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当“普通一兵”的滕门家风 滕代远有5个儿子，除了长子外，其他孩子都是军人出身。 1950年9月，从小就被留在家乡、与滕代远未曾谋面的长子滕久翔，听说生父滕代远在北京当上了铁道部部长，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探望。几经周折，滕久翔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参加革命后，滕代远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看望亲人，如今见到阔别20余年、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心里自然是分外高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陪伴大儿子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
生活困难的滕久翔从老家来到北京探亲，以期父亲给自己在北京安排工作或给点钱，以改变家里面临的困境。一天，滕久翔向父亲央求说：“爸，你现在是铁道部的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这样，咱父子俩也好经常见面。”
滕代远严词拒绝了，而且动员他回家，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部长更不能例外。再说，你在老家上有祖母，下又有孩子，你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回去。”起初，遭到父亲拒绝的滕久翔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在父亲的孜孜教诲下，他终于转变了想法。
临行前，滕代远还反复叮嘱滕久翔：“要安心在家乡搞建设，多打粮食，为国家抗美援朝出把力。家里有什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向政府要救济或提其他要求，给国家添麻烦。”随后，滕代远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用过的旧衣裤及一些家什送给滕久翔，希望儿子“像战士一样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滕久翔记住了父亲的教导，不住地点头允诺。
1943年11月，滕代远的二儿子滕久光出生。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紧张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侵略军不断对根据地进行大肆“扫荡”和“蚕食”，残酷的斗争使滕代远夫妇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只好把滕久光寄养在老乡家里，是根据地老百姓的奶汁和小米把他养大的。
新中国成立后，滕久光被接回北京，进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学习。在学校里，滕久光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很少与外界接触，使得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有些忘乎所以。滕代远认为这样下去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就把孩子转到一所普通学校。但滕久光淘气贪玩、不好好学习的毛病仍没有改掉。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滕代远夫妇决定把滕久光送到河北唐县的一个山区农村去锻炼。一下子离开了北京城，来到艰苦的农村，滕久光开始很不理解父母的一番苦心。滕代远就经常抽时间给孩子写信，鼓励他努力学习、参加劳动。后来，由于上学不方便，滕代远又让滕久光带上户口到黑龙江省依兰县姥姥家，一边上学一边参加农业劳动。期间，滕代远仍然时常抽时间给儿子写信，关心儿子的学习劳动，以期他能健康成长。
离开了父母，滕久光逐渐增强了独立性，有了可喜的变化。北方的高粱米把他养得非常结实，劳动的汗水改变了他贪玩的坏习惯，学习成绩也渐渐好了起来。
3年之后，滕久光被父亲接回北京。1962年夏秋之间，滕久光自愿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报名参军，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滕代远格外高兴，非常支持，他觉得自己几年来在滕久光身上倾注那么多的教育没有白费，他语重心长地对滕久光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人民共和国需要你们捍卫。人民解放军是个大熔炉，希望你在熔炉里锻炼成才。”
1945年5月，滕代远的三儿子滕久明出生。刚满月，滕久明就被送到老乡家抚养――每个月给老乡家送20斤小米，每年给10尺粗布，作为托付费。后来部队机关有了简易的托儿所，工作繁忙的滕代远夫妇才把滕久明接回送进了托儿所。
滕久明小时候迷恋“火箭”，春节时特爱放“冲天炮”。所以他很早就立志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考军校。
1965年夏，滕久明即将高中毕业，正埋头苦读，准备高考。一天傍晚，滕代远夫妇谈论起家里的事，对滕久明学习肯用功、进步快的情况十分欣慰。秘书见状插话说：“久明对我谈过，他想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怕万一考不好，不被录取，想请您给学院刘院长（滕代远的老部下刘居英）写封信。”
滕代远听后，断然回答说：“读书，上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靠父母的地位和私人关系。大学能考上更好，考不上也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多得很，做工、种田、当兵都可以。”滕代远又对妻子林一说：“要给孩子讲清不能写信的道理，靠私情，拉关系，不是我们党的作风。”
后来，滕久明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如愿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前，滕代远嘱咐他：“你是咱们家第一个大学生，要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在大学期间不准恋爱、找对象。”
滕久明没有辜负父亲的殷切期望，后来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当时，滕代远的病情已较为严重，可5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好心的同志常劝他把孩子调回一个，滕久明也写信表示希望回到父亲身边，好照顾家里。但滕代远却没有这样做。他给滕久明写信说：“我身体不好，有组织上照顾就足够了，党和国家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你大学毕业后，哪里最需要，你就到哪里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分配。”
滕久明先是到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参加野营拉练和冬训、夜训，后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尔后到沈阳军区从事情报工作。
