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男人的数量远超过女人。在亚洲，男女失衡现象尤其突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称之为“亚洲女性失踪”的神秘事件。即使在亚洲国家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男女人数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为120∶100，而印度为109∶100。中国社会科学院警告称，到2020年，每五个年轻男人中就有一个因为适龄女青年太少而找不到配偶。
性别比例失衡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重男轻女的文化取向导致有选择性地打掉女胎；二是由于超声波可分辨男女，虽然法律禁止，人们还是去做。科技的发达与一直以来的性别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被美国女权主义者称之为“性别灭绝”的残酷事实。
长期以来，生男生女本来是自然的选择，即使是生育科学发达的当今，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伦理观出发，都不应该人为地选择婴儿的性别。21世纪以来，因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但又最难引起人们注意的灾难。
全球“性别”失衡
虽然亚洲最为明显。但性别比例失衡是一个全球化的趋势。同样，女性“性别灭绝”也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1990年，韩国的男女性别比例上升到了117∶100――这在当时是世界最高的。现在，韩国正在经历着当年的性别比例所带来的困境：在比较富裕的乡村，过剩的单身汉们去国外“进口新娘”。
2008年，韩国11%的婚姻是跨国婚姻，大多是一个韩国男人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作为根深蒂固的单一民族国家，韩国社会对跨国婚姻充满敌意。韩国政府预测，到了2020年，可能有一半的孩子会是混血儿。人们用“韩亚”这样的新名词来称呼这些混血儿。
1991年之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男性对女性比例突然加大。男女性别比率上升到了115∶100到120∶100。
1975年美国的亚裔美国人的男女性别比例在106∶100上下，到2002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09∶100。
性别日渐失衡现象的背后是人类远古以来的男孩偏好。
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在现代人身上，都留下了远古以来适应环境的烙印：男人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几乎从文明出现开始，男孩尤其是第一胎儿子就有各种优先权。历史上很多女人因为没生出儿子而自杀(或者被杀)。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说，女人憎恨自己的“女性地位”，以至于对自己新生的女儿也充满了愤怒和厌恶。
几个世纪以来，东亚建立起了最严格的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家庭需要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养老送终。许多没有生出男孩后代的女人遭受虐待，沦为家族的奴隶。一些家庭甚至祈求神灵杀死女孩。
打击堕胎
不要说在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方，就是在最发达的美国，人们也是喜爱男孩。近日。盖洛普民调机构随机抽样调查1020名美国成年人，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他们会希望有一个女孩还是一个男孩。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选择一个男孩，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想要一个女孩，其余的不介意任何一种性别或不清楚自己会如何选择。现在，并不知道美国有多少父母有机会选择他们想要的宝宝，但在亚洲国家，因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很普遍。
如果一个家庭有4到6个孩子，其中有个男孩是很正常的。对男孩的偏爱不会以牺牲女孩为代价。但是现在大家只想要两个甚至一个小孩，这种情况下，有人就会打掉未出生的女婴，一心生个男孩。
因为男性在幼年时代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所以自然的男女性别比为105∶100，等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男女比例就大致相当了。但是英国医学杂志的报告显示，中国只有一个地区――西藏自治区的出生婴儿性别比率在自然范围内。中国东部和南部的14个省，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率都在120∶100以上，其中三个省甚至超过了130∶100。
针对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2010年8月开始，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集中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涉案的非法行医机构将被取缔。涉案人员最高将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印度的经验证明。法律是无法打败“一个重视男孩，轻视女孩的社会”的。
虽然印度允许堕胎，但为了禁止有选择性堕胎，印度已在1994年禁止查验未出生胎儿的性别。政府也采取措施鼓励人们生女孩，比如给生育女婴的父母经济补贴，给女孩自行车，优先给女孩中等教育基金的资助，甚至定期给生女孩的家庭一些钱以抵消将来彩礼的费用。
然而面对传统偏见，所有的政府努力都似乎没有功效。那些保护女性胎儿和女婴的法律根本没有认真执行，性别鉴定法形同虚设。只要600卢比(一卢比=0.13元人民币)，医生就愿意鉴别婴儿性别。据说，有的江湖郎中甚至用自行车载着扫描机器穿梭在村间提供服务。
西方的恶果
