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农村治安形势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农民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非法宗教活动屡禁不止等。从根源上说，这是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传统的农村熟人社会下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信任、村规民约及相互交往和组织参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淡化，而这些恰恰是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农村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因此，改善农村治安状况关键在于重构传统农村社会资本并积极培育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农村社会资本。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村社会；社会治安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069－05
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业丰收则基础强，农民富裕则国家兴盛，农村稳定则天下安。可以说，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能否实现，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只有多角度、多维度地分析和研究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才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农村，从而找到改善农村社会治安状况的对策。本文拟从社会资本理论这一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治安问题的根源，以期能够找到农村治安问题的改善之道。
一、农村治安问题日益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之后，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都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在给农民带来富足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的乡村秩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村各类违法犯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暴力化程度急剧增大，农村治安状况日趋严峻，主要表现在：
第一，恶性刑事案件频繁发生。因借贷纠纷、民间积怨、家庭婚姻、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甚至演变成打架斗殴、暴力伤害，甚至致人死亡。以暴力侵财为目的的占山霸路、大肆抢劫、敲诈勒索等活动时有发生，致使一些农村地区的老百姓人心惶惶。
第二，宗族势力和黑恶势力危害农村社会稳定。有些农村宗族势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干预甚至控制基层党政组织，插手民间纠纷，故意扩大事态，使普通民间纠纷向恶性化、暴力化发展。一些农村黑恶势力活动猖獗，并渗透到农村经济领域，他们欺行霸市、横行乡里、作恶多端，危及农村政治经济秩序，对农村社会治安的危害很大，其后果很严重。
第三，农村邪教组织、非法宗教组织活动猖狂，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相对薄弱的地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非法宗教组织活动仍较嚣张，封建残余思想在农村不断蔓延，对农民思想意识进行隐性渗透，妨害科学文化知识在农村的传播，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威胁。
第四，农村地区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换届选举、干部作风、农民负担、供水供电、环境污染等问题常常发生矛盾冲突，导致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地区愈演愈烈，成为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
第五，农村赌博、色情等违法犯罪活动死灰复燃，盗窃案件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近些年来，六合彩、私彩、麻将等方式的赌博活动在一些农村泛滥。由于农村缺乏文化生活，农民打发农闲时间的主要消遣方式就是赌博，这样就使得赌博活动日趋职业化，还出现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地下赌博公司。有的村民赌博上瘾，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诱发了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行为，影响社会稳定，成为农村治安的隐患。农村一些地区，低俗表演、卖淫嫖娼等色情活动泛滥，特别是公路沿线、城乡结合部更是重灾区。色情活动的泛滥，不但败坏社会风气，成为各类违法犯罪的诱发因素。
为探讨解决农村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农村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扩大，致使农村社会产生治安种种问题。比如，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了基层组织对农村治安的控制力减弱，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困境，为农村治安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职能部门对农村治安秩序的治理不力，也使农村治安问题呈现多发趋势。有的学者认为，农村思想文化落后，精神文明建设跟不上，改革开放后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农村封建糟粕沉渣泛起，它们交互影响，是农村治安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的学者认为造成农村治安问题的原因还由于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打击不力，公安局的警员不足、控制能力下降，使犯罪没有受到应有的遏制。还有学者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建立角度分析，认为还有些不利的因素，如，农村地区的治安防控主体控制力不强，农村社会治安情报信息网络不畅通，农村人口流动频繁难以掌控，都是农村社会治安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但笔者认为，农村社会治安问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是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综合反映，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诸多社会消极因素的集中反映。以往有关农村治安问题的研究较多关注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很少考虑社会的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有鉴于此，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农村治安问题原因进行分析。
二、社会资本理论视阈下农村治安问题原因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是上世纪晚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理论分析范式，它横跨社会、政治、经济和行为组织理论等多个学科门类，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