一次，滕久明利用出差机会探家。当他和父亲谈到部队生活时，滕代远问：“你现在在部队做什么工作？”“当参谋。”滕久明自认为刚分到部队就调到机关工作，说明自己进步挺快，父亲会为此高兴而表扬他。未曾想滕代远却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大学生，连兵都没当过，能当好参谋吗？我看你应当先到连队去当兵。”听了父亲的意见，滕久明回部队马上给组织上写了报告，申请到基层连队工作。此后，他不以大学生和高干子弟自居，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刻苦锻炼，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好评。后来，他当上连长，在边境作战中还荣立了三等功。 2001年6月，滕久明在总参军训部电化教学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休。从哈军工当兵算起，滕久明从军37年，为军队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滕代远四子滕飞（滕久耕）记得，自己在念小学一二年级时，爸爸就要求他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滕飞开始不理解爸爸的用意，只是每天记流水账式地写着以应付爸爸的检查。滕代远一方面耐心地纠正滕飞的错别字，一方面语重心长地说：“写日记，就是把你做过的事情，走过的路，无论对错，一笔笔记录下来，以后加以分析，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将来纠正错误的行为，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几十年过去了，滕代远的教诲使滕飞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让滕飞在未来的人生中受益良多。
1968年2月，滕飞应征入伍。在儿子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夕，滕代远在旁熟练地指导儿子打好背包，并送给他一本在当时很难得到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和《雷锋日记》，他对儿子的要求简单明了：当雷锋式的士兵，吃苦在前，不讲享受。 滕飞坐了几天火车来到部队驻地――这里一片荒芜，看不到绿树青草，只有茫茫戈壁上的骆驼刺；没有温暖湿润的气候，只有刺骨的寒风在耳边呼啸。滕飞的心凉了大半截，甚至想，在这个地方打开自己军旅生涯的首页，是不是太残酷了点。滕代远从滕飞的家信中看出了儿子的想法，在回信中说：“当兵首先要服从命令，守纪律……准备吃大苦，耐大劳……”滕飞后来才知道，1937年5月，父亲和陈云受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的委派，正是在这个地方（星星峡、祁连山脉）迎接了突围出来的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的红军西路军部队。这时，滕飞才理解父辈对自己的教育用心良苦。
1970年8月10日，滕飞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受了重伤，昏迷不醒。部队马上通知了滕家。滕代远委托秘书前往看望儿子，并嘱托秘书：“你到部队去，请向领导转达我们的意见，如果还有希望，请尽力抢救，因为孩子还年轻，还能为党和国家服务几十年。万一抢救失败，我们不提出任何要求，一切按照部队规定办。”后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奋力抢救下，滕飞终于苏醒了，摆脱了死神的威胁，并在父亲的鼓励下积极配合医生养伤，不到10个月就回到了部队，重新战斗在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
滕飞回忆说：“1971年，我被提拔为军官，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给我来信，嘱咐我要永远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他说，军官要做战士的表率，不仅军事技术要当士兵的表率，更要在服从命令、吃苦耐劳上为士兵做出好榜样。”滕代远在信中要求儿子和战士打成一片，星期天、节假日多到炊事班去帮厨，帮战士站岗，让战士休息……
当年，滕飞希望自己在军事上有所发展，对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没有多大兴趣。这时，滕代远耐心地开导儿子，要他好好向雷锋学习，“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滕代远对儿子说，革命是一列奔驰的列车，为了列车准时到站，列车上的列车长、正驾驶、副驾驶、司炉、乘务员，火车站的信号员、扳道员，车辆段的检修工，铁路局的调度员、指挥员……哪一个岗位都不能缺少。为了革命的全局，需要你在哪里干，你就在哪里踏踏实实地把本职工作干好，没什么价钱可讲。
因为工作需要，滕飞的工作换了好几个地方，但是不管到哪里，他都牢记父亲的教诲，工作更加努力，先后被国防科工委党委和海军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滕飞从部队转业后，到广东粤海石化储运公司任职，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孩子的记忆中，父亲滕代远只流过一次泪。1968年，滕代远送刚满16岁的小儿子滕久昕赴内蒙古牧区插队。此前，学校发来有关插队的申请表，滕代远非常支持一直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去内蒙古牧区，并郑重地在申请表上写下“完全同意，坚决支持”，还亲自把毫无独立生活经历的滕久昕送上火车。列车开动的瞬间，永定门车站（现北京南站）内近800位学生和家长抽泣声一片，甚至盖住了火车的鸣笛声。但滕代远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挥着手。后来，滕久昕听母亲讲，父亲回到家中，拉着母亲的手说：“孩子才16岁……”一句话没说完，已是鼻翼翕动，泪盈于睫。
滕久昕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是铁道部长，我母亲是北京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可是他们送我的时候是以普通老百姓身份到车站的，没有跟任何铁路系统领导和部门打招呼，是挤在人群里向我挥手的……车启动了，老父亲流泪了。”讲到这里，滕久昕也不禁泪水纵横……
滕久昕在内蒙古期间，滕代远夫妇经常去信，勉励儿子在草原上扎根，好好经受锻炼。1970年，滕久昕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
一次，因为工作需要，滕久昕去北京密云出差。阔别多时，一些留京的同学听说滕久昕回来了，便请他吃饭叙旧。滕久昕也在莫斯科餐厅回请了他们――吃饭的开销比较大，还借了出差公款60元，这相当于当时部队连级军官一个月的工资。滕代远知道后非常生气，提笔写信批评滕久昕：“干部子弟应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吃苦耐劳的习惯。这不是一般生活作风问题，而是思想觉悟，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问题。”
不就是吃一顿饭嘛，何必这样小题大做？接到信后，滕久昕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滕代远写信告诉部队的领导，让大家一起帮助小儿子认识讲排场、摆阔气的危害，并写信给其他的儿子，一同帮助滕久昕提高认识。在大家的帮助下，滕久昕想通了，专门写了一份思想检查寄给父母……
动荡岁月的非常心境
