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混搭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村寨生活世界的基本样态。生活世界是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进行意义追问的基础，箐口村哈尼族村民的日常服装世界是传统与现代混搭的，多元性存在的服装所表明的正是当地人丰富的创造性，乡村中存在的民族服饰时尚的有限竞争所表明的既是市场经济发展对乡村的影响及现代性在乡村的表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寻求延续的表现。无论是传统服饰还是现代服饰，其真实的文化意义都只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
?关键词：混搭；箐口村；哈尼族；服饰时尚
?中图分类号:C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54-07
不满于近代受自然科学影响而使各种科学研究不断加深对世界进行抽象化的理解，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并且指出“生活世界”是各种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① 。“生活世界”的提出对于以批判常识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人类学?②应该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当我们把日常生活的各种事项与行动的情境和社会的整体进行关联，认清各种社会文化的符号总是在一个更大的符号体系之中从而是紧密相关且互动的，“无限开放的、永远存在未知物的世界”?③便可能在我们面前敞开，并且可以促使我们去看到许多已有的研究中被忽视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是把原本活生生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民族服饰抽离出来去进行研究，而是直面日常生活世界，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当下处于急剧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众多的民族村寨完全可以视为各类服饰的T型秀台：就性别说，有男女服饰差异；按年龄分，有老中青幼的不同，以时代看则又有传统与现代之别。当然，还有更多的界限十分模糊的服饰都在加入这个T台的流动之中。而当我们将直面日常生活世界的眼光投入到像哈尼族箐口村这样的民族村寨的时候，?④便会惊讶地发现民族服装并非只是历史的遗存，而是也有“时髦”及“时尚”的现实存在。“时尚”也已属于乡村或者说村寨这个世界。如果说“人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⑤，并且包括语言、神话、艺术、宗教以及服饰都是这个符号宇宙的部分，从而人也是符号的动物的话，那么，作为人最重要的展示其文化特色的各种服饰符号在村寨层面的混搭实际上也就是村寨真实生活世界的呈现。
一、箐口村：打造中的哈尼族文化品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因发展经济的需要，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民族文化资本化活动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将某一民族村寨作为该地区文化品牌进行打造的行动。这些开发活动的动力有来自民间自发力量的，有来自外来资本运作的，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负有发展地方经济之责的当地政府的主导的。这一类往往冠以“生态村”、“民俗村”、“民族村”或“旅游村”的民族村寨已如雨后春笋，遍地出现。
哀牢山区连绵不绝的数十万亩梯田是政府对箐口村及周边地区进行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梯田也逐步被建构成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遗产”的文化符号。属于哈尼族昂洛支系的这个当时有着170多户，近900人的箐口村因为处于哈尼梯田核心区而被当地政府选中，成为政府不断投入、不断开发的哈尼族村寨文化的一个品牌。隶属于元阳县新街镇土戈寨村委会的箐口村，距离村委会1公里，西距新街镇约7公里。该村海拔约1660米，国土面积0.8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57.76亩（水田453.3亩，旱地404.46亩)，林地426亩。现有农户206户，人口985人。2010年经济总收入263.4万元，人均收入约2889元。劳动力人口为652人，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会在周边地区打短工，长年在外打工的约占劳动力人口的约五分之一。绝大多数村民的现金收入主要依靠出外打工。
