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撄人心”作为一条批评标准，用来掂试小说分量的话，也许有人认为我在故弄玄虚，然而，这的确是我在阅读《流芳记》的过程中，时时从内心深处腾跃而出的一份激动：不含杂质，清澈如水，直指内心。作为一个准职业读者，长久以来，我渴望触摸到小说文本内部的深层肌理，或光滑如丝，或粗粝如石。然而泛滥的故事、俗艳的传奇以及作者强加于文本之上的戏剧冲突壅塞了我的视听，或许，只有这种直逼心灵的触觉才更能印证小说于我的真实存在。当我们当下的文学在以视听为强势标榜的新媒体文化面前牟躬屈膝时，当我们当下的小说放弃了对文学性的经营而逐渐沦为电视剧的故事梗概，并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变得越发不可一世的时候，叙事的本体性正在消亡；当故事等于或正在大于小说本身时，写作和阅读的耐心都在逐渐丧失。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从故事中获取廉价而平庸的快乐，我们在消费小说，故事也消费了我们。于是，我便近乎偏执地期待着一种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而《流芳记》带给我的正是这样一段超然于故事之外而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纯文本阅读体验”。
小说以母亲浪漫奢华的五十五岁寿宴作为结构全篇的时空节点，旁逸斜出，前后勾连出一段苏氏家族的盛衰往事、串串发生在“谯城”这个皖南小城里的风物俗事，并进而演绎为“我”这个无所不在的幽灵对于抗战历史的“个人记忆”与“私语讲述”。
我始终坚持认为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历史不能仅仅作为背景和工具，而需要置于前景的显要之处。《流芳记》作为一部书写成长史、家族史、风俗史、抗战史的“历史题材”小说。并没有对看似重大的战争过程作正面的直接描写，而是旁敲侧击，重在探索战争历史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看似荒诞不经的情节和戏谑、反讽式的叙事，恰恰跳开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撇开了政治的规限，直指生存的本相和心灵的真实，书写出更为广阔的存在镜像，经过“我”这个幽灵的过滤，从而沾染了人类的体温和习气的历史图景更加深沉而厚重，对生活本体的书写堪称视觉的盛宴，其华美和绚烂甚至超越了眼睛和耳朵，得以在每一个渴望湿润的心灵间洇染开来。
当下的作家在叙事智性方面的孱弱，说穿了，就是创作主体艺术原创能力的不足，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作家依然热衷于对故事表象的叙述，沉醉于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虽然故事本身很好读、很有趣，可能也会让人有所思考，但终究无法抵达某些丰饶的隐喻之义，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和人性的某些潜在思索和独到发现。文学的任务应该是创造一个迥别于庸常经验的崭新的世界，并努力探索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辨。而小说的“智性”，是对于小说可能性的探索、是对于无常生命的一种抚慰，是一重直指心灵的、打通现实与非现实世界的精神管道。在主题层面的多义和含混，正是世界本身存在诸多待解的难缠之谜的隐喻，甚至小说中一种主导的情调一一感伤，也是作家世界观的体现：小说人物的孤独与哀伤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它来源于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和智慧的有限性。
真正的好小说就是重新组织事实、重新建构世界或说给世界一个新的解释。
读后掩卷，一种怅惘之感依然长久地驻于心间。
傅逸尘(评论家，《解放军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