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中，“姨妈月兰”柔弱温婉、逆来顺受，是帝国文化霸权压迫下的牺牲者；“母亲勇兰” 聪颖独立、大胆倔强，是中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觉醒者；“无名姑姑” 渴望爱情、傲对死亡，是向父权、夫权及族权抗议的鸣警者；“我――花木兰”替父从军、建功立业，是用武力与父权、王权和帝国文化霸权抗争的女勇士；而“诗人蔡琰”则是成功言说自我、永垂青史的女勇士。本文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揭示这些女性形象对扭曲化和刻板化女性形象的颠覆，为新时代女性言说自我，与男性权威进行对话创造了飞越的可能，从而有助于推动中西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五个女性形象；主体意识；后殖民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杨哲梅，26岁，硕士研究生，本科主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生，研究专长为英美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参与张喜华教授主持的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交际中的东方主义》和湖南省教育厅课题《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的融合与冲突―贾斯汀?希尔中国题材作品透析》，论文《中西木兰形象对比》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季刊)2009年第3期，现从事英语专业英美文学和大学本科英语课程的教学，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能力。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6-0071-02
《女勇士》全书依次讲述了无名姑姑、花木兰、母亲勇兰、姨妈月兰和诗人蔡琰的故事。无名姑姑没有名字，花木兰习武立功，母亲勇兰学医治病，姨妈月兰疯狂至死、诗人蔡琰歌以咏志，这五个女性形象代表了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依次为自在自然、自知自觉和自强自为三个阶段。自主自认阶段表现为女性处于奴仆地位，缺乏主体意识，无为而终其一生。自知自觉阶段表现为女性开始觉醒，主动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完善，并付诸行动争取男女平等。当女性在历史的舞台上以主体姿态呈现时则表现为自强自为阶段。《女勇士》中的五个女性形象经历了从自主自然到自知自觉到自强自为的三个阶段，构成了一个有机体，颠覆了西方话语中的扭曲化和刻板化女性形象。
一 、“无名姑姑”―― 向父权、夫权及族权抗议的鸣警者
无名姑姑的故事是一出凄凉而令人警醒的女性悲剧。这个故事被置于《女勇士》五个故事之首。在淘金热盛行的年代，新婚燕尔不久，丈夫便去了美国金山淘金，或许是因为迷茫、寂寞无助，又或许是年轻气盛，无名姑姑渴望朝夕相守的爱情和婚姻，在丈夫离家几年后怀上了身孕，被家族及邻居所不耻，在分娩的当夜被村里人抄了家，被迫流落到荒郊野外，最后抱着婴儿投井自杀身亡。可以说无名姑姑背叛了婚姻，却可能没有背叛爱情。她或许因爱而生、随爱而逝。她对婚姻的背叛给予封建社会父权和夫权致命的一击，尽管她的名字从此从家谱中销声匿迹和禁止被提及，没有人为她供奉食品,给她纸钱、纸衣、纸房、纸车，不得在鬼的世界里乞讨食物，她的自杀却是一种无声的示威，从而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婚姻关系，不再屈服于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 拉响了向父权和夫权以及族权抗议的鸣警器，可以说是处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主自然阶段。
二、“姨妈月兰”―― 帝国文化霸权压迫下的牺牲者
在《女勇士》的第四章《西宫门外》中， 汤亭亭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柔弱温婉、懦弱无知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一如名字那样，月兰的行为像月亮般苍白、惨淡无力，她的柔弱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尾。她深受“三从四德”之类封建文化观念的毒害,遵从父母之命嫁给了小她好几岁的丈夫,可完婚后不久,丈夫就远赴金山,抛弃了她和还在襁褓中的女儿,让她守了30年活寡。她依赖丈夫得以生存下去，不忍心责怪重婚的丈夫，认为应该为丈夫能供养女儿这个女崽上大学而感恩戴德。她渴望丈夫的认可，害怕未事先通知而惹丈夫生气，甚至天真地以为打扮年轻点会让丈夫心情愉悦。她甘愿给丈夫做女仆、为他的美国妻子梳头、收拾家、洗盘子端饭,照料他们的孩子。当她因为不懂英语，被丈夫认为无法胜任美国式的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时，她把一切归咎于美国这个“充满鬼的”社会环境，无法意识到自我，绝望地回到了姐姐勇兰的家里。月兰一味的屈服与退让，也无法换来美国丈夫的疼惜与忏悔，最后只能忧郁至死。在以“美国丈夫”为象征物的强大的帝国文化霸权下，月兰姑妈被逼到了窒息的境地，看不清自我，也无法实现自我主体意识，仍徘徊于于女性主体意识的自主自然阶段附近。
三、“母亲勇兰”―― 中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觉醒者