尽管申报进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余年，历尽艰苦而尚未成功，但在经历了不断的对外宣传，被国家建设部列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以及作为诸多电影如《?玛的十七岁》、《太阳照常升起》等的重要拍摄场景以及不胜枚举的电视剧、专题片的拍摄场地之后，元阳哈尼梯田已经名声远播了。随着旅游开发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工作的不断加强，元阳县已被列入云南省15个“县域文化建设试点县”之一。箐口哈尼民俗村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被云南大学确定为“哈尼族文化研究基地”。[注：马?炜：《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解读――关于哈尼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人类学思考》，《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马?炜：《村寨歌舞展演的路径选择――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歌舞展演的经济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在经历近十年的政府部门主导的旅游开发之后，2009年云南省世博集团世博元阳梯田旅游有限公司正式接手游区的管理和开发事务。十余年的外源式发展动力，使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服饰在内的民族文化也已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
二、梯田T型台：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服饰呈现
事实上，准确地概括箐口村村民服装的特色是较为困难的。如有时很难把一个人所穿的服装称为现代或是传统的，最典型的如皮鞋、西裤、白衬衣外加一件民族特色的褂子，当然褂子上的颜色和装饰远比传统的鲜艳、复杂。也可能一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妇女脚上配的是一双高跟的红色皮鞋。无论是对个人衣着的观察抑或是对整个村寨村民衣着的归纳，“混搭”（并置、叠加和融汇）是能找到的最为接近真实情况的概括性表述。
箐口村村民服装的“混搭”状况其实也是该村生产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大变迁的形象表现。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内部与外部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也在服饰符号方面得到了表达。从传统上讲，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喜欢用自己织染的藏青色土布做衣服。男子多穿对襟上衣和长裤，以黑布或白布包头”[注：《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现在箐口村男性村民既穿市场上购买的夹克、西装等服装，也穿土布做的藏青色传统民族服装，从而在整体上表现为混搭的特色。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人日常生活中多穿土布制成的衣服，但并不排斥新式的衣服。村中举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活动时，平时不穿传统服装的中青年男性也会搭上一件传统的服装。
服装混搭的情况在传统的仪式活动中也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原本村内的仪式主持者与村民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游客的到来而出现了新的关系。游客与村民之间发生的“观看”与“表演”的关系使得原先存在的熟人社区的熟人关系加入了与陌生人的关系。由于第三方的到场，使前两者合为一方，成为了都是被观看的村民一方，与外来者一方形成内外有别的关系。仪式主持者既要保证与村民原有关系的延续，又要在外来者面前呈现出他们与仪式参与者即普通村民的区别，从而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种张力在仪式主持者的服装混搭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苦扎扎（六月节）和昂玛突（祭寨神）等节日中，咪古和摩批都要戴上与村民不一样的（即更加鲜艳）更能体现民族特色的包头。咪古要穿上村内妇女特制的长袍。缝制长袍所用的面料不再是传统的藏青色土布，而是来自市场的绿色或蓝色的缎子。长袍左边从腰处以下开叉，右边则从手臂以下开叉，领口缝有一颗纽子，右边锁骨处和下面腰处也是各一颗，长袍长到脚踝处。该村的摩批在祭祀活动中大都穿土布做的有领对襟短衣。当政府授予的“民族民间文化传人”名号越来越响之后，摩批的衣服在村寨性的祭祀活动中变得越来越显眼，也越来越因衣服花边色彩更为醒目而与普通村民区别开来。摩批所穿的不仅有土布做的有领对襟短衣，还有缎子做的短衫。普通村民中没有人穿后一种衣服，所以这种衣服也越来越可能成为摩批参加各种仪式活动的专用服装。
这一地区哈尼族妇女过去“穿右襟圆领上衣，以银币做纽扣，下穿长裤，盛装时外披坎肩一件，有的还系绣花围腰，打挑花绑腿；在衣服的托肩、大襟、袖口及裤脚上，都镶上几道彩色花边，坎肩则以挑花做边饰”[注： 《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现在箐口村妇女身上的服饰已是异彩纷呈。50岁以上的妇女，衣服的布料大多是自己织的土布，衣服以藏青色为主，花边的颜色也较深。中年妇女的衣服颜色偏暗，细带和花边的颜色也偏暗。年轻妇女衣服的颜色相对鲜艳，她们也可以穿除了白色、黄色以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细带和花边的颜色、式样也算丰富；青少年衣服的布料种类及颜色多种多样，且大都很鲜艳，细带和花边的颜色式样等也很多。
除了村民们在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中的服装呈现着无可置疑的混搭状况，村民制作的一种专门迎合外来游客的口味和兴趣的服装以及村中文艺队的表演服装更是增加了混搭的复杂程度。这些服装和村民的服装的基本式样差别不大，但颜色和装饰相当花哨，很能够满足游客对于“异域”“奇风异俗”的想象以及政府官员对于展示民族文化特色的意愿。为游客而设计的服装是村民在多年与游客的交道当中“发明”出来的，而文艺队的服装则是政府部门硬性“嵌入”的。
