多么大的讽刺！这些人物与我喜爱的黄春明笔下的小人物相同或不同，因为有闽南人与客家人的分别，有桃竹苗与罗东的区别。但是，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是相同的小镇或乡村人物，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
先慈林海音是只会讲闽南话的半客家人，因为她的母亲是板桥的闽南人。有时，我在想林海音扮演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她生前从未对我说过，也未对任何人说过。或许，她要我自己去揣测。
春梦了无痕，徐霞客曾数次往徽州的道教名山齐云山，看漫山遍野的璀璨金黄油菜花。而油菜花也开在时雨纷纷的断肠湿季。我想，如有一叶竹筏漂流桃竹苗溪中，廓外斜依的青山，春雨初停，两岸夹风姿万千的雪白桐花，那该是何种风情。道家也讲缘份，我在万紫千红的台北市长大，从未想到搬来桃园住。
而我竟然来了。在这雪白油桐花瓣纷纷坠落的季节，这些客属的文学前辈，他们和我不同，也和我相同，我生命中有很多的人来来往往。
春 晖
家严日前去世，他活了九十多年，漫长的一生，最后那几年很少说话。下笔之前，我想到底该由何处开始叙述。
我曾回想和他谈过什么话，但是似乎没谈过什么，因为是不同个性的人，处世方式不同，期盼和理想也不同。他知道这种不同――很早就知道了。我是他的独子，他心里有什么话，却也克制自己不多言。因为他是一个有修养的，温和体贴的人。
在他最后几年，已超过了九十岁，还上街去买麦当劳，到邮局提款和存款。有时我看到极老的人，会趋前问他们高庚几岁，如果他们说只有八十多岁，我就很高兴，因为他们看起来远比我父亲衰老，而年纪却比我父亲轻。
我和他一样是无神论者，对命理、星座、卜卦这些一向轻视不屑。然而大约八年前，尚未回国定居时，他的身体已开始不好。有一次我路过旧金山唐人街一家命相馆，瞎子开的，很有名，说是很准，我为好奇进去。没想到算命先生说如果不放生乌龟，我父亲的天数就在那年终尽，于是我每个月买六只乌龟放生。因为美国重环保及生态平衡，违者处罚甚严，所以我选择半夜在邻近的小水潭放生。每次开车到小水潭附近时，还特别关上前灯摸黑开，以免有人碰巧看到起疑。我用纸盒装乌龟，放入潭水前要烧一柱香拜弥勒佛。那些乌龟个子不小，抛入潭水时，扑通一声，溅起不少水花。
有一次我买了乌龟回家，进入车库时内急，冲进屋上洗手间。出洗手间又接电话跟朋友聊天，完全忘掉没关车门及车库门之事。几个小时后想起来才回车库，数数乌龟少了一只，因为纸盒没盖子，我想他们是用叠罗汉方式爬出来一只。我在房子附近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以前小学时为龟兔竞赛的算术题头痛，一直认为乌龟是全世界最慢的生物，没想到这次买的是快速乌龟，跑得特别快。随后，到超市买菜，遇到邻居卡尔夫妇，我告诉他们丢了一只乌龟，请他们也在家四处搜索，因为明天一定要归案，算命的说放生要在每月初五前，而且乌龟当地没得买，要买得来回开车不少路，明天还得上班。卡尔当然义不容辞，但是语气中怀疑我买乌龟的动机，他知道我家中没有小孩要玩宠物，而且又为什么那么急着要找回来？这个我是说不得的，只好含糊地告诉他东西文化不同。这个，他倒能了解，当时我颇为自己的机智而得意。
后来我和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被他们大大讽刺一顿，他们认为我口口声声不迷信，却搞出这样的事来，颇令人失望。我的解释是为了我父亲，所以，得破例，这是儒家的孝道。
那次连放半年的乌龟，共二十四只。管他什么无神论，破除迷信，人到了必要时就得妥协，就得迷信。小来一下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我现在又恢复无神论主张了，还在大学课堂上向学生鼓吹，讲授尼采，强调“存在先于本质”的无神论。
因为放了二十四只乌龟在那个不及三百平方公尺的小水潭里，我数次查看下落，但是从未看到它们爬上岸来翻身晒太阳，它们到那儿去了？有一天我忍不住问负责景观维护的墨西哥园丁有没有做水潭维护的工作，老墨点头称是，我问他潭中是否有些生物，他又点点头。
“有些什么啊？”我故作轻松不经意地问道。