社会资本理论中所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与古典资本理论中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作为私人资本的对立面使用的社会资本(或称社会总资本)概念不尽一致。这里的“社会资本”概念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演变而来，是随着资本概念的不断发展出现的。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眼中“资本”概念仅局限于物质资本，与“土地”“劳动”并列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和贝克尔(Becker)最先突破物质资本局限，提出“人力资本”；随着研究深入，为了解释单纯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不能解释的诸多问题，社会学家们将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与联系也纳入了资本范围，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格林?洛瑞(GlennLoury)。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使之流行起来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则要归功于詹姆斯?科尔曼(J.Coleman)和罗伯特?怕特南(RobertPutnam)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继承和发展。此后，加入有关社会资本讨论的 大批学者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主要有林南、福山、奥斯特罗姆等。
关于何为“社会资本”，中外学者众说纷纭，随着学者们的争论和研究的深入，“社会资本”的内涵经历了由“微观社会资本”到“宏观社会资本”的发展。“微观社会资本”主要是科尔曼(J.Coleman)以前的学者们对“社会资本”的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是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人通过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资源达到预期收益。比如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联系以及成员资格身份有助于个人目标的达成。科尔曼也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中，能为个人拥有并带来利益的资源。但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结构性资源”，并指出它由社会结构要素组成，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为“社会资本”从“微观”向“宏观”的提升提供了可能。随着“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围拓展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研究者们不满足于在个人层面上探讨社会资本的作用，而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研究和分析社会资本。从“宏观”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阐述，最早始于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并通过解释意大利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地区政治制度改革成败来说明这一观点。帕特南发现在意大利地区政治制度改革中，有些地区改革成效显著，有些地区则收效甚微，这些地区公民参与公众生活的程度(如投票)、参与社会组织和自愿组织的情况都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与这些地区的政府绩效和社会经济水平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认为“表现为公民参与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可能是保持经济发展和政府效能的一个基本前提”。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ukuyama)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是一种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程度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互信程度高的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将会大大降低，某些制度缺陷也能够得以弥补，反之，社会大型经济组织难以自发形成，社会经济效率很难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而言，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可见，社会资本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观表象，是人们关于他人的集体态度，是人们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方式。社会资本的要义在于它要求人们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理解、相互同情和救助。这表现为他们不拿共同体之内的人当外人来看待，大家都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且对公共利益和集体荣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凝聚力量，是维持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宏观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我国农村治安问题。
首先，从农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上看，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网被打破，以彼此相互信任为纽带的联系被中断。传统的乡村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相互熟悉，并因熟悉而产生信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感情胜过理智，与西方人强烈的契约精神不同，乡村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总是凭借自己感觉，相信感情的可靠性。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农民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单纯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裂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隔阂加深。因此，中国农村社会出现了各种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淡化、思想道德水平滑坡、传统规范失效、互助互信水平降低、合作能力趋弱等。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法则不断深入人心，农民的平等、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依赖感正在逐渐丧失，同时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正如弗洛姆所说，“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在没有强有力的道德约束的基础上，市场所要求的效率意识和竞争意识使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互惠已被利益和金钱所取代，当今社会中出现的在亲人和朋友之间，只要能够赚钱、对自己有利，一切亲情都不顾忌，什么手段都敢使用，这种现象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其次，从农村社会人与组织的信任上看，“传统与现代的抵牾使农村社会治安处于窘境”之中。传统中国农村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往往依靠乡村内部形成的乡规民约和有威望的人主持公道。而在现代社会，一部分农民开始拿起法律武器。当代农民虽已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是他们运用法律主要是对他人，很少用来自律。法律知识的普及，未必能改变农民心中固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报应观念，而这又往往造成农民对司法的不信任。合法的未必是农民心中认为合理的，农民心中认为合理的却又未必为现代法治精神所容。传统乡规民约与现代法律体系相互冲突，传统社会资本正在逐渐消失，而新的社会资本又尚未培养起来，这种情况必然造成社会规范的缺失。
