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所有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性的皇皇巨著 作家莫言在谈到《生死疲劳》的写作时说，纵观小说发展的历史，到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之后，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已经到达了顶峰。如果要写一部所谓的带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法，显然是写了一个故事，仅仅是和过去的故事不一样。即使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能写出一部跟《静静的顿河》类似的作品。在这样的境遇下，逼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叙事上不得不另辟蹊径。
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外国的许多小说家挖空心思地尝试着离经叛道，是因为那些大师的作品已经到达无法超越的高度，新小说派也好，感觉派也好，福克纳也好，卡夫卡也好，都是在寻找另外的叙事角度，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和真正的大师正面交锋。但是，重建宏大叙事确实是每个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结。所有的作家都梦想写一部史诗性的皇皇巨著。而我既不想落入窠臼，又舍不掉情结，还想独树一帜，所以《生死疲劳》只是另辟蹊径的一种努力。
李锐：作家要有信心与中国的文学传统衔接
作家李锐在谈到中法两国作家的差异时认为，法国有太多的像福楼拜、左拉这样的作家，他们的自然主义写作已经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因而如今法国的作家需要挣脱这种文学传统，他们更愿意写抽象化的作品，更倾向于形而上的写作。而中国作家则写实的相对更多些。
李锐说，如何写和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是否能用自己的形式把比前人更深刻、更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想象力表达出来。文学是人类用文字表达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本能，它会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日日常新。艺术应该是不断登山的过程，而不是在平原散步。李锐认为，时至今日，中国作家不能再持着“五四”时期“打倒传统，全盘西化”的观点看现代文学，而应该看到中国文学中许多宝贵的传统。我们要有信心，不仅要把写作与世界衔接，更要与我国的文学传统衔接。
李洱：小说创作出问题与当代生活变化太快有关
作家李洱在《南方文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上撰文认为，如果说目前的小说创作有问题，这问题其实与作家的才能无关。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当代生活变化太快了。作家对当代生活的经验，无法用现成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表达出来了，读者也不会满意，因为读者自己也有很复杂的经验，他会拿自己的经验去核对作家作品中的经验。面对这样一种变化迅速的生活，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经验，有责任的作家，其实是想做出文学上的应对的。这一点没有必要怀疑。有些朋友总是说，作家在躲避时代，不敢面对时代，这种说法不够确切。问题比较关键的地方可能在于，在描述当代生活方面，当代作家其实是无本可依的。
他还认为，古典文学、“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以及新时期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范式，让我们借助它去描述如此复杂的当代生活。也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得以处理当代的乡村故事，当代的城市生活。与此同时，变化迅速的当代生活，很难在作家的经验当中形成某种形式感。曹雪芹在写作《红楼梦》的那个时代，那种千年积淀下来的生活，那种熟透了的生活，是非常有形式感的。这种形式感有助于作家去处理他笔下的世界。曹雪芹如果活在当今，如果让他和我们一起描述当下生活，他不见得比我们高明。
王晓明：新的主题和新的故事从哪里来
评论家王晓明在《上海文学》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上撰文认为，当今社会已经形成了若干呈现和解说“弱势群体”的模式。如铺天盖地的“成功人士”的神话，是完全排除了穷人的生活的。电视屏幕上官员、企业家将钱款递进贫病者手中，贫病者一律对着镜头说“感谢”的画面，将穷困者演成了慈善对象。房产广告对新楼盘的“安全”性能的反复渲染，则又将穷人暗示为必须防范的对象……这些模式构成了一张大网，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触碰“底层”问题，都先会被它兜头盖住。
王晓明认为，文学并没有被这张大网缠死。他说，如果说在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界上，什么都遮得好好的，只有‘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是捅开了一个窟窿，为学者和作家提供了洞察世事的契机，那么同样，也正是这个‘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以它对作家的灵魂和才智的双重刺激，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勃发活力的空间。他还说，如今中国小说的创作动力从哪能里来？至少很大一个部分，是来自撕破那张大网的冲动；新的主题和新的故事，新的笔力和新的形式：这一切又从哪里来？至少很大一个部分，也是来自对上述模式的自觉的应战。
艾伟：人们面对的精神问题和人的处境已不同以往
作家艾伟在《上海文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２期上撰文认为，八十年代所推崇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实有一个反思社会、反思人的处境的功能。但是在学习这一传统时，所谓的先锋文学实践得更多的是在形式上，是以形式的名义走上了一条所谓“纯文学”之路。我们回顾这些作品则可以发现，当时的写作喜欢把历史和现实的背景虚化，在某个封闭的环境中去探讨所谓永恒的人性。现在有不少年轻的写作者往往从模仿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起步，这种现象当引起我们的反思。艾伟指出，人们面对的精神问题和人的处境已经不同以往，作家应该关注这些不同之处，而不是把一切虚化，去寻求普遍性的问题。时代的面貌在变，这种变化是加在人性身上的“力”，正是由于这个“力”，人性就会变形成另外一种极端的状态。如果说作家能触及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那一定也触及到了这个“力”，这就要求小说同现实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并且有介入并反思现实的能力。
郭松民：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
记者郭松民在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介绍，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曾以调侃的方式解释：“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是因为作家自杀的太少了。”为什么自杀率越高就越容易出伟大作家呢？王蒙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创新就像一条‘狼’一样追着我们”；二是 “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
尽管是一种调侃，但郭松民认为，王蒙先生所提到的两点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年来文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新”这条“狼”的追逐下、在“精英意识”优越感的支配下，当代文学早已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也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作家自身是难辞其咎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于尽快进入“后现代”的强烈愿望，作家们就开始逐渐“躲避崇高”，退出宏大叙事，退出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或主流或小康，尽可能地写得神秘写得纯粹，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只顾“自己和自己玩”。结果如何呢？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进入“后现代”，反而回到了“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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