“有虾子，水蛭……”
“还有什么啊？”
“有鱼，有……”老墨又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水中物事。
“还有什么呢？”我追着问。老墨有点困惑我对这潭水中的生物那么有兴趣。
“……”他想不起来了。
“有没有乌龟啊？”我只好翻出底牌。
“噢，有乌龟。”他赶紧点头。
“你看到了？”
“是啊，有一次我下水剪近岸边的水草，水深过腰，有只乌龟头伸出水面，向我游过来。”他作出一个滑稽的手势，向我兴奋地说道。我似乎看到那只仰头游过来的乌龟。
家严在国语日报做了许多年社长及发行人，推行国语他是绝对有功。大陆各省和台湾一样都有地方语，但是教育上及较高层次一定使用国语(普通话)，都以不能讲国语为耻。这在台湾不存在，因为大家都会讲国语，这是个文化强势的问题，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问题。与统独根本扯不上关系，就像学英语也是为了生存竞争之需。
他在国语日报时两次雇用过冯作民先生。冯先生着译等身，似乎高中未毕业，却自修英日文，竟能为文星书店翻译大部头的日文及英文书籍。他是青年军出身，在东北作战时数度负伤，我小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去看电影，告诉我背上还有碎弹片一直未取出。冯先生可能因作战受伤之故，容易与人冲突，人缘不好。像他那样的人，别人避而远之，但我父亲爱才，还是大胆雇用冯先生。后来冯先生终于和出版商有了冲突，持械犯案，造成两死一伤之悲剧。因战功免死，被判终身监禁。我父亲那时已八十多岁，知道了他进监狱，立即差人送钱去，后来我由美国回台北，他又惦记着老部下，要我四处打听冯先生移监何处，以便送款。彼时居美的“文星书店”老板萧孟能先生(也是很老的人了)也托我送钱给冯先生，但是我打听不出下落，后来知道冯先生死在狱中。这件事，冯先生的作为――取走他人宝贵的生命――绝不为我父亲及社会所认可，然而老一代的人如我父亲和萧孟能先生，就有那种人情味和念旧之心，我认为这是人格中重要的一部份。我还记得，在白色时期他在国语日报社长任内，还用过绿岛出狱的政治犯老部下。
我曾安排我父亲在八十五岁时来美国看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我们只看了两场。因为他老了，加州太阳太大，场子里又挤，所以其它是在我家里看电视转播。萧孟能先生也来看，两人并坐在电视机前看球。他们在中年有时意见相左而争执，现在都是老人了，安静地谈着往事和老友。还有一次我父亲的中学同学来我家相聚，萧先生也来参加，而萧先生以近八十之年，那天居然算是年轻人小弟弟，他也很高兴。以前萧先生作文星书店和文星杂志老板时，提拔过一些文人，至今有些人还写文章对他感恩，也有他豢养的文人忘恩负义，过河赶紧拆桥，这又牵涉到人格问题。我一直认为忘恩负义和乘人之危是严重的不人格行为。
父亲是个平实，低调的人，所以才取了何凡这个笔名。他不认为自己“何其不凡”，对政治无野心也无兴趣“我既非党员，亦非教徒”。他对金钱、官禄、享受也没兴趣。他写的文章却被情治单位关照，那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搞清楚。然而，那时在情治单位工作的人却都喜爱读他的作品，并不视他为叛徒，因为那些人也是中下级的军公人员，我父亲对民生的关怀，对特权的攻击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我年轻时对他写的“玻璃垫上”专栏及其它散文或短评，并不觉得什么。因为那时我崇拜激烈人物，功成而令万骨枯的英雄。年事渐长，慢慢领悟到什么是英雄，拿破仑？西泽？袁世凯？或毛泽东？真正的英雄是造福人群者，默默耕耘者，是引进新技术者，不是哗众取宠者，更不是攻城略地而令生灵涂炭的战争贩子。
