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老同学谭红斌到北京出差。我到他住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待所看他，打开门，里面还有几个十八九岁的男孩。他说都是他的学生，这次到北京是带他们参加一个数学竞赛。 看着眼前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占据着我整个心灵的却是26年前谭红斌的那张脸，在长沙西客站，也是稚气未脱，但涨得通红
我和谭红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它是毛泽东的母校，我们那届是第一届四年制中专生。谭红斌成绩很好，本来能上大学，但家里穷，孩子多，父母吃了上顿愁下顿，让他读师范，就图吃住不花钱。但当小学教师显然不是谭红斌的理想。四年里，我们是语数外音体美什么都学，他仿佛只对数学有兴趣；下课后，大家都聚在教室里说笑，而他永远伏在课桌上做题。因此，虽然四年时间不短，但他与同学之间的交往并不多。
1985年7月1日，我们抱着“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的理想毕业了。离校那天，记不清为什么我会和谭红斌结伴，一起到了长沙西客站。一到车站，我直接买了回家的车票，谭红斌却抱着行李磨磨蹭蹭，就是不去买票。等我背着行李要上车时，他突然涨红着脸，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蒋丽华，能借我两元钱买票吗？”我愣了一下，心里很奇怪他难道连两元钱都没有吗？谭红斌看见我的神色，脸更红了，接过钱的时候显得那么局促??
等坐在车上，我突然想起，在学校时，饭量小的女同学会把餐票卖给男同学，而谭红斌也经常卖餐票，他是为了买数学参考书。去书店时，无论多远，他都走路。我不知道，如果他没借到这两元钱，从长沙到他的老家宁乡100多里地，他是不是要扛着行李走回去！那时，我们也只是十八九岁的孩子啊。
理想和现实总是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回老家后，我没有当教师，而是去了商业局上班。不久，收到谭红斌寄来的信，打开信封，是一张借条：“今借到蒋丽华人民币贰元整。”
一年后，我调到当地组织部，又收到谭红斌的信，打开是两元钱，还有一张纸条：“今还给蒋丽华人民币贰元整。”
自此，我便没有了他的音信。
2001年，是我到北京的第一年，他恰巧到京出差。于是，长沙西客站一别16年后，我们再见了。那时我在艰难求生存，也不敢请假，谭红斌就到我们单位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下班后，我才带他去吃饭，席间知道了他毕业后的经历。
他当了老师，从小学、中学教到大学。他的人生主题就是读书：教学生读书，自己也读书。在教学之余，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数学专业的本科文凭，后来又脱产学了两年英语，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科技大学当老师。我还知道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上小学一年级了。
吃完饭，他要去北京西站坐火车。在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跑进附近的商店，给他女儿买了一大包零食，给他爱人买了北京特产，给他买了两条香烟和在火车上吃的东西。当我把大包小包塞进出租车的时候，他有些尴尬。那一刻，他是否和我一样，想起了毕业那年长沙西客站分别的情景？
北京一别，又是10年。
如今在北航招待所再聚，望着眼前被学生们称作“谭教授”的谭红斌，曾长久萦绕我心，对那个十八九岁少年“穷途”窘境的怜惜之情终于消失了。其实，贫穷又何尝不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苏欣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1期，洪钟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