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20年峥嵘岁月，在邓小平留下的重要精神遗产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他能够准确研判社会形势，把握民心取向，做出政治决断，这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给予当今政治家们的重大启示。南方谈话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政治行动，是凝聚着眼光、智慧和责任的政治动员。它带来的巨大影响说明，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迄今20年来，在南方谈话的激励下，市场积蓄的能量迅速释放，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当时及后来很长时间，对权贵资本的制度性约束软弱，法治不彰导致权钱交易盛行，在权力卵翼下滋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利用不规范的市场谋取巨额不正当利润。更为恶劣的是，他们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一己私利，成为《荀子?大略》中抨击的“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其行为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以至于部分民众对与改革产生了不信任，“改革已死”“改革共识破裂”等说法颇为流行。
目前的社会形势在一些方面与邓小平视察南方前夕的社会形势较为类似，社会上弥漫着无力感和焦虑感。普遍的改革焦虑症反映了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强势的利益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试图垄断改革创造的红利，利益无法得到公平的分享。要改变这种利益分享僵化、改革进程受到遏制的局面，必须像邓小平那样，重新定义改革，解放被压制的创造性力量。
在近来的纪念文章中，我们听到了“再来一次南方谈话”的呼声。这种期待说明，改革并没有死，改革共识并没有完全破裂；死亡的只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幻想，破裂的只是对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的信任。当然，应当正确地分析这种期待。20年前后的改革阻力存在明显差异。当时阻碍改革的社会力量，是围绕计划经济形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及为其辩护的意识形态。今天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即便是深化改革的抵制者，大多也不愿意放弃市场经济，只不过他们更愿意利用权力扩展于己有利的畸形市场。在金钱与权力的同盟中，很多人是南方谈话的受益者。但是，当年的改革者或“免费搭车者”。部分变成了改革的阻力。同20年前相比。无论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对象还是改革的方法和改革的路径，都显著不同了。面对全新的局面，改革的推动也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再期望某个英雄人物振臂一呼，万民影从，已经不现实了。改革新共识的形成，不会再通过一次或几次南巡塑造出来，而是来自执政党内部对于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做出准确的分析，把握民意的变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做出集体的决策。
中国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如何迈过这道坎，不仅考验着执政党，也考验着不同阶层的民众。新的改革意愿正在形成，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在快速聚集。但是，改革意愿已跑到了行动的前面。南方谈话再次表明，卓越的政治家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民众前行的。
(摘编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