在当下的箐口村服饰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女性青少年服饰的快速变化。这些变化与现代大都市生活中的时尚变化情况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体现了如齐美尔所说的时尚的最根本性特征，“一方面，就其作为模仿而言，时尚满足了社会依赖的需要；它把个体引向大家共同的轨道上。另一方面，它也满足了差别需要、差异倾向、变化和自我凸显。”[注：［德］齐美尔著、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箐口村女性青少年的服饰从总体上讲依然是属于哈尼族的服饰，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但每年新出现的服饰又是具有差异性、变化性及个性化的。具有时尚性的哈尼服装在表现出其新颖性之后，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更多的人的模仿而迅速过时。这些服饰时尚的兴盛衰变以及这些村民们对时尚追赶的过程都没有逃脱“时尚就是为了过时而生产出来的”的法则。如果说“时尚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现象，是解读现代性的一把钥匙”[注：孙沛东：《论齐美尔的时尚观》，见《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那么，民族服装时尚在村寨中的存在就是在进一步增加民族服装混搭的复杂性，并且更加直接地表明了现代性在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渗透。而无论是哪一种服饰混搭，哪一个人群的服饰混搭，所体现的都是村民自我表达的行动和愿望。
三、时尚民族服：现代性在村落中的形象表达
现代性的总体特征就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拼贴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时尚”、“时髦”也是现代性的基本征候。箐口村民的记忆中，“时髦”或“时尚”等概念是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起成长的，最起码也与出外打工的年代一样长。打工者身上的穿着或带回来的其他物品是和外面的世界尽量一致的，尽管商品的质量及价钱差距不小，但起码从形式上看较为接近。西装、牛仔裤、电视机、MP3、DVD机等有形商品，以及各种流行歌曲等非物质性的文化产品的出现都会与都市中的时髦、时尚等相关联。甚至当前几年因“哈韩”而飘染成各种颜色的奇异发型在都市中出现之后，箐口这些民族村寨中的一些青少年也开始时兴这些发型，且时兴的时间与都市青年时兴的时间大体一致。
民族服装时尚现象出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因其赋予民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意义而特别值得关注。箐口村哈尼族女装衣服的基本款式都是上衣圆领或立领斜襟右衽，两侧腋下开叉。其时尚的表现方式除了体现在布料的质料、颜色变化等方面外，衣服的长度变化，领口边沿、袖口和斜襟边沿绣花装饰的变化以及几对银币纽扣或者布纽扣的变化等也是重要的方面。哈尼族裤子一般都是大裆大裤脚的。其时尚表现就是裤脚边的贴布、绣花和边线等装饰的变化。除了白色、黄色之外，布料颜色的选择是较为随意的。之所以排除白色和黄色，是因为周边彝族的民族服装多用这种颜色的布料，如果用这样的颜色，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不容易显现。装饰布条有不同颜色的太阳花纹、回纹、水波纹、梅花纹、猫眼纹等等。银泡也有多少及组成的图案的不同，纽扣则有颜色和多少的搭配的不同。这些服装元素的不同搭配就形成了不同的服装时尚。如果前一年的服装以红色布料、长过腰际为主要特色的话，第二年就很不可能采用红色色系及较长的款式，而可能出现以黑色布料，长度在腰际为特色的服装。此外，各种装饰纹也会有较大的差异。总之，越是时间上相邻的服装，布料的颜色、装饰纹、铝泡及纽扣等的反差就越大。每当新的时尚服装出现后，不仅女性能够迅速辨别出，就连当地的哈尼族男人也知道当年当季流行的哈尼服的特点。
90年代中后期政府开始开发哈尼梯田旅游，这个位于梯田旁的小镇的投入，大量游客的到来，这个小镇兴旺起来，成为聚居着哈尼族、彝族大量人口的五六个乡镇的中心市场。除了部分游客购买民族服饰做纪念的需求，当地村民大量外出打工使得村民也有了较之过去更强一些的购买能力是当地民族服装店生意逐渐兴旺的重要原因。一些年轻女性出外打工，直接导致她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自己和家人做服装，就是那些留守在村中的妇女也会因为需要做的事情更多而更可能部分地选择购买服装，而不是完全由自己缝制。当地妇女依然有很强的穿着民族服装的需要更是保证了民族服装店的存在。这也使得民族服装能够以整体性的有生命力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而不只是都市时尚服饰设计师手中可以任意拼贴的所谓民族文化元素或文化创意智库的零件。
服装店面对的顾客除了少量外地游客外，大量的买主还是当地村民。开店的人未必知道制造需求的原理，但市场经验很快告诉他们，不断制造商品的差异性对于刺激消费者的欲望是十分重要的。在经历了最初的尝试之后，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制造差异，如在春节前，生产出成系列的不同于上一季的服装，不断向口袋里装着些打工挣来的钱的村民宣示：新的时尚出现了。那些新款的衣服一旦出现在某一个女性的身上，便会迅速出现在众多的女性身上。一旦某一店家的新款服装更受欢迎，其他的六七个店家是可以迅速跟进的。这里还没有多少技术及知识产权的问题。五六年以前，新款衣服大约一年一个系列，现在已经是一年推出二至三个系列。
这些新款服装的价格每套大约在200～300元之间。若是村民模仿自制的话，价格会在100～150元之间。但村民去仿制的情况不多，因为单去买这些算得上是“奢侈品”的衣服的过程本身就是很值得在同伴中讲上好一阵的，甚至抱怨太贵都是在同伴中的一种炫耀。少了这样的炫耀，穿一件自家做的几乎一样的衣服，得到的很可能就是同伴的讥刺。在熟人社会中藏住秘密是很难的，任何一个人购买衣服的过程都可能是在追赶时尚的人群的目光中完成的。每当新的时尚服装出现之后，先前的服装便过时了，其价格也迅速下降大约一半左右。一些小贩会在这时把这些过时的服装拿到离新街镇较远的山区去出售，让时尚之余波到达那些最偏远的角落。