基本上，我父亲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他不是盲目地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在那个社会资源极度贫乏的年代，他倡言分配应力求公平，也就是国父所说的“不患贫，患不均”。实际上退居台湾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均，就是贪污腐败无能，就是官商勾结(现在还有)，就是滥用特权。于是他用何凡的笔名写专栏，为中下级的军公教劳苦大众，为小行脚商人执言，为三餐不济的贫民诉求，为社会大众消费者仗义，为时达三十五年之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如今那些读者都已经走过大半生进入哀乐中年，或垂垂老矣。
我给他惹了些麻烦，那时我年轻，卷入一个和大陆有关的政治案件，父子同被情治单位传讯。后来我终于获准出国留学，旋即加入“非右翼”的海外保钓运动，他托一位密西根大学的华裔教授转告我，写文章最好不要太左。我当时的反应如何，却也记不清了。至今，也不重要了。
他活了这辈子，赢得了不少掌声及喝彩，然而他内心是寂寞的，又遇上一个雄才大略，敢作敢为的妻子，个性和他完全相左，就是我母亲林海音。他个性内向、善良、低调、清心寡欲，他活在他自己的小天地里。他喜欢美国的环境及气候，我的妻子也希望他们到美国养老，何况儿女都在那里。但是我母亲坚决地向我表示“不论台北、北京或上海，一定要死在中国的土壤上。”她连美国绿卡都不屑申请，我也尊重她的意愿，索性自己回国照顾他们过余生及过我的余生。
以前他写文章，谈古论今，对人与社会，国家，甚至宇宙(也就是宗教)进行批判。而他在报社担任社长作领导，他曾告诉我那些议员，作家，清谈之士，如果要他们去做一个负责任的实际工作，早就如鸟兽散，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想到这里，我不禁笑了，那些在电视上出现的脸孔，一个个浮现在眼前，甚至有些男人为了上电视还抹了粉、擦了胭脂，红光满面，嫩嫩的(也就是母母的)，我看了大吃一惊，以为变成“同志”了。
近年他住院进进出出，住院期间我每天下了课去看他，因为停车、塞车的问题，我是先去看他，再在医院附近吃饭。他由我和护士陈小姐的谈话知道了我的习惯后，每次去坐了一会儿，他就会问我吃了没有，可以下楼去了。陈小姐告诉我，因为你是他儿子，父母再不舒服，甚至面临死亡，他们还是关怀子女的。我会想到，如果在我濒临死亡时，对我的子女会不会有同样的关怀。
他的暮年会为小事所左右，我看到他坐在餐桌前，低头拣掉在衣上食物屑，拣得那么吃力，那么辛苦，外面市声嘈杂，阳光洒满黄金大地，如此大的世界，如此小的人生。
他躺在床上，身体又黑又细，啊，他太老了，闭着眼，手颤抖着。我移近他握着他的手，忽然颤抖停了，于是他合上眼睛，在他的脑海中，那些阴雨和阳光的往日又缓缓回来。年轻时我看过奥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片叶子》，那个微弱的年轻的女孩，每天数冬日窗外树上残余的枯叶，她想着当最后一片叶子吹落时，她的生命就告终结……我每天去看他，也许只要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不会死去。他知道我来了，那片叶子飘动在他和等待他的永恒之间。
然而叶子终于落下了。
于是我想到了生与死，在他的暮年――与我母亲的暮年――他们躺在床上半暝半醒时。脑中想着什么？清晨第一道曙光漫入屋内，他的手微微颤抖，眼望着远方，他们步进林中，走入山中，那不是幻灭，是永恒；不是瞬时，是梦境――最后的一叶。我叫他一声，他回答或睁开眼又睡着了。那些人生崎岖的循环及记忆，那些短暂的快乐与痛苦……
我母亲走了整整一年，曾不时回来看我。她来时，永远不说话，她要我自己在缝隙中看到亮光。最近的一次，她和我去参加一个新书发表会，或作家的演讲会。有许多我们认识的老年及中年的作家及读者，安静地排排坐在一个草坡上。我想她是希望我在文学的世界里徜徉，不是工程或科技。爸，您走了，还会像妈一样回到我的梦中吗？您现在海的深处，在青草大地的被覆下，那个静寂的世界，地平线下您喜欢独处思索，快乐的地方，在那里还有您的智慧与永恒。于是，我想，死亡是什么颜色的？人们认为死亡是黑色的，而我见死亡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带给人们宁静与洁净――无限的想象及永远，死亡是人生中最大的神秘……
流光逝川
