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对诗歌说些什么，包括对自己的诗歌。也许正是因为它难以名状才更加饶有趣味，它的神秘性刺激了我二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停止或者放弃，已经不可能。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习惯，放弃它，等于放弃了生活的一部分。多年之后，诗歌开始与我的生活平行，与日常中的那个我和更深刻的那个我平行。现在，我已没有办法去抵制俗世中的那个我。它是滚烫的，也是冰冷的；它是暧昧的，也是峻峭的。它在诗歌中存在，需要勇气。我坚信，我有这个勇气：那就是不断地与这个世界纠缠，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
“因为诗歌，什么事情都不能发生。”这是奥登对威廉，勃特勒?叶芝的纪念。仿佛两个身处异地的穷亲戚的内心独白。我们不会因为诗歌而有什么事，绝对不会。我们对诗歌的工作，也只对自己、朋友和爱我们的人有用，如果可能，对日益颓坏的人世尚存一点点参考。
近几年来，我愈加感到强大的自我的存在，它与周围的一切秘密地发生关系，幽微，富有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我不再是独立的，也不再高迈如神。我的诗歌可能记录下了这样和那样的关系，记录下了它们存在的意义。它们变得直接了，可以说就是呈现。诗人面对外部世界，最好哑口无言，进而向内，寻找它对自己的伤害，从中找到伤害自己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诗歌，是诗歌所应该具有的质量。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强调诗人对事物的发现，而忽略了事物对我们心灵哪怕身体的侵略。这种反向在诗人这里，变得有了价值。老歌德说过一句话：“除了与人相关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任何世界；除了复现这种关系的艺术，我们不需要任何艺术。”
一些事物又在悄悄地发生，如同在黑夜里，是与否，在我的身体里不停地打孔。我的身体由无数个沙漏组成，事件，一个接着一个从里面穿过。我敏感，我疑虑，我敬畏，我惶恐，我感恩，因此我孤独，我听到了它们与我摩擦的声音，它们有深深的刻痕，好像铁器作用于木头；有时，它们又了无踪影，一如轻风拂过胴体。
多年的写作之后，我似乎意识到了空间与时间在诗歌中的存在。没有空间的诗歌是僵直的，纵然诗人给它安排了技巧的百足。“白雪覆盖的山峰间，唯一动弹的是那黑鸟的眼睛。”我无数次地欣赏美国诗人斯蒂文斯的这样极具空间感的造句。没有时间进入的诗歌是腐朽的。真正好的诗歌，它通过诗人的肉体、精神和语言本身来吸收时间。时间使诗歌以生命的意义存生，它不简单的只是过去、现在或未来，它的多维向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肌体。弹性的时间，甚至像血液一样在诗歌中流动。美妙的声音，谁听到了，谁就找到了诗歌的福祉。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诗歌到底会把我带向哪里?也可以反过来问。它的方向是极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才给了我持久的动力。目前汉语诗歌应该说营造了一种环境，让不同品种的鱼，带着不同的光斑从各处游来。
我是从一条混浊之河里游来的。我扮演着一条乌鱼的角色，常常埋伏在淤泥里，它不善游动，不浮出水面，但实结，动作有力。
接触了西默斯?希尼的作品后，我就开始试图从现实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个从煤沼里走出来的北爱尔兰人，对我的影响是破坏性的。对于我来说，生活的积淀何其深厚，而我又是那样的愿意皈依已逝的岁月和精神家园，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进退两难的人。那天，我写下了一首语言极为粗糙的诗，回过头看，这种语言方式把我也吓了一跳，像是在嚎叫，是衰败工厂里真实的、沙哑的声音。那是我热天喝了大补烈酒之后，在伙房砧板上写下的一首诗，情景就像一个松皮懒肉的男人，在对付一个同样松皮懒肉的女人。这首诗，这一时段的诗歌，对于我都是毁灭性的。
我坚信：思考永远大于写作。这个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各种变化，诗人其实就是这些细微关系的记录员，他存在的价值就是在物质发展，所谓的文明正不断掳掠心灵的今天，为我们保留住与客观存在建立的最柔软、最敏感的关系，诗歌是我们与世界的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