现在，对许多依然穿着民族服装的民族地区，民族服装的时尚已经不是稀罕之事。市场经济必然会把各种市场游戏带进每一个角落。但就箐口村及周边地区的情况来说，民族服饰时尚的产生还与当地旅游的开发、政府组织的以宣传民族文化的各种文化活动有关。如政府经常举办的“梯田文化节”、“哈尼族苦扎扎”、“彝族火把节”等都有大量的歌舞活动，舞台上展示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及不同支系的民族服装以及为了适应舞台表演的表演性的民族服装成了服饰商家进行服饰创新的灵感来源。与此同时，这类目的主要是“外宣”的活动，也在不经意间开始了对本地村民的服装需求培养。
就箐口村而言，政府有关部门在建设“民俗旅游村”过程中成立的文艺队是完成让村民接受新的民族服装的启蒙活动。2003年，为增加旅游村的文化展演项目，由旅游局负责成立了箐口村民族民间文艺队。文艺队所表演的节目中，许多是有宗教含义的，过去往往只能在特定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表演。这些节目有许多是来自周边其他寨子，还有许多是来自哈尼族其他支系的，甚至还有一些是为了旅游的需要而新创的。但是无论它们来自何方，原本在何种场景中展演，在现代旅游背景下，它们终于在名誉上成为了红河州哈尼族“文化名片”――箐口村的歌舞。[注：马?炜：《村寨歌舞展演的路径选择――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歌舞展演的经济人类学考察》，见《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文艺队的表演服装是由旅游局购买的。几年下来，文艺队成员换了许多批，服装也换了多次。当文艺队的服装逐渐被村民认可为自己的服装之后，一些女性开始购买与文艺队一样的服装。时尚一旦被催生出来便一发不可收了，当村民开始不断到新街镇买来更时尚的衣服的时候，文艺队好几年才换一次的服装已不时尚。尽管在游客们看来还是很新奇的，但在那些年轻女性的眼里则早已成了“老土”。
乡村还没有时尚发布会，就当地的民族服饰而言，也还没有完善的产权制度，但是，乡村的时尚与国际时尚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甚至从乡村的时尚生产和时尚消费中也都可以看到凡勃伦所谓的炫耀式消费的影子[注：［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齐美尔关于时尚的现代性的论述都可以得到印证，如“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注：齐美尔著、费勇译：《时尚的哲学》，见罗钢 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的问题，而在于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主要的、永久的、无可怀疑的信念正越来越失去它们的影响力。从而，生活中短暂的与变化的因素获得了很多更自由的空间”等等。[注：齐美尔著、费勇译：《时尚的哲学》，见罗钢 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49页。]
进一步而言，面向生活世界的理论诉求又使得将青少年女性哈尼族服装放入到整个村寨生活进行理解更为必要。
四、讨论：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
人类社会因文化的差异而形成多民族共存的现实世界。众多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各不相同的民族服饰中也可能会得到程度不同的展现。民族服饰的研究是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路径。对于民族服饰中蕴含的神话历史、生活规范、人生角色、宗教意蕴的研究，[注：居阅时，瞿明安主编：《中国象征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612页。]
已经成为有关民族服饰研究的重点，成果也较为丰富，从而也能体现出特定的学术意义。相对于一些侧重于将民族服饰视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遗存的言说，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中复杂的民族服饰存在的真实状况也许更加能够理解生活的意义，也是在一定的层面回应胡塞尔“世界不仅是一个万有的总体，而且是一个万有的统一体”[注：［德］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的说法，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从日常的连续性中抽绎出若干元素，那么，这种处理就会改变日常生活最有特性的地方：它的奔流不息的本性”[注：［英］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9页。]。
始自涂尔干的那种将人类产物的文化理解为一种一经产生便必须遵守、不容改变的永恒性的社会事实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这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民族文化变迁的过多的责难。而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本身却十分明确地表明“快速的变化揭示了所有话语安排的暂时性，而且暂时性恰恰是人类的特征”[注：［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郑莉译：《作为实践的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如果直面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一些介绍民族族服饰的文献所描写的情况基本属于“理想型”，已经属于陈列馆或博物馆，是黑格尔所谓的已经从树上摘下果实。“这里没有它们具体存在的真实生命，没有长有这些果实的果树，没有构成它们的实体的土壤和要素，也没有支配它们成长过程的一年四季的变换。”[注：［德］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1页。]