许多年前，有个老人告诉我他阅读川端康成的小说《山之音》，看了前数页即停止。小说中的主角老人尾形信吾听到山的鸣声，陷入恐惧，信吾曾想那是风声、涛声，还是耳鸣。然而他确实听到如魔鬼鸣山而过的山音，从而惊恐时间已到，死期将至。告诉我这话的老人也在南华的奇莱山区听到山鸣声，所以无法把《山之音》看下去。
失聪的人想听下雪的声音，想听日出或日落的声音，想听到音乐的颜色，甚至想听到山水自然的天籁。实际上这些对有敏锐听觉的人都是奢望。由山音到天籁，究竟那是什么？就和时间一样令人费解。然而在文学的河流中，显然，时间比声音要重要得多。
朱熹有“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之句；李白的《将进酒》，言及“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描述了时光的惊人之旅。我先举两个西方小说中有关时间的例子。
最常想到的是马奎斯《百年孤寂》开场的那一句：“许多年后，当邦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时，他将想起他父亲带他去找冰块那个遥远的下午。”短短一句涵盖了未来、过去及正在叙述的现在。文法上用过去式全知观点，叙述一件多年后（却又是多年前）发生的事──那就是面对行刑队被执行枪决。而此时他会回想到很久以前“他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下午。看这小说英文译本时想到英文的文法中有六个时态来表达时间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个句子会那么动人吗？
另一个例子，是属于后现代小说冯内果的《第五号屠宰场》，有一个被关在二战德军战俘营中的美军能在时间中旅行，穿梭过去及未来的每一时刻，更能“同时”住在地球及另一个遥远的外星。而在外星他可预见未来一切，甚至包括全宇宙不可避免的毁灭。
我们生活在线性的物理时间中，每一分一秒自古以来循序机械进行。在自然科学上是理性，有秩序，不会紊乱，但是在文学上却有枯燥乏味之感。到了19世纪末期，佛洛伊德忽然变成影响20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人物，除了《梦的解析》之外，潜意识的观念导引“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写作笔法的出现。于是小说在布局上突破了惯用先后顺序的“物理时间”，而是以“心理时间”概念，不依时序，用片断、重叠、交错渗透的形式浮现。因此时间、空间常在小说中呈现跳跃、变幻状。这种唯心的时间概念，不可能取代我们习以为常唯物的物理时间，但绝对有助于意识流小说中时间及空间的布局处理。意识流小说最重要的四个作家是乔哀思、佛克纳、普鲁斯特及吴尔芙。他们的小说有些几乎没有起伏及完整的情节。即使是爱情，也非回肠荡气。就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小说的重点应是时间重于回忆。我们也可说贝克特的名剧《等待果陀》的主题并非果陀，而是等待。处于等待的被动状态时，时光流逝根本无法阻止。以我个人推测高行健的《车站》一剧显然受到《等待果陀》的影响。
时间在现代物理的观念中循严格的线性，历程清楚分割为过去－现在－未来。然而，在古印度的文明中，时间是循环的，所以事情的发生没有开始及终结。在循环的宇宙中，出现过的事将在未来再度重现，所以也不需藉“时光旅行”这种尖端科技来重访过去。实际上，时间循环的观念和近代物理学上因重力作用被扭曲的时空相同。因为时间被扭曲，所以可能有循环现象发生。如果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慢于外部世界的时钟，超前时间旅行即有可行性。这可经由两条途径达成：那就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旅行；或是藉减缓人体的新陈代谢达成。
