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在其献辞中说道：“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我问那钦差，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托他送我盘费。他说压根儿没想到这层”(杨绛译本)。
《堂吉诃德》的英译者塞缪尔?普特南在其译本中加注了这样一个细节：1612年，也就是明万历四十年，神宗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普特南认为塞万提斯之所以开这个玩笑，可能是因为听说了这件事。然而，事实上西班牙对中国的关注早在中世纪就开始了，最初是通过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人，之后是通过意大利商人。1492年，哥伦布在女王伊萨贝尔的支持下开始了以中国为目标的历史性航行，却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到了16世纪，随着西班牙帝国的诞生，西班牙――新西班牙(墨西哥)――菲律宾――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迅速贯通。与此同时，西班牙殖民者对中国更加垂涎三尺，从1569年到1797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莱加斯比、拉维萨雷斯、桑德等接二连三地要求西班牙国王派兵征服中国。其中数桑德的计划最为详尽，他在1576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是一盘散沙，西班牙仅需四到六千人就可以各个击破直至占领整个中国。驻菲传教士也表示对中国的“劝化无望”和“武力可行”。(《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
两相比照，塞万提斯的和平意图便昭昭然矣。但是，这种和平意图并不能立竿见影。它经历了整整三百年的等待，而且必得以一种奇特的、文学的方式传到中国(而非大皇帝的邀请)。
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日本最先接触到了这部作品。周作人在一册叫做《欧洲文学史》(1918)的教材里几乎一步走完三个世纪的解读，说塞万提斯“以此书为刺，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唯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Quixote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鲁迅的阿Q则被认为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但前者显然只是后者的一个反衬(一个失却灵魂的影子)。也就是说，鲁迅用阿O创造了一个反堂吉诃德。
基于形象，有人把“Q”中尾巴视作辫子。笔者却总觉得它与堂吉诃德颇有渊源。如若不然。鲁迅干吗非得拿这么一个“洋文”字母(用他的话说，“Q”是“Quei” -“阿桂”或“阿贵”的缩写)来指代一个地道国人的名讳?何况鲁迅当时刚接触《堂吉诃德》不久，且一直对它爱不释手。直至1928年，他还约请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从德文转译过来，发表在他们合编的《奔流》(创刊号)上。
根据屠格涅夫的观点，鲁迅在“编校后记”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同时他希望在自己主编的《朝花小集》丛书里出一个“可读的”《堂吉诃德》译本(当时行世的惟有1922年林琴南和陈家麟根据《堂吉诃德》第一部编译的《魔侠传》)。而左派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认定中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时正冷嘲热讽地攻击鲁迅为中国的吉诃德先生。
上世纪30年代，鲁迅又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事实上，问题既不在骑士道，也不仅仅在打法，而是在于理想主义的脆弱。在现实一严酷的利益面前，任何“道”都是那么的无能为力。
然而，为了团结鲁迅，中共中央曾经派遣革命作家冯雪峰前去做两社的工作，于是围绕“中国堂吉诃德”的首次争论宣告终结。较之两社的革命动机，鲁迅显得太文学，而周作人则更是书生气十足了。后者除了自己在著述中倾情介绍《堂吉诃德》，还深刻地用堂吉诃德思想影响了他的弟子们。其中，废名就曾以小说《莫须有先生》模仿了《堂吉诃德》。
如果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堂吉诃德》在中国的接受具有文学和政治双重色彩，那么八九十年代的探讨就显得十分的形而上学了。“文革”前后，杨绛先生首次依从西班牙语原文翻译了《堂吉诃德》。
由于中国社会逐步进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物质主义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精神的错位、理想的失落。于是堂吉诃德又一次成为人文学者关注的对象。以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为代表，堂吉诃德的冲动在中国逐渐转化为形而上学的思考。钱理群在这一著作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放大为民族借镜，提出了“集体堂吉诃德”等概念。
受出版市场的驱动，又有《堂吉诃德》十余个译本在神州大地上相继问世，从而使《堂吉诃德》这块精神画饼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续貌似风光地孤独着。于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企图在当下现实洪流中犹如一滴渺不可见的水珠，旋即无影无踪了。人们继续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奋勇向前。然而，还是那句老话：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堂吉诃德。也惟其如此，堂吉诃德随时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摘编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