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事件，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已经进入当代文学史，您对此有何评价？ 三个贡献：1、促进了艺术民主：现代诗大展开创了中国大规模诗歌集结的先河，粉碎了官方诗歌阵地对现代诗民间创作的禁锢，促进了中国诗歌在编辑、解读、评论方面的民主风气；2、激活了诗歌创作：大展也使一大批不出名的青年诗人登上了诗歌宝座。各地无数“只知北岛，不知有俺”的诗歌好汉，冲破了朦胧诗与《今天》派诗歌对现代诗坛的遮蔽，使朦胧诗后的中国诗坛，再次出现了一派数量繁荣的局面：3、形成了示范效应：大展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了一股“诗歌大展”的热潮。一时间大展林立，旗幡浩荡。这也算贡献吧。
2、作为朦胧诗的一位著名诗人，后来的写作者是怎么进入了您的视野？为什么那么宽容他们对朦胧诗的反叛？甚至不惜冒着种种风险支持他们？
说到这一点不能离开当年的文化大背景。当年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对新的艺术构成了强大的封锁。这一点决定了他们之间有分有合。
朦胧诗与后来的第三代诗人，诗歌风格虽然不同，但他们属于中国现代诗的大范畴。对于具体的诗歌创作，他们有分歧。但追求创作自由，追求平等的艺术权利这一点，大家是共同的。
支持他们就是支持自己呀。
3、请详细谈一下后朦胧诗廿第三代诗卅在八十年代的被漠视、歪曲的情况。
朦胧诗点燃了中国青年人的诗歌热情，但由于朦胧诗被批，民间诗歌与官方诗歌的距离反而拉大，年轻人发表诗更加困难。当时有人说1985年后我编的《深圳青年报》文学副刊《两界河》，成为“无法宣泻中的中国现代诗的一个重要通道与几乎惟一出海口”，那时，各地寄来的大量民办诗刊与诗报非常多，我那里成了一个集散地。
无法发表作品，在第三代诗人中是常识，你可参看杨黎的《灿烂》一书。
4、请谈一谈组织八六大展的初衷、过程和当时遇到的困难。大展预设的观众或者说读者是哪些人？当时想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初衷：在廿大观卅一书后面附了我的一篇文章中写有。
过程：1986年8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国现代诗研讨会》，我接触了大量的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在返回深圳的途中，我与其他几位诗人在北京做了短暂停留，会见北岛等众多诗人。回到深圳即发出了大展的邀请信。兰州的诗会是一个外在的促动力。
1986年9月初，返深后不久我就起草了邀请函，并向全国约八十余位诗人发出了大展邀请。该信后经多次复印，传播广泛。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诗歌像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向深圳。当年中国诗坛的几乎所有著名青年诗人均在此列。我当时根本无法看完稿件。这时，先后有来自南京的青年诗人海波、来自上海的孟浪、来自湖南的海上等到了深圳帮我忙。他们全都是自费赴深，并且自费住在酒店或在亲友家中居住，每天到深圳青年报来“上班”。义务协助我，并参与大展的编辑工作。与此同时，“第一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青年诗人参加了会议。
5、作为整个现当代诗歌史乃至文学史、思想史不可磨灭的重要事件，八六大展的运作模式不断被使用和搬演，包括《星星》诗刊这次的成功的“甲申风暴”，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一种独创的方式，被大量摹仿后，它就成为模式。但摹仿者永远不能摹仿出首创者当时面临的背景。那种急切，那种凶险，那种兴奋，都不可再现，因此，如果说大展是一只虎。那么后来的各类大展，全都只有虎的外形而缺少虎的气势与力度。一句话，缺少虎出现的合理性。八六大展最大的背景与意义是什么？正是在艺术禁锢中冲出牢笼的一只下山猛虎。