除了物理时间和法国哲学家博格森（也得到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所提出的“心理时间”外，还有生物时间及经济时间。生物时间以有时间规律的活动周期为体现。比如女子的经期是以月为周期；大型哺乳类动物的繁殖以年为周期；有些害虫出现的周期是六、七年；越洋飞行或值大夜班工人经历的时差局限在24小时之内；果蝇的求偶鸣声有60秒的周期循环……这些周期说明了第四维的生物时间是由三维的DNA分子产生的，所以可编码在有机体的遗传潜力中，这也是制药工业研究消减人体生物钟失调药剂的方向。经济时间常出现在近代小说中。它的短暂性和生物时间一样导致人们一般经验时间的无意义感。小说中常见的裁员、不稳定的暂时工作（如代用教师）、被迫改换工作技能……资本主义里的经济时间破坏了生活时间的连贯性，记忆在面对现实时产生痛苦。基本上，经济时间不似生物时间有固定周期性，而是受市场波动及人为因素的影响。
这些不同的时间，全部可以包括在一个作家写作的“文学时间”之内。
人类早知时光流连恒定不变，否则钟表及日历根本没有存在必要。然而一天是24小时，下去是60分、60秒，都不是手指的十进单位。这当然成为科学家考据的谜。有一种说法是古巴比伦及埃及用60进位制历法及时间，沿袭至今。无论如何，时间本身是唯物的刻分，但时间的感觉却是唯心的。面对死刑的犯人时光似箭，饱受癌症或爱情折磨的人度日如年。有一阵子，我工作的工程单位两年接不到几项工程计划，每天八小时枯坐也是度日如年，最后终于大家都被裁员或调职。如果工作多，一天很快就过去，一早进办公室，拼命作，拼命想，拼命接电话吵架、协调、求情。一抬头，壁上钟已走到下午六点了。
我在美国北部多雪的密执安州念的研究所，指导教授是北欧后裔，满头银丝。有一天他告诉我：“今天早上起床望窗外，忽见大地一片雪白，我意识到老年已至。”我望着他，并无共鸣或感触，因为那时有整个世界在等着二十多岁的我去厮杀。老年是冬天，我是春天。如今已轮到我向课堂上的大学生说这句话，台湾窗外无雪景，我会过得慢些。
先严沉默内向，生前很少与我谈话。有一次，我犹记得，他对我说：“时间不可能都站在你那边。”――我一直没想通那是什么。说不定直到挂点那天，还是想不通。现在我已不去想这句话。如果生命是浪费时间，则时间也是浪费生命。
西方文学有两大根源：希腊文化及圣经。旧约《创世纪》一开章就言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伴随着天地的创造，时间与空间得以形成。于是时间流逝，宇宙出现。这个时间也就是牛顿所谓的“绝对时间”。牛顿和达尔文，爱因斯坦一样，都是笃信的基督教徒，认为上帝在有限的过去中创造了时间，所以上帝不可能在时间之中，因为他先于时间存在。但是他也并没有在时间之外。空间是三维的（三度空间即是上下、左右、深浅），时间是一维的，只能由过去流向未来。不论时间和空间，都和宇宙有关。《淮南子?齐俗训》曰：“法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庄子亦有相同论述。所以宇是空间，宙是时间。牛顿所说的绝对时间及绝对空间不受外在环境影响，自行存在。十七世纪他创立这理论维持了两百多年，才在20世纪初被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所推翻。据此论，爱因斯坦创造出由三个空间坐标与一个时间坐标所构成的四维数学时空。他更进一步以公式证明长度、质量及时间都不是绝对的常数，而是随着物理运动的速度而变化。唯一永恒不变的是光的速度。徐志摩，胡适及梁实秋等在1928年成立的“新月派”发刊词引用英文旧约起段“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之句。此句有美学上的艺术性，基督教的创造论，也阐明了画夜时间的形成雏型。
因为影像的传递也就是光的传递，所以人上了比光速快的宇宙飞船行到宇宙的另一端，就可能看到自己出生的情况，甚至可看到出生前父母恋爱的情形。狭义相对论的三个公式证明光速是不可能被超越的。超越光速就有虚数的时间出现。虚数在数学上有意义，在物理上无意义，在文学上是不可思议――请问，什么是虚数的时间？近年来有物理学家分析光速可能被超越。如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看到现在，但还是不能看到未来――比如死亡。因为自己必须存在于未来那一刻，才能坐比光速快过千万倍的宇宙飞船镖出去等待未来。但是如果存在于未来那一刻（比如自己的死亡），那一刻就已不是未来，而是现在或过去了，这是个逻辑的问题。
