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目前资料所知，最早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者始于1924年7月20日，国民党广州青年党员大会首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 最早在报刊上称孙中山为“国父”的是卢绍稷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写的《东西两国父》一文，文中说：“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斗；孙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之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为国父。”孙中山逝世后，灵柩安放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社稷坛大殿，供各界吊唁、瞻仰，每天“吊者塞途”，各界送来的挽联悼词有5.9万余副，好多挽联亦曾尊称孙先生为“国父”，如《民国周刊》同仁的挽联云：“国父云亡，白叟黄童齐下泪；邦人多难，凄风惨雨浩伤情。”其后，在口头或文字上尊称孙中山为“国父”者更屡见不鲜。1925年3月20日，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送一素花横额(宽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田海林等认为这应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其实，此前的3月19日，樊钟秀在建国豫军司令部所在地――河南临颍县城内西北广场举行公祭大会上，祭台前横幅为黑布白字，大书“沉痛悼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大会”，祭台的两边竖起两副白布大挽联，其中一副挽联上联是“继承国父遗志”，下联是“北伐尚待成功”。“国父”逐渐成为民间对孙中山的“通称”。
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杨希闵、谭延?等留粤国民党要人联名发布宣言，表示：“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此后之责任益重，一惟秉承孙大元帅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遗嘱，努力继续进行，以期贯彻主义……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国民党自孙中山逝世后，一直将孙中山奉为导师，尊为“国父”，纪念孙中山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及机关学校的日常工作。
1928年出版的《中山传略》一书中道：“国人尊之日国父，示纪念。”
1929年5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盛大的奉安大典，26日迎榇专员林森、郑洪年、吴铁城所作的《国父灵榇奉移文》《国父灵榇起灵告辞》中用“维国父之弃世兮……”和“于穆国父，功侔汤武”。其《公祭总理文》中道：“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功烈炳然兮久长，与日月兮齐光。千祀万世兮，祚轩辕苗裔于无疆。尚飨!”国民党将孙中山当做“国父”来安葬，故称其典礼为“奉安大典”。孙中山奉安大典中，从宣传基调来看，国民党试图为孙中山盖棺定论，将孙中山塑造为融汇古今中外文明精华、指引中国和世界人类拯救之途、至高无上至大无私的现代救世主，宣传标语、宣传口号中也有类似表达：“总理是艰苦卓绝崇高伟大的革命导师!”“总理是三民主义的创造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总理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世界弱小民族的救星!”“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1929年因举行“奉安大典”，当年《中央日报》有关“国父”的文字也颇多，但翌年却不再用此称呼，内中情由存疑待考。
1934年6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三次常务会议批准了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四人的提议“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一案。当即决议：“定为国家纪念日，交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并交宣传委员会拟定纪念办法。”7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二八次常务会议通过孔子诞辰纪念办法。其规定中提到：对于孔子，“国父孙中山先生亦每推崇不置”；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宣传要点除了讲述孔子生平事略、孔子学说外，还要“讲述国父孙中山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
事实也正是如此，1934年8月27日，曲阜举行孔诞纪念会，国民政府代表叶楚伧献花圈，中央典礼局股长柴祖荫读祝文，日：恭维先师，万世仪型。明德新民，知化穷神。折衷六艺，譬如北辰。天下为公，大同仰止。货力致用，不必为己。唯我“国父”，弘喻此旨。心乎诸夏，左衽是惧。明愚强柔，民族之榘。亲亲仁民，示以义方。选贤与能，民权用张。既庶何加，日富与教。患在不均，民生策效。凡斯微言，合德相告。百世损益，于此洪造……纪念孔子的同时也在崇奉“国父”孙中山。
1936年11月，林森在一次纪念孙中山诞辰7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演说中三度提及“国父”：“总理是生于1866年，就是民国纪元前四十六年丙寅十月初六日，照阳历计算，便是11月12日，我们手创中华民国的国父诞生了……我们全国国民尊崇总理为国父……我们国父人格的伟大，是大家知道的……”
1939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领衔与石瑛、张知本等12人提议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他们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兴中华，建民国，改革五千年专制政体为共和国家，解放全民不自由之束缚，复兴民族，跻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有自由平等地位。吾人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并列举“总理诞辰、总理忌辰、总理遗嘱、总理遗像、总理遗教、总理陵墓、总理故乡”各项名称，应首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六字，其余简称则敬用“国父”二字。次年3月，国民政府中央常务委员会上作出决议：“中央以总理孙先生倡导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所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在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爰经常务委员会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由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一体遵行”。
国民党颁布法令尊孙中山为“国父”后，人们对具体执行中的许多问题，不知所措。为了解决好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又为此事发了专函。其第7573号公函称：“案查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用表尊崇一案……惟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以适用场合之不同，每感无所准据，迭据呈请核示前来。爰经中央决定原则三项如左：一、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一律改称国父；二、在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三、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
1943年，重庆北泉议礼会一度制定新的总理祭祀仪式，但是新仪式终因带有浓烈的复古色彩，不合于政治与文化的进步潮流而未获推行。《北泉议礼录》所制祭“国父”陵之仪节如次：一、典礼开始。二、全体肃立。三、主祭者就位。四、陪祭者与祭者依次就位。五、奏乐。六、上香。七、行三鞠躬礼。八、行初献礼：主祭者献花，行一鞠躬礼。九、行亚献礼：主祭者献茗，行一鞠躬礼。十、行终献礼：祭者献爵，行一鞠躬礼。十一、恭读祭告文。十二、行三鞠躬礼。十三、奏乐。十四、礼成。国民政府不在“国父”灵寝所在地时，于元旦日举行遥祭，除雨雪天外在室内，面灵寝所在方向，除地以祭，其仪节同上。国家有大事如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宣战、凯旋等时，则告祭“国父”陵，其仪节同上。从这套新制祭祀“国父”陵仪节来看，中山陵无异于民国中央政府的“太庙”。
1946年7月2日，国民政府将原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改为“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凡提及孙中山均改称为“国父”，孙中山的“国父”之称遂流传开来。
由上可知，民国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国民党的推动是关键因素。而国民党推动的原动力，则是为了强化统治。
1948年曾有人质疑孙中山的“国父”地位：“敬敷先生……先生屡称孙文为国父，弟殊不解。我知美国称华盛顿为国父，系因其无子，国人哀之，故称他为父，为开国先锋也。但孙文已有子有孙，何以亦称他为国父?若日他是开国元勋，弟知武昌起义时，他仍在海外演说，要打倒满清。若先生必日他是元勋，敢问法国之开国元勋，法国人亦称他为国父乎?以先生之大才，何患不能行其道，何必与国民党暗送秋波?愚直之言，幸祈见谅!读者关泽启。”编者回应道：“泰西各邦，凡有大功于国家而为人民所敬爱感戴者，尊称之为‘国父’。美国人称华盛顿为‘国父’，正所以表示‘敬爱感戴’，并非‘哀其无子’。吾人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只是表示‘敬爱感戴’而已，绝非对国民党暗送秋波，因孙中山先生并非国民党所私有，而其对国家之功绩，则史家早有公论也。”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继续推崇孙中山，“国父”成了孙中山的代名词。本世纪以来，随着民进党推行“台独”，一些人纠缠于“孙中山是不是国父”的争论，孙中山的“国父”地位饱受冲击。2006年，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去中国化”，把“国父孙中山”词中的“国父”去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2002年11月中共中央修订的《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中规定：“对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