再次，从农村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上看，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农村原有的基层组织逐渐削弱，又没有新的社会基层组织代替。正是这个原因，一些非法的宗教组织趁虚而人，农村宗族势力抬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也趁火打劫，农民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另外，受经济市场化的影响，农民价值观念多元化，一些农民不再看重未来的长远收益，行为短期化，亲人、邻里之间缺乏合作互助，社区的凝聚力急剧下降。在新的乡村社会规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农村道德评判标准模糊、社会规范严重缺失、失范行为越来越多，以至社会治安状况的日益恶化。
最后，从农村的社会网络关系上看，传统农村稳定的网络关系被流动性所取代。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说，传统中国是“孤立、隔膜”的，“这种孤立和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专统中国农村农民流动性很小，一个农民甚至一辈子也不曾出乡。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被限制在土地上。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在市场规律的引导下，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工作的机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群体的分化，农村贫富差距拉大。从原来的封闭到现在的开放和自由流动，从原来的互利互惠、相互信任到现在的各奔东西、各凭本事挣钱，传统农村人们之间的信任、亲情和联系逐渐被陌生、攀比和分化所替代，原有的温和、亲情的社会网络被打破。
三、农村治安问题的改善：传统社会资本的重构与新型社会资本的培育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资本的存量决定了社会稳定的程度，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人们的归属 感就强，相互之间也就越容易信任，参与合作就更容易，各种组织和社团的发展就越繁荣，农村社会治安就会越好。因此，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归根结底是由于传统乡村丰富的社会资本的流失与新的社会资本尚未完全发育，这样就形成了行为规范的缺失。而要解决当下中国农村社会治安之困境，就必须对传统的流失殆尽的农村社会资本进行重构，同时还必须更加注重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社会资本的培育。
首先，重构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在当前中国农村，传统社会资本有些并没有消失，有的则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例如，一些农村自治组织和自我管理组织，“村民议事会”、“红白事理事会”、“老年人协会”和“禁赌协会”等。还有一些自我服务和娱乐组织，如农民专业协会、各类研究会和业余文化团体等。除了这些农民自治组织，一些传统的乡规民约、民风民俗和传统礼仪等在中老年人之间很有市场，一些地方还保持着淳朴的乡亲感情，大家相互信任、愉快合作。对于这些丰富的传统农村社会资本，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本着尊重农村习俗和农民习惯的原则，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合理的扬弃。首先要从现代法治的视角对这些传统的农村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乡规民约进行规范化，有的甚至可以制度化，那些对农村社会治安有积极作用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我们要尽力扶持它们发展壮大。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大力提倡文明科学的乡规民约，重建淳朴善良的民风民俗，重塑乡村信任关系网络，促进村民之间的合作互助，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最终达到农村良好治理和良好社会治安的局面。
其次，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农村社会资本。近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中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作为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广大农民还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不改变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就不能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此外，农民的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也使得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民要致富，必须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其凝聚力，提高他们市场主体地位，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获得快速的发展，才能切实增加农民的实际收益。农村中绝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才能够得到根本上的改观。
在这方面，有学者指出农民协会是一种可行的组织形式。通过农民协会这一组织形式，建立了一个农民与市场进行充分有效联系的中介，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自我发展和参与竞争的能力。而且，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考虑，农民协会的成立也形成了一个能在政府决策中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诉求的渠道。另外，一些农村新型的企业化组织的崛起也对农民的组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一些城市里的企业与农民共同组成某种农特产品生产加工合作组织。这类组织现在在一些地区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一方面改变了农民分散、弱势的处境，改善了农民的市场地位，另一方面还会降低生产成本，是一种双赢的战略举措。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但在积极发展经济组织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多发展农村的政治和文化组织，以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并提高其主人公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其参与社会管理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兴趣。
总之，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笔者认为，作为稳定社会最重要因素的社会资本要充分发挥作用，使农村社会治安形势得到好转。因此，必须通过政府、社会和农民自身采取各种措施重构传统农村的社会资本，并且不断探索和培育新型社会资本，使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才能使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的形势实现根本好转，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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