然而文学或电影超越了这一切，逻辑被美学取代，理性流于不尽的想象。所以庄周与蝴蝶互梦，卡夫卡写出《变形虫》，英格玛褒曼的《野草莓》一片，有老教授看到棺材中自己的躯体……这一切似是幻觉与梦境，又似真实的存在，只鉴于读者或观影者内心的感触了，并没有理性及科学上的考虑。
诗的文学以艾略特的《焚毁的诺顿》开始那一段最能表达时间的观念，此诗是他的《四个四重奏》中的第一首：
“时间的现在以及时间的过去
可能都存在于时间的未来，
而时间的未来也包含在时间的过去中。
如果所有的时间都是永恒的存在，
所有的时间也是不能赎回的。”
这些诗句衬托出时间、哲理及永恒eternity或永续everlastingness的理性概念。然而接下去的诗句是：记忆中的足音、打开从未开过的门、进入玫瑰园；追寻着回音，进入第一个世界。引导及唆耸人们的却是一只鸟儿。于是由此，诗句转折入感性的领域。在《四个四重奏》的第二首诗《东库克》及第三首《海滩岩》中，艾略特又导入“开始即结束”及时间河流的观念。全诗固然晦涩费解，但文字节奏之美，典故巧妙的运用，对人生及时间流程深刻的探索，令全诗充满了复杂性、典故性、哲学性及美学上的浪漫性。
时间是否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否有永恒性？还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时间是否可以逆向而行（量子力学及或然率都无法证明时间的“不可逆流性”）……这些哲学及物理学上的迷惑，不断在被探索及修正。然而文学的世界也从未放弃对时间的憧憬及诠释。二十世纪中叶存在主义文学忽然以秋风扫落叶之姿出现，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非存在于现在，而是存在于未来。因为人非上帝所创造，他要在孤独、无助、肩负重任，与上帝疏离的境遇中选择自己的本质及未来。这种论调牵涉到时间，也不牵涉到时间――那倒是要看时间是站在那一边了。
许多年前，我在美国作工程博士论文时，将一个简单的工程现象及物质导入五度空间的复杂数学领域――就是四维的时空及一维的温度，是个黏弹性力学的问题。三位指导教授问我为何如此由简入繁？意义及意图何在？一致要我放弃这个方向，另走一条实际的研究路线。我差点儿没告诉他们，中国人是诗与浪漫的民族。我想那时充满了玄想，欲将工程、数学、哲学及文学揉合在一起，多么虚幻及美丽！那个时代正是存在主义逐渐衰退，后现代主义文学开始登场。最重要的作家应是阿根廷的波赫士，他的后设小说《曲径分岔的花园》描述了梦境及迷宫意像。没有出路的迷宫不只是小说结构的迷宫，也是时间的迷宫。其中多种时间并存，认同“无时间”或“非时间”，就等于无限的永恒。因为不论物理时间、心理时间或共存时间都不能取代“无限”或永恒。波赫士实际上融合了艾略特的诗、牛顿的绝对时间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创造出这座文学上复杂的时间迷宫。科学影响了文学，然而文学也影响了科学――所以我会有那种想法，最后还是走了实际的道路。只是，谁知道，如果当初进入五度空间论文的领域，是否又是人文与科技融合的突破呢？几十年过去了，我由工程转入文学，那可曾是我失去最美丽的一部分？我想。
生命如此短暂，白驹过隙应是瞬时，能化为永恒吗？绝大部分的过去在出生前已发生；绝大部分的未来在死后才到来。时间即是悲剧，我们悲叹它的流逝，也追求它的未竟。那悲剧却不是希腊神话或戏剧中的悲剧，而是生命的黄昏与落幕，如此接近与遥远。死亡如不是敌人，也不会是朋友。
于是我站在河边，望着微风下的溪流，从未知道那块衬景是如此动人与亮丽。许多往事，许多面孔，许多声音，许多混乱，许多的愤怒，残梦中的爱情，无言的感伤……静静流逝。生命的美就是忘记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它们会由流水再带回来吗？时间会像我梦中雨后的树林一样翠绿透澈吗？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