勇兰作为华裔女性，承受着斯皮瓦克所说的“三重不幸”，饱受着西方强权世界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勇兰并没有被欧美强势话语和男性强势话语压倒，她自强自立，学过医、当过医生、经营过洗衣坊、抚养六个孩子，像男人一样活着。她设法帮助妹妹月兰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寻夫，却又眼睁睁地看着妹妹因为懦弱而发疯至死而无能为力。她身处美国，心系中国，时刻受到中美两种文化的冲击，最终在夹缝中觉醒，竭尽所能证明自我的主体价值，用自身的顽强不屈向世人展示了新型女性形象。
这种新型女性形象突出体现在文中反复提到的“鬼”的意象当中。母亲勇兰敢于同各种“鬼”作斗争。在行医途中，在医学院求学时候的闹鬼寝室里，勇兰都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勇兰说美国是一个鬼国家，到处是各式各样的鬼，但她不惧怕任何鬼，那些“墙头鬼”“饿死鬼”“压身鬼”“吊死鬼”“淹死鬼”“的士鬼”“公车鬼”等都无法压倒她，她愿意做条龙，拥有超凡力量，蔑视那些恐惧孤独的凡人，有朝一日荣归故里。勇兰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不信奉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放弃养尊处优的优越生活，主动到广州德功助产士学校学医，成为一名医生，她可以被称之为事业型女性的新型形象代表，是一个觉醒于父权制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全新女性，表明她逐步进入女性主体意识的自知自觉阶段。
四 、“我――花木兰”―― 武力抗争父权、王权和帝国文化霸权的女勇士
从花木兰和“我”（即叙事者）形象的长篇幅来看，可以发现汤亭亭费了很大的笔墨来给读者展现这两个女性形象。她们虽为不同形象，却在本质上是一个人――“我”。花木兰不再深闺不出，相夫教子，唯命是从，充当别人的妻子或是佣人，而是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奋勇杀敌，成为巾帼英雄。她不是受人逼迫，而是完全出于自愿，只身上白虎山追随神仙老夫妇学习武艺，艺成之后，学岳飞刺字，奔赴沙场，建功立业，表明花木兰已经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价值，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挑起旧时本应是男儿承担的重担，彻底颠覆了女性只能是男人身上包袱的形象。作为父权的象征，由木兰父亲来行使刺字的权力，暗示木兰必须承受父权时代身为女性的灾难，也只有经受过痛苦的洗礼，木兰才能运用所习得的苍龙真功除掉荒淫的权势者、财大气粗的财主、领导农民起义、打败蛇身巨人、智取皇太子、勇追魔王、解救小脚女人们。
但是，汤亭亭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花木兰改造为具有美国特点的女勇士。汤亭亭的女勇士未婚先孕、与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同时，汤亭亭在文中塑造的“我”质疑“长舌妇是非多”，在学校特立独行，把房子、花朵和太阳画成黑色，在幼儿园里同谁都不讲话，喜欢黑人同学，几近疯狂地逼迫另一个华裔学生妹妹开口说话，否认“女孩是米虫”、“养鹅比养女强”，要求享有同白人男性平等的择业权。“我”的成长经历透视着一种呼声――反对帝国文化霸权，要求获得女性话语权。花木兰和“我”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华裔女性不再是从属的“他者”，而是堂堂正正的自主的“我”，表明女性主体意识已经几近自强自为阶段。
五、“诗人蔡琰”――成功言说自我、永垂青史的女勇士
汤亭亭所刻画的蔡琰同中国汉末女诗人一样博学多才,通音律,后被掳至南匈奴。悲愤、孤独、思乡之中，蔡琰把自己的情感寄予《胡笳十八拍》之中，吐露了自己被俘入胡、别儿归国的不幸际遇,反映妇女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女勇士》中蔡琰唱的是汉人的歌，可野蛮人听得出里面的伤感和怨愤。有时他们觉得歌里有几句匈奴词句，唱的是他们永远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正是汤亭亭的点睛之笔，在美国生活的日子正如蔡琰在匈奴人中漂泊不定地生活一样，没有归属感，但渴望归属和认同，而这首《胡笳十八拍》却说明美国华裔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蔡琰成功地用胡人的音乐演绎出了汉人的心声，唱出了美国华裔女性的不满心声，是成功言说自我、颠覆“他者”扭曲化和刻板化形象，永垂青史的女勇士。
六、结语
综上所述, 《女勇士》中的五个女性形象具有共性和异性。她们或悲哀地接受命运，或觉醒于命运、或真刀实枪地抗击命运、或用文字和音乐言说命运，却都在用死亡或生存的方式叫嚣父权、夫权、王权、族权及帝国文化霸权。同时，这五个女性形象又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从“无名姑姑”的死到“花木兰”的生到“勇兰”的生再到“月兰”的死最后到“蔡琰”的生体现了由生到死再到生的重生，这喻示着处于种族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华裔妇女构建新型的性别身份的艰难历程。而从勇士的牺牲到觉醒到武力抗争到用文字和歌声言说自我又突出体现了女性形象的升华。汤亭亭站在美国华裔女性的视角，在《女勇士》中塑造了全新的美国华裔女性形象，由此颠覆了作为白人的他者所持的刻板印象,解构了“害羞莲花”、“龙女”、“华人妓女”的他者话语，映射出美国华裔性努力建立自我主体意识、要求自我言说权和追求两性平等的乌托邦社会的艰难历程。
参考文献：
[1]、(美〕汤亭亭. 女勇士[M]，李建波、陆承毅译，桂林: 漓江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