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朦胧诗的终结问题，许多评论家都作过一定的探析，但大多停滞于诗歌的外部而失于客观。本文试图依托朦胧诗相关文本及创作主体的心态，以及西方文艺理论诸如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及海德格尔关于诗与思的论述去观照朦胧诗。朦胧诗人善于思索现实生存的虚幻性而表达对真实生存的向往，这是一代人精神的隐喻性的表达，也是其成就一批经典诗歌的诗学根据。但是朦胧诗人过多地为“生存”而构建诗歌，忽视了本真的诗意而被搁置于哲学的海滩。本文试图从思大于诗这一症结为切入口去分析朦胧诗，并力图为当下诗歌寻找一个可能性的发展出口。
关键词：朦胧诗；思考；诗意
朦胧诗，顾名思义是其意蕴比较含蓄朦胧，一般都比较难理解。这主要是因为朦胧诗人们有其独特的构思方式和表现手段。
从造神狂欢到复活个体精神是朦胧诗从潜隐地下到浮出现实海面的精神历程。这一精神变化是一代人对生存境遇的多维思考，呈现出向人的精神纵深开掘的态势，具体表现为对人的独立的人格的追求，对理性的向往和对自由’爱的向往。同时，朦胧诗人更多地黏着于政治、迁就现实生存境遇。恰恰是这一点搁置了诗人对诗艺的探索。
朦胧诗浮出现实水面的时期，也是人的个体精神获得复活的时期。朦胧诗人在神像面前感恩戴德的同时，突然获得了诸神的启示――他们仍然带着灵魂的枷锁，于是诗人们要撕下心灵上扣着的面纱，让灵魂坦露在神像面前，宣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这种回答如此果敢而决绝地在“沉沦的圣殿”里回响。同时，与“狂欢化诗学”的“颠覆性”与“宣泄性”一样，朦胧诗人颠覆已有的生存现实，重新为自己的独立“话语”寻找新的突破口，应该说，他们的嗓音是多声部的，而且这一多声部的“语言世界”具有很强的重建性与否定性，他们要唤回理性并获得重新做人、重新思考的权力，“他们把头转了过去，/就好像为了一口咬断/那套在脖子上的绳索”（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这种对爱的表达远远超过了所谓“望夫石”、“抱信柱”之类的经典爱情的指涉意义。同时，朦胧诗人表达着一种对个性自由及率真的渴望。与“狂欢化诗学”的精神特质最相似的诗人是北岛。他的思考是彻底的怀疑与否定，如果说“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是一种怀疑，那么，“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则是对“在渡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这一过去事实的彻底的否定。这一否定是本体性的，也是重建性的，他认为重建的方向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神的眼睛。”这种对未来的重建与思考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情节，也是对中国社会当下生存走向纵深的哲性思考。
所以，朦胧诗人是思考的一代，其理性思考、否定意识与自由精神，他们对神的诘问，以及对曾经苦难的控诉等一系列多维多声部的思考，成就了他们在七十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朦胧诗人的这些思考是先锋性的，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朦胧诗人不但对时间存在的压力极其敏感，而且对他们的空间的位置也很敏感。”［1］他们的神经出奇地敏感，甚至对时间与存在的思考都上升到了形而上的思辨，为朦胧诗的诗意传达填充了哲性与智性的思考，因此也成就了朦胧诗人十五六年的辉煌期。
但是，与其他评论家不同，我们从为，正是这种过多地对理性及哲学的以及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使得朦胧诗未能从哲学的走向诗意，达到真正的诗思融合。海德格尔说：“语言并非表达主观意义的言说，即不表达主观意图的言说。”［2］朦胧诗人更多地黏着于政治和现实生存，他们缺乏一种对诗意和诗艺的探索的理论知识和心理准备。从朦胧诗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们所写的内容几乎都是“此在性”的，是基于生存而不是存在意义上的生活或对生活的预设，其诗歌也缺少一种对生命的提升。同时应该指出，真正的“思”并不是思想,他与“存在”是同一的，并与存在在最高意义上与诗互存于一个被“解蔽”的大地之上；在这些诗里，可以看出存在“就是从自身向着自身‘集聚’，犹如一团日新月异、永恒燃烧的大火。在这团大火中，‘从一切产生一，从一产生一切’。”［3］这时，大地与存在共融于诗中，安居是凡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语）。在这个意义上，朦胧诗却被搁置在最高意义上的诗思融合的大门之外。
朦胧诗人过多地思考了他们生存性的存在，这种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哲学意义上的，他们建构的诗歌世界也不是安置大地性与世界性的冲突的诗意的世界，于是，他们最终被搁置在哲学的海滩。
当朦胧诗即将被搁浅于哲学海滩而归于沉寂之时，又有一部分诗人仍然在诗歌田地上开拓、试验，试图为中国诗歌寻找一个新的出口。朦胧诗人多多、江河、杨炼以及海子，在为中国诗歌寻得伟大诗意的这条路上走向了更远。
他们有深切的思考，而且与技术操作保持清醒“他们坚守在艺术的本源处”并创造自己的语言( 印在冬天荡漾的绿色和蓬勃的生命’杨炼.自由/(海子也仰慕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及其诗作“他的诗是建立了诗性艺术与神圣存在的原初关系”使诗性艺术成为存在的歌唱“成为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海子部分地成就了中国的伟大诗歌“他用大地,太阳,麦地,村庄等意象搭建了中国伟大的史诗”海子的诗是通向大地的“而且他的绝大部分短诗作品在艺术上是无可挑剔的”寓言纯粹的歌咏他们都是自足和卓有成效的，他们开始从生存性思考向存在性思考过渡。的宣言不同于北岛的那种强烈的“英雄式悲壮情感”［4］舒婷总是以一种更加女性化的细腻笔致来表达作为个体的人所要寻求的那份幸福。在她的诗歌中，读者会读到不绝的、淡淡的忧伤。《致橡树》和《神女峰》是舒婷表现女性特点，寻求女性独立，获得自由爱情的代表作品。诗作不失“朦胧诗”那种自我顽强的共同色彩，同时，更加注重作为个体的人，尤其是作为女性对于爱的权力的争取和维护。“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前者是追求，后者则是对追求最合理的行动和方式。平等互爱，这也许是数千年中国女性难以想象和呼出的企盼。舒婷在那个年代用自己的诗歌唱响了对于高贵灵魂的追求，平凡的字眼里有着艰辛的历程。从北岛到舒婷，他们都因自我意识的凸显和不懈的坚持而为自己的诗歌注入了强有力的精神。
重读“朦胧诗”让我们重新找到那些于当下都十分可贵的精神，它们为现实的社会提供一种范例，鞭策着每一个知识者去追求新的精神高地，去敢于打破一切束缚，“没有对权威和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的空话”［5］。愿“朦胧诗”给我们以力量。（作者单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 1980 年第8 期。
［2］ 吴琼. 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3］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352-394.
［4］ 牛殿庆. 学术交流［ A ］. 总第101期. 2002. 3月.
［5］ 谢冕. 让自我回到诗中来［ J］ . 新疆文学, 1980, ( 9) : 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