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校车事故，都发生在“农村孩子”身上，或者是农村地区，或者是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农村孩子乘坐的校车车况差，经常严重超载，所以导致事故频发?更准确的答案是：农村孩子不得不乘坐校车。
2011年12月12日傍晚，江苏省徐州市丰县首羡镇张后屯村再发校车悲剧：一辆核载52人的校车，因躲避一辆人力三轮车，发生侧翻滑八路边水沟，十多名学生死亡。
此次校车惨剧发生地丰县首羡镇，出事孩子们所在的村庄离学校有四公里之遥。四公里在农村是不短的距离，孩子就读的学校是“首羡镇中心小学”――所谓“中心”，就是近年来在很多地方实行的“学校撤并”，把原来的小学、中学合并而成“中心小学”、“中心中学”。
回想上世纪70年代，那时我们一个行政村，有两所小学、一所初中，现在整个乡也没几所了。那时每个乡起码有一所高中，现在全市也只有两三所了。教育越来越功利化，越有钱反而越计较成本，为了避免所谓的“浪费”，为了集中所谓的“优质资源”，结果是导致学校越来越少，孩子们离学校越来越远，于是乘坐校车几乎就成了唯一选择。
“校车”由此成了农村孩子的宿命。在农村他们被迫要坐校车，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城市，他们无法就近入学，而“民工子弟学校”数量少又远处郊外，还是要坐校车。“如何给孩子一辆安全的校车”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如何让农村孩子不再乘坐校车”才是本质，那就是深藏在悲剧背后的“教育公平”。
中国式的“成功教育”让我们失去了自己
苏紫紫
苏紫紫蹿红，是因为她有两个身份：中国人民大学的本科生、裸模。这两个身份，让她陷入了争议的漩涡。2010年底，点石拍客拍摄办紫紫自办的《wh0 am l》艺术展在其就读的学校开幕，把其记录下来并上传到网上，众多参观者被其直白的“大胆”表现震惊。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时时刻刻追逐着世人眼中最光鲜的颜色，我要成为年级第一，我要出国，我要成为人上人，我要将自己曾经的所有“不甘心”都留给别人。我不相信命运，我要做自己的主人。
2011年7月，我如愿站在了伦敦的街头，却赫然发现，自己赢得了一切自己想要的事情，却独独输掉了自己――我开始质疑，自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这里，是为了抚平一下遭受种种不公平之后的愤怒心理?还是要用这虚无的成功来填充因为穷困而产生的自卑情绪？
终于实现“出国开开眼”的梦想之后，我却没有迎来预期的平静，而是沉没于无尽的矛盾――当初为了实现这个简单的梦想，我选择了做一个人体模特，而这短短两个月的模特经历，决定了在这之后无论我创作出怎样的作品，只要我还在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介质传达话语，我就无法逃避被定性为一个模特。
我错，错在相信了一套错误的价值观――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要出人头地。可什么才叫成功?我们的教育教会了我们千军万马的厮杀，教会了我们怎样成为人上人，却唯独没有教会我们，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
“禁止老师讽刺学生”也是讽刺
王传涛
教育部最新公开征求意见，中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不得讽刺、挖苦、歧视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事实上，让学生更有尊严的主体不是老师，而应该是教育权力的表现形式。
所有的规则都应该放到具体的语境中阐释，才会有真正的意义。一方面，我们的教育部门总是很时髦、很摩登地模仿西方教育的种种进步理念，另一方面，教育部门还是死抓应试教育制度不放，一方面，教育部门喜欢高喊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负，另一方面，却要自上而下比拼升学率。
一个问题是，西方教育中果真就不存在教师批评学生、体罚学生的现象吗?当然不是。一位在美国有过教师经历的老师曾经刊文介绍过美国的教育方式美国的一些地方还保留英国传统的体罚(spanking，可以译为“打屁股”)，这种体罚触及的学生身体部位和方式都是有明确规定的。作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学生的解释是，“打屁股”是一种教育方式，让学生有机会学到赏罚分明的社会规则。
教育和批评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教育就会有批评，那么，我们就不能用道德洁癖的眼光来看待老师们的言语。可以肯定，当教育失去了批评的权利，总有一天，教育将不再成为教育，相反可能会变得更加没有责任。
大学校长应守本分
张鸣
湖南大学新任校长在学生面前公开宣布，他任内不做课题、不招研究生。这样的宣示，有人叫好，也有人质疑，还有人甚至质疑新校长的科研能力。其实，懂行的人都知道，湖大校长此举，是大好事。
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副校长，好像非学者专家才能做。即使不是学者，也个个有教授的头衔，有的大学校长还非院士莫属。既然大学的领导都是专家学者，当然非得做科研不可，美其名日带头。
其实，他们带的头只是败坏学风。纵观世界，大学校长其实可以不是学者，但一定要是教育家。学者不见得一定是教育家，科研做得好，不见得教育就一定办得好。没听说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科研，都是校长带头做出来的。
客观地说，即便真是学者，一旦做了校长，其实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做学问了，如果非要做，多半可能就是造假，让别人做，自己挂头名。这样的造假，对于学术本身，是一种莫大的戕害。所以，我们的大学校长们，都应该跟湖南大学的新任校长学，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办好教育，为大学的师生服务，同时去筹钱，改善教学环境，而非包揽一堆课题，获一大堆各种奖项，出各种各样的成果。甚至像某个大学校长那样，一边让人帮自己写文章，出成果，一边组织人员表扬自己，既是教育家，又是经济学家、商学家、国学家，还是作家。
记住，大学校长最该做的，是守自己的本分，做好教育家，已经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