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服饰具有遮身蔽体，防御寒暑，适应生产需要，标示社会角色和身份等级以及反映观念意识等多方面的功能。[注：钟敬文主编：《民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当服饰承担这些功能的时候，从来都有时代变化、民族差异的特色的。从古至今，服饰社会文化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仅以中国为例，从汉代以来的各史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等无不涉及舆服的记载，且“内容重点多限于上层统治者朝会、郊祀、燕享和一个庞大官僚集团的朝服、官服”[注：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这种看似有些厚此薄彼的做法与其说是对下层社会服饰的轻视，不如说是表达了服饰在社会统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所谓“垂衣服而天下治”（《易•系辞》）。因质料、式样、色彩等服饰构成要素组合的不同不仅可以表达不同社会中的审美观念、人群社会等级和社会性别等内容，从而使服饰具有“美观和标志地位”重要作用，[注：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而且还可以成为构建民族界线的符号要素，如历史上以“左衽”与“右衽”作为华夷之辨的符号等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组织的骑兵竞技表演中，把“贵族们分为5队，各队统一身着奇装异服――据说有罗马服、波斯服、土耳其装、印度装和美洲装”所表达的正是这位君王“我见，我征服”的政治宣示。[注：［英］彼得•伯克著、郝名玮译：《制造路易十四》，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5页。]
当共和国时代的中国的各种舞台开始不断出现民族歌舞，展示民族文化的时候，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已经成为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象征符号。大量的如箐口这样的山村的村民们可以在传统与时尚之间自由地选择服装的时候，参差多态的服装展示的正是希望田野上的希望。
作为外显文化的服装不断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也恰好还表明了人们生活世界的深刻变化及丰富意义。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箐口村大量村民出外打工带来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加，还有社会交往关系以及观念的改变。当然，这个村寨还有着一些不同的情况。大量游客的到来更使得该村的社会交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那么，这样的交往促使箐口村的变化是必然的，对于村民的发展也是有益的。
事实上，当地村民衣食住行的每一个方面都展示出了现代与传统混搭的特点，在混沌中体现出有序，从而使其文化充满生机。在不断求新求变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的又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持。文化既是失序的动因也是秩序的工具，因为“文化的自我保存不在于模式，而在于修正、变动或以其他模式取代它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依然是可行和有效的”[注：［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郑莉译：《作为实践的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箐口村和游客可以用云南方言，甚至是普通话进行交流，但内部人之间的交流依然是以哈尼话为主；蘑菇房的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人畜混居的，但向外却努力展示其民居特色；大量游客的到来使集体仪式在外人眼中不免具有了几分展演的意味，但其内部成员却在外人的注视下更加注意了仪式活动中的严肃性。凡此种种都表明文化在变迁中依然存在保持传统文化延续的内在诉求。
在那些最具现代时尚特色的青少年女性的服装中，也可以看到传统经过修正、变动后自我保存的动力。无论如何求新、求异，所有的民族时尚服装都得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可容忍的限度之内。如当集镇上的服装店为了求新而大胆使用其他民族喜爱的黄色或白色的布料或者在服装上绣上属于其他民族的花纹的时候，绝大多数哈尼人都是拒绝的。这也表明了面对某一商品，人们是否消费及如何消费还与诸多因素，包括传统文化因素有关。消费也是米歇尔•德塞特所说的“二次生产”[注：See 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 2008 Routledge. P64.]。