鉴定婴儿性别，自然是一项最先在西方兴起的医学。最近科普作家玛拉?维斯坦达尔，在探讨亚洲性别选择问题的新书《非自然选择》中说，性别选择的技术先是由西方人发明并用做人口控制手段的，后来由西方捐助者和美国军官传到了东亚。
20世纪中期，西方人口统计学家对全球人口增长充满忧虑。随着公共医疗的发展，人们比以前更加长寿。联合国人口司在1951年预测，世界人口将进入快速增长期，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人口学家所预测的全球性“人口爆炸”，引起了美国政府各界的广泛焦虑，上到环境保护者，下到麦卡锡分子，人人都要求进行节育。
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努力为那些带有遗传病的妇女完善胎儿性别鉴定测试(比如血友病，该病只遗传给男婴)。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辨别胎儿性别的超声波在美国大受欢迎。“孕情不再靠猜想”上了报纸的头条。技术工具迅速成为性别选择的利器。
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就是堕胎。在韩国，西方的资金创造了一支流动医疗队，这支医疗队由美国国际开发署捐助的美国陆军救护车以及缺乏训练的工作者和志愿者组成。这支医疗队聘用本地工作者，按他们带来进行绝育手术和宫内避孕器植入手术的人数获得报酬。韩国的这些流动诊所后来成了堕胎点。到了1977年，在汉城每1名男婴儿诞生，便有2.75名女婴死于人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人工流产率纪录。
在印度，20世纪60年代，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全印医疗科学研究会300多万美元，帮助他们在亚洲率先进行羊膜穿刺实验。一开始是为了发现基因异常，后来变成了胎儿性别鉴定。不久之后，这一技术趋向成熟，人们可以在孕妇怀孕三至六个月时，通过羊膜穿刺术来确定胚胎的性别。
1975年，印度医学院的医生们在一家国有医院中开始了带有性别选择性的流产实验。他们用羊膜穿刺术为家境贫寒的女性进行免费测试。然后在孕妇愿意的情况下，以胎儿的性别为基础为她们实施人工流产手术。据估计。约有1000名怀有女胎的孕妇做了人流。
印度医学院开始这项实验的同年，性别选择侵入中国。到了1979年，中国才最终接受西方国家的帮助。但是在被中国排斥的情况下，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依然毫不犹豫地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采取行动。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夕，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中国购置电脑、实施培训以及展开宣传捐助了5000万美元。
1985年，面对世界反人流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才宣布削减资金，美国投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基金削减了4600万美元。
而现在西方最新的医学发现，一项针对怀孕7周的准妈妈们的简单血检，就可以回答婴儿性别问题，且准确度高得让人吃惊。虽然并未得到美国医生们的大力推广，但过去的几年间性别鉴定的血检工具已经在网上销售了。
如果这项技术在亚洲推广，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堕胎行为。并使已经存在的严重的性别失衡更加恶化。
男人过剩的之忧
30多年来性别选择对世界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令人担忧。男性为主的人口结构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男性无法找到结婚的对象。这会导致反社会行为，以及越来越多的性交易以及出现买卖新娘的行为。
到了2020年，中国的男性会比同年龄层的女性多3000万到4000万人。因此，在十年之后，中国将面临的是拥有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数量是美国相同年龄的男性的总数，是欧洲最大的三个国家年轻男性数量的三倍。
男人超级过剩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是留给经济学家的一个公开问题。历史给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答案。德国学者纳尔?海因索恩说，1500年前后的欧洲扩张是由于男性人口膨胀；1914年后的日本帝国扩张也是由于男性人口膨胀。这当然是令人感到恐怖的暗示。
按照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尚靳炜（音译）所言，这还不算最恐怖的，这位华裔学者声称，中国性别失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扭曲的中国性别比例能解释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失衡现象！尚教授估计中国的性别比率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在这背后就造成了中国经常性账户盈余。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中国目前经常性账户盈余，和美国经常性贸易赤字，常常被认为是引起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根据尚教授的逻辑：由于可供选择的女性越来越少，父母们会有更加强烈的储蓄动机，以便让自己的儿子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婚姻前景。他们会一直这么做，直到儿子发育成熟并进入婚姻市场。婚姻竞争或许还部分推高了中国的住房价格，因为传统上，新郎一方应当提供一套住房或公寓来构建一个家庭单位。这样一来，上升的住房价格也迫使那些没有儿子的家庭进行更多的储蓄。
坐拥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的储蓄罐如今已经变得如此庞大，对其原因做出解释的经济学理论同样层出不穷。尚教授的理论也许应该归入“中国版本的魔鬼经济学”，不过，这也不失为对全球性别选择危害的一个另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