1958年初，国民经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始走上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钢为纲、大搞群众运动的“大跃进”轨道。这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安排若干担任国务院部长职务的中央委员发言，滕代远电请在北京的时任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竞天来成都，共商发言稿。他们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铁路的需要和可能，撰写了关于铁路发展规划的发言稿。但毛泽东看了却没有通过。后几经修改送审，毛泽东仍不满意。滕代远感到压力很大。后来，他虽在会上发了言，但毛泽东仍认为应当“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要滕代远回京“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回到北京后，滕代远同吕正操等铁道部党组成员一起，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集中研究了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检查了对总路线的认识，批判了教条主义，研究了建设的方针，制定了今后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规划安排和措施，才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滕家的孩子回忆说：“当年，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反冒进，周总理、陈云开会，要求压指标，而毛泽东反反‘冒进’。于是，父亲夹在中间，很为难――毛泽东对父亲多次说，你保守了，指标要修改。为此，父亲的精神压力很大。”
滕久明、滕久昕记得，成都会议后，父亲连日疲劳，血压居高不下，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三四个小时。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为高血压病二期，劝他晚上不要工作。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健康情况仍然没有好转。“最后上不了全天班，最多只能上半天班，他就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把自己的位子让出来，说铁道部长是个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把工作做好的重要职务，看来自己的体力已无法担任这个职务，并说自己这么长期病休，对国家对铁路工作会有影响。后来，中央才同意他辞职。”滕久昕说。
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滕代远不再担任铁道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面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滕代远曾感到无比茫然。滕代远的孩子回忆说，那段时间，父亲经常闭门不出，很少与人来往。在家里，他沉默寡言，独自沉思，往往彻夜难眠。
让滕代远没有想到的是，一些横冲直撞的红卫兵到处查抄他们需要的“黑材料”，竟然想在他的身上做点文章。一个漆黑的深夜，北京铁道学院30多个学生驾着卡车，携带4个长梯，闯到了滕家门口，气势汹汹地砸门，并翻墙而入，翻捣各种文件书籍，对滕代远说：“彭德怀的案子要重新审查，你与彭德怀过去一起工作过，要查查你这里有没有黑材料。”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有人要把滕代远往“彭德怀死党”上划，质问滕代远“一直和彭在一起，为什么不出来揭发彭”？滕代远在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保持沉默，很少发言。回到家里，秘书问他：“彭总到底有什么问题？”滕代远迟迟不答，最后长叹一声说：“彭老总就是脾气大些，容易得罪人。”除此之外，他一句话也不愿多说，就算在“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时候，他也没有违心地说过对彭德怀不实的话。
在孩子眼里，父亲在曲折多舛的人生经历中，无论革命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低潮还是高潮；也无论他本人受到重用、还是遭到排挤，工作取得成绩还是有了失误，他都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信念坚定，坚持真理，追求共产主义，服务中国人民，就是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也敢于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敢于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铁骨正气。
1973年8月，滕代远抱病出席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大会秘书处送来一套彩色新闻照片，滕代远挑选半天，要小儿子滕久昕帮他装入镜框挂起来。滕久昕拿出一张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3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问：“这张不是挺好的吗？”滕代远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要挂就挂主席的！”他还愤愤然地说：“王洪文，入党才几天？有什么资格作修改党章报告？！”
197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肺炎刚愈的滕代远由小儿子滕久昕陪同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庆祝活动。在中山音乐堂的文艺演出会散场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都上来和滕代远握手。当王洪文也挤过来握手时，滕代远脸色冷漠，象征性地与他握了一下手，一言不发，匆匆离去。
回到家，滕代远感慨地说：“老同志现在不多了！”滕久昕故意问道：“最后那个要和您握手的人是谁啊？”滕代远一听，来了无名火：“我不认识他！”这时，滕久昕笑着说：“好像李先念在旁边给您介绍过？”见儿子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滕代远气愤地大声说：“我不认识他！我就是不认识他！”边说边用拐杖使劲地在地板上捣着。
国庆节后，由于严重的肺炎和哮喘，滕代远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那段日子，夫人林一、小儿子滕久昕和工作人员轮流陪床。期间，滕代远经常要滕久昕给自己读报或读文件听。有时候，滕代远让来陪床的滕久昕帮医生、护士干活：“有事我叫你，这里没事你就帮他们干活去，大小伙子别老闲待着。”
这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滕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
当晚，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在一张纸上写。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这是滕代远对自己光辉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
翌日9时15分，滕代远那搏动了整整70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悼词中如此评价滕代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是滕代远毕生革命经历的写照！
（责任编辑：徐 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