箐口村只有青少年女性这一部分人进入民族服装的时尚游戏中，其他人甚至中年妇女也没有进入民族服装时尚的追逐中。经济人类学的许多成果表明，“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富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注：［英］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页。]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青少年女性的时尚服装直接就是她们的家庭在村寨的脸面。村民收入不够高，使得这种凡勃伦意义上的“炫富”竞争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这本身也表明了不足以依靠消费来建构更大的身份差异或者区隔的时候，其竞争是相当克制且理性的，根据家庭富裕程度的不同，青少年女性一般一年购置一至三套时尚服装。此外，人们的某种行为最终能否成为时尚是与他们日常生活世界有关的，而且这个生活世界还有内部外部之别，是否共享时尚是社会是否达到高度整合的标志之一。村民们并不在乎他们生活圈子之外的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时尚服装。箐口村年轻女性的服装是穿给自己和村里人看的。这都“不足为外人道也”。她们是在运用学自外人的时尚策略进行着自己的消费生产活动。
据说，美国所有新生儿都用一块毯子包裹，“男婴一般用蓝色，女婴无一例外地用粉红色。”[注：［美］保罗•富赛尔著、王建华译：《品味制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包裹的不同颜色表达的是这个社会中人们对性别角色的不同定位。在绝大多数社会中，社会性别分工都是存在的。箐口村青少年男性也有着服装时尚追逐游戏，只是他们的衣服一律都是与父母打工地或者说城市青少年的时尚服装相关，即更多地与外部人接近。这里所表明的又与村寨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定位有关。男性就应当更多地承担扩大社会交往空间，获取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的责任。不同性别的人群遵循不同的时尚游戏规则所表明的就是这个乡村世界既与主流社会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民族文化个性。
从箐口哈尼人的服装上可以发现他们的创造性在服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对于箐口而言，可以肯定的是服装还会在日常社会世界里不断变化，不敢肯定的是那些传统的服饰是否会在变化中真的消失掉。只是单从时尚的角度说，保存传统也是十分重要的，保存传统与追赶时尚并不必然矛盾，因为“新事物变成了传统，而过去的残剩物在变得陈旧、过时之后又足资新兴的时尚之用”[注：［英］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页。]。
从面向生活世界的角度看，虽然日常生活中的并置的，甚至是混搭的村民服装很难说就是传统、高雅的或者是现代、时尚的，但参差多态、流动变化的生活世界正是传统、高雅与现代、时尚的安家之处。此外，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呈现出村民生活世界中服装的混搭现象及部分地揭示了这些现象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就是因为我们尝试着面向了日常生活世界。
Mix and Match:Costumes and Fashion of the Hani Ethnic ?People in Qingkou Village
??MA Chong-wei, LI Jing-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s Ethnic Peopl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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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x and match has become the basic pattern of life for the ethnic peoples in villages. The living world is the basic issue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es of anthrop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In Qingkou Village, the Hani ethnic people’s daily costumes take on the feature of mix and match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multi-colored costumes of the local people well embody the creativity of these people. The limited competition of costume fashion in the village reflects both the influence from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ursuit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or modern, the re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stumes resides only in the daily life.
?Key?words:mix and match; Qingkou Village; Hani ethnic people; costume fashion
?〔责任编辑：左安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