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留学日本的成都人叶伯和、留学美国的安徽人胡适之开始了白话新诗写作，积少成多，风气渐开，中国新诗也如星星之火一般，最后终于酿成燎原之势。 成都的《星星》诗刊，犹如它那引人遐想的名字一样，诞生于共和国春风拂面的1957年，一开始就参与了文学新理想的建构，及至“新时期”复出，更以自己锐利而坚实的努力开拓了一个新时代的艺术之路，当代中国诗歌有今日艺术开放之势，依然与《星星》之火的燎原密切相关。
汇聚中国各地的大学生，点燃“诗歌夏令营”的篝火，这是《星星》持续了多年的愿望。我想问的是：这样的愿望价值几何?
我无缘亲历川西营火升腾的诗歌之夜，但回想起20多年前，我大学时代与诗歌的深情遭遇，真仿佛再一次地踏回了这艺术的激情之夜，历史与现实的激情没有理由不在这里重合、汇流。朦胧诗的论争，各种民间刊物的流传，谢冕教授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阶梯教室，诗人的激动裹挟着论争的焦虑，后来我们有了诗歌活动频繁的五四文学社，有了以舒婷诗集命名的《双桅船》杂志，有了《五四文学报》，就是在那时，诗人黄翔率领“中国诗歌天体星团”扫荡北京各大高校，抵达北京师范大学之时，他的嗓子嘶哑到已经无法亲自朗诵诗作了，但显然又十分不满意他人的“代诵”，待到情急之际，竟突然跳上三尺讲台，在半空中时而挥舞自己的双臂，时而又回头在黑板上奋力写下各种奇异的句子……也是那一年冬天，我带着《双桅船》和《五四文学报》回到家乡重庆，在重庆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找到燕晓冬，希望与这位“大学生诗派”的主将交换刊物，踏进重师校门时刻，身居北京所形成的那种“中心”意识曾经让我进出一个念头：在这里，也敢公然代表“大学生诗派”――今天想来，这样“中心”意识真是狭隘得可笑!
“大学生诗派”就是在远离中国教育与政治中心的地方矗立起来了，这样的命名不仅贴合了山城重庆作为“诗歌之城”的现实，更是先锋性地道出了1980年代中国新诗在校?里蓬勃发展的未来，几年之后，才有评论家认真关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校?诗歌”现象。
中国文化的资源并不是平均分布于广袤的东亚大陆，中国的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占据着文化金字塔的塔尖，因为受中国语言文化问题的密集熏染，这里的人们往往成为一系列重大症结的最积极的思考者，也最终成为某种新的文化思潮的创立者、领导者。如果说文学发展的动力同时存在于“非精英”的凡俗人生与“精英”的文化空间，那么肯定是凡俗的人生给了我们种种真切的感性冲动，而来自文化空间的话语结构则促使我们将这些冲动编织成艺术的逻辑，或者完善为历史的新秩序。
百年之前，是浸润于异域高等学堂的叶伯和、胡适之们为中国编织了艺术新逻辑，完善了历史的新秩序。
二十余年前，是中国校?诗歌的崛起推进了“新时期”诗歌艺术的发展，虽然在此之后又有所谓“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在最近还出现了“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但“民间写作”者同样来自“校?”，最“资格”的底层写作也不断将他们的出版物寄送各大高校，并且正是在校?里找到了热情的回应。
中国当代诗歌的前行当然离不开大学校?这一重镇，新的燎原之火需要在我们的大学生夏令营点燃。这是《星星》的意愿，更准确地说，是《星星》所认定的使命。
我感动于这样的使命。
我的感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在今天，在一个绝不缺乏感性冲动的时代，或许“校?文化”的引入和建构能够带来一份沉静，一份审读世界也回想我们自己的机会：当农工挣扎于生存的边界，当白领满足于小资的乐趣，当商人忙碌于效益，当官员执著于政绩，中国的校?，还能不能保留这样的机会――为人生留下思考，为社会留下观察，对强者保持自尊，对弱者心怀悲悯，最后，在不长不短但不无诡谲中国现代艺术史中，严肃地审己度人，有责任地选择，有智慧地放弃，肩负起的不一定都是“黑暗的闸门”，但至少可以承担我们自己的生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脱离凡俗生存的质感而自得其乐，更不意味着“校?”从此成为我们清高的垫脚石，一如当年的我，以倨傲的心态阔步于他人的?地，虚拟的自我“中心”总是如此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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