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极为关注女性的命运和追求。她的短篇小说以她女性的视角，融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女性的孤独感这一女性主义主题。
关键词：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孤独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084-01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是20世纪初英美文坛的一位杰出的现代短篇小说大师。她出生于新西兰惠灵顿，19岁到伦敦，从事文学创作。她的创作有短篇小说、诗和文学评论，并与人合译过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她在艺术上深受契诃夫的启发，不设奇局，不求曲折的情节，注重从看似平凡的小处发掘人物情绪的变化。她对英语短篇小说的贡献在于她独树一帜的小说叙述艺术，注重心理表现，表达细腻含蓄，富有诗意。作品色彩鲜明，文笔简洁而流畅。她以敏锐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描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和命运。她们为了生存而奋斗和反抗，但当时的社会给了她们百般磨难，奋斗没有了结果，反抗变成了挣扎，孤独感紧随而至，终其一生。
曼斯菲尔德短暂的一生始终被孤独所萦绕。在给她的丈夫米多尔顿?莫里的信中说：“我是如此的感伤于身心的孤寂和身体的病痛，就像我再也无法恢复完整的自我……”她的短篇小说流露了这一感受以及她对此的深刻思考。许多作品都围绕同一主题：人生是孤独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永远存在，无法消除，所以人们不可能在灵魂深处达到真正的相互接近。
《已故上校的女儿们》中的两个女儿是典型的孤独老小姐的形象。她们表面上受到父亲严格的保护，实际上却被父亲剥夺了生活的自由和成长的权利。她们没有时间观念，永远沉浸在天真的过去，生活在她们自己那孤独狭小的世界里，自我封闭，对外面的客观世界模糊不清。她们是爱德华时代的牺牲品。面对父亲的去世，她们内心悲痛，不知所措。虽然已是成年人，但思想和行为仍然带着孩子气和怪癖，例如，当她们决定将父亲的帽子送人时，不禁笑了，小说中用的是“giggle”一词，足以证明她们的行为与年龄极不相称。她们生活在受父亲影响的封闭状态，没有自我，没有独立意识。她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贪婪厚颜的佣人安德鲁斯。在小说的结尾处，康斯坦尼亚想跟约瑟芬谈谈她们未来的生活，刚出声还没说到正题，被约瑟芬打断了，因为约瑟芬也有话想说，但她嘟哝了几声，欲言又止。姐妹俩其实想到的是同一个问题：未来该何去何从？可是，两个人都不愿先说出来，都期待着对方先开口。最后，康斯坦尼亚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忘了。”约瑟芬沉默片刻，“我也忘了。”不是忘了，而是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一直以来，她们习惯了以前的那种生活模式，习惯了对父亲的依赖。如今，父亲去世了，没有了依靠，她们该如何生存？小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但留给了读者思考的空间。康斯坦尼亚和约瑟芬过去的生活处于被动的位置，既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没有可以继续依靠的婚姻。未来的生活是一个未知数，让她们无所适从，迷茫不安。孤独终将是她们不可改变的命运。
《幸福》是曼斯菲尔德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柏莎是一个生活在梦幻中的少妇，过了而立之年，心头燃烧着幸福的火焰，爱她的生活里的一切。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和她的朋友之间有暧昧关系时，她内心的火焰被失望和痛苦浇灭了。开头贝莎是一团烈火，后来是透心凉。幸福感瞬间土崩瓦解，美好的生活烟消云散。这种情节的陡转，突出了女性情感被摧残后的孤独无助。幸福只是一种假象，依附于男权的女性没有幸福可言。在男权社会，女性没有思想，没有工作，没有财产，完全以附属品的形式存在。柏莎的处境很尴尬：她是母亲，去育婴室看自己的孩子去得不是时候，孩子在吃晚餐，她不敢挑战保姆的权利，只好远远地站着观察；她是妻子，但是丈夫哈里对她很冷淡，在他眼中，她的职责就是监督佣人完成家务活，她的情感需要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她是朋友，她把富尔顿小姐看做是唯一理解她的朋友，然而，她被欺骗，成为了富尔顿小姐接近哈里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如此之深，就算是朋友或夫妻也不例外。曼斯菲尔德以她女性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传统夫权的束缚下，女性并没有真正投身到社会中去，政治经济状况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善，因而不可能改变其第二性的地位。社会把男性与公共领域、独立性、支配性和统治性相等同，而女性正好相反，私人领域、依赖性、被支配性和被统治性就是她们的标签。在这篇小说中，柏莎作为母亲、妻子和朋友的最基本的权利已被剥夺，她只能处于边缘的角色地位。当幸福化为过眼云烟，婚姻成为了牢笼，生活毫无生趣，孤独无依。“怎么办才好啊？”这是柏莎问自己的问题，可是没有答案。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创作了九十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以敏锐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关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女性的生存问题，真实地展现了女性孤独的内心世界，道出了深沉的思考和无声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