但作为主办者，我对此也多有自省。我所做的，不全是贡献，也有流毒。流毒同样广泛而深入：第一，广泛性，凡1986年写诗的中国青年，几乎都成为了大展的作者与读者。第二，大展后的效果强烈，但是截然相反。来自现代诗内部的高声赞美与现代诗外部的强烈反感，使大展的反响具有巨大的反差。当时广东的《华夏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撒娇的与并不撒娇的》，可能我被认为是并不撒娇，但耸恿别人撒娇的那种人。第三，大展的缺欠：夸张与虚假。由于我个人对大展不自觉施加的、偏激的主观作用，使1986年诗歌大展具有了明显的夸张色彩。这种夸张性也有三点：1、夸张的规模：为了尽量展示民间诗歌创作的规模，对所收到的诗歌作品，我没有进行太多的甄别，对具有诗歌主张的流派都基本上保留；2、临时的流派：在大展邀请函中，我信中所说的“中国诗坛应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对各地诗人们编造诗歌派别的现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中国诗坛数十家所谓流派一夜间涌出；3、放肆的主张：由于我在约稿信中使用的、在当时鲜见的、宽容的编辑语气和鼓动语言，尤其在诗歌主张方面的自由无限定，对各地艺术观念并不成熟的青年诗人形成了强烈的鼓动，致使众多青年诗人放纵了自己原本的诗歌观念，写出了某些并不能代表其创作的、吓人的艺术宣言。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在史学家那里，这些可能都成为当年的某一种“现实”。我的创造、个性、失误，都属于那个风吹草动的时代。
6、有人曾把当时诗人们频繁的奔走与文革中红卫兵的串联进行过形式上的比较，请谈谈您的看法。这是源自于对文学的狂热，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
你说得都对，首先是文学的狂热，然后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也是意识形态。还是一种刺激而危险的时髦。
7、欧阳江河曾说，北岛并不算当时写得最好或最富有传奇经历的诗人，但提出打倒北岛绝非偶然，您能分析一下原因吗？
我认为北岛是当时人们所能看到的诗歌中最好的。这就是被后来者声称要翻过去的原因。
8、您曾说，“诗的位置将由诗与诗人共建。”今天重温，真是一句恰切的预言。和朦胧诗相比，后朦胧诗在民间自觉形成的发表、流通和评价机制更为完善，两者的异同怎么形容才不算过分？您认为这对之后的写作有何意义？
一个不同是：夸张地说，朦胧诗的大多数人廿包括《今天》，包括我们吉大的《赤子心》卅是先有了诗的冲动然后才想到发表与办刊。而第三代是先有一办刊的冲动之后才写诗。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是不同诗歌阶段的产物。
9、大展中流派林立，对语言甚至对什么是真正的好诗的看法差别甚大，而各个团体的组成也很不稳定，今天放在同一个背景观照合适吗？您认为当时你们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在我看来，所有的人中有三种类型。一是朦胧诗的学步者。二是第三代诗人的独创性，即口语化的解构。三是我一直很欣赏但后来没有展开的以“整体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式的、具有东方哲学与美学倾向的一些诗与诗人。
10、现在打开那一期的诗歌报或深圳青年报，直觉好似一个行为主义艺术展，也有人说类似于博览会或广交会之类的活动，对此您如何看待？与当时频繁的美术展和刚开始勃兴的商场文化有无关联？
这一点很有意思。问得不错。八六大展的方式与特点，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称为行为艺术。还有商业元素，其中出现的“隆重推出”之类的话，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诗歌范畴。那种呼风唤雨式的大规模展示，那种整版整版的推出，都与以前报纸上一小块一小块的所谓“发表”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其实是一次诗歌发表方式的革命。现在想，与我当时身在深圳不无关系。我1985年到深圳，在中国最早接触到了工商氛围，这对大展的形成与方式有一定影响。
11、您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包括以年龄段的划分开展批评或研究的几种方式进行了批判，但像“第三代”这个概念，的确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对此您怎么看？年龄段的划分对八十年代诗歌真的很重要吗？
很重要，正像对于老红军来说年龄十分重要一样。早出生的，早看到，早受影响。那时的诗歌一天一个样。
以年龄划分什么似乎都是不对的，但没有办法，这就是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