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阅读者的立场出发，我常常觉得小说家的写作过程，是对自己心底一直执著追寻着的理想的不断发现、接近和试图确认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小说家写出了独具神蕴的故事，让阅读者沉浸其中，和他一起流连于小说的整体意绪氛围之中，为他的小说所呈现的文化内蕴、人生哲思、人物命运、世事变迁而感慨沉思。那么我想说，在徐风的“壶王三部曲”（《壶王》、《壶道》、《壶殇》）所呈现出的让人掩卷沉思、回味不已故事里，字里行间充盈的江南气息、人生况味及历史风烟，会让阅读者无限地接近他心底的理想极致，和他一起追寻紫砂文化的曼妙风姿。
一
走进徐风的“壶王三部曲”，首先引入注目的是它们对故事情节的细致把握和对气息的营造，这形成了“壶王三部曲”故事叙述的最基本的质地。从《壶王》到《壶道》，再到《壶殇》，一脉相承的故事演进和主人公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融合一体。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徐风极富耐心的铺垫与讲述。情节的跌菪起伏，情绪的起起落落，情感的九曲回肠；江南气息的缠绕漫漶，细雨一样温柔婉致，水一般轻忧淡愁。这样的轻盈叙事与无比坚硬的历史风烟，形成了一定的距离感和抗拒性，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一种低调委婉的抗拒，形成了小说内在的丰富张力。
显然，由人生意蕴、紫砂文化和江南氛围共同营构的“气息”已经成为徐风“壶王三部曲”的内在生命成分，它不仅仅是读者通过阅读可以到达的一种情境，可以获致的一种审美感受；不仅仅是徐风为自己预设的目标，而更是源于徐风内心的一种叙述的方式，一种激发徐风身心俱往、全力投入、沉醉其间的写作审美。穿插其中的诸多古蜀镇生活场景及自然风物、紫砂行业的“壶道”之至境、壶王阿多的真情挚爱等等，所有这些围绕着人物心理展示的叙述，都意味深长地诱导着我们穿越叙述的表层，穿越历史的风烟，进入特定的氛围之中，获得对一个隐秘世界的体验和审察。当这些东西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特别在意，当它们反反复复地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渐渐地被它们牵引着走向一个丰盈的境界，某种神秘而幽微的内心情景开始渐渐浮出水面，徐风的细心、细腻和这一切所带来的叙述韵味就在这些细节中慢慢地弥漫出来。
这样，徐风在小说中的气息营造，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独属于古蜀镇这个被紫砂文化浸染了千年的江南小镇那种柔软、温润、潮湿、精细的地方风致；另一方面，它又还原了古蜀镇独具神韵的文化形态，并对这种文化形态深藏的人性光辉及其似乎天然地包含的江南诗意之中水乡所独有的柔弱和自闭的特性作出了含蓄省察。三部小说通过袁壶王的末路心理、新壶王阿多的身世与命运跌宕、外族入侵时古蜀镇人的心理重压，着力创设了小说故事演进中悲剧氛围的凄迷、绝望、孤独情境，不仅仅在于突现紫砂手工艺人在历史宿命与个人选择的冲突中的无望挣扎，更在于对梦与醒、爱与恨、谋生与操守、现实与理想、苟活与赴死的分裂状态中作为个体的人真实存在的窥见。
二
曹文轩《20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中说新时期以来小说写作中有着较深的“作坊”情结。在我看来，这一情结的出现不只是源于1980年代文化寻根小说渐渐沉迷于地域文化而钟情于对地方情调的抒写，更多的还是张扬传统文化和人性主题的需要。徐风的“壶王三部曲”以“作坊”小说对传统文化的表现，传达着中国传统作坊文化的迷人魅力，也重塑了这一文化立场之上坊间艺人独特的人性之美。
徐风在作品中详细地表现着古老行业和工艺的迷人之处。制壶中的捶泥、敲打泥片，制壶的工具，打泥片的枣木搭子，做壶用的牛角明针……这些传统作坊用具与制作过程无不展现着一个行业古老的文化承继。而在这个承继之下，做出的壶也就有了别一种绝世神蕴：《壶王》中袁朴生的做的壶，“扁圆形，圆口，折肩，短直流，环柄，平底，肩部浅刻‘半瓯春露一床书’，书体秀雅，造型大气端庄，书卷气极浓……那壶一点点变得丰腴、妩媚起来。壶肚里总像蓄着一股气，淋漓酣畅的气；就是把那壶打开，那气也跑不出去。又仿佛，一注沸水迎头而下，壶身一转，霎时变得玉色均匀，水灵灵地动人”。显然，这已不再是无生气的紫砂壶了，而是生机毕现的灵物。当阿多第一次代为做壶，把心中对碧云小姐的爱恋已经初步融入壶体，于是壶就有了生命，达到了壶人合一的唯美：素肌玉骨，气韵淋漓。显然，徐风在这里表现是中国传统作坊中最注重的人格与器品的和谐统一的至高追求。
这是“壶道”的至境。一把紫砂壶，其品性有上中下之分，“上品乃虚静之气，如空谷幽兰，德馨怡人”。最高的审美境界是虚静，却又强调其德馨怡人，这说明其审美中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知人论世”的道德评价。所以虽是对器物的审美，实质上也是对人格的审美。因而小说在《壶王》中写到阿多梦醒之后所做的仙气毕现的壶，“大拙大雅，宝气盈盈，凌虚太空，雄浑千古……这壶，变戏法一般变幻着，时而重若千钧，时而轻若鸿毛。”至此，壶的最高境，一种超越现实功利之上的艺术精神与人生态度就成了小说审美的灵魂所在。阿多做出了“神壶”，成为“壶王”。在《壶殇》中阿多为救下古蜀镇被日本侵略者掠为人质的紫砂艺人，他被迫重做一把龙僖壶，“那可是把好壶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都非常完美。……它那饱满的气场和足够让人震撼的器型，真的非常让他（平野少佐）陶醉”。这把壶显然是阿多为了乡邻的生命的倾力之作，即使被逼刻上了“武运长久”，可那四个汉字的遒劲有力、厚重、拙朴却也包含了在异族入侵前面中国人的铮铮铁骨。
“壶王三部曲”于传统文化中呈现人生主题的深度神蕴也于此浮现。《壶王》中“光货壶王”袁朴生及其竞争对手“花货掌门”西门寿，两人为了虚名实利几十年明争暗斗，但他们本心里也还有着人性并未泯灭的善良本质。袁朴生最后时刻幡然彻悟痛恨自己曾经做下的恶事和又一次要重赴罪孽沼泽而饮毒自结，西门寿听闻袁壶王猝然离去后的真心挽联，都可看出在这个以人格以境界论物品的特殊行业里，人格最终是要以善为本，最终是要彰显人性的高洁。所以，作者最后让阿多以宽恕与仁爱之心，抗拒了冤冤相报的命运循环。由此，阿多凭“神壶”为袁家重获“壶王”这一尊称，折射出的既是技艺的高下分野，亦是人性善恶的最本质最深刻界限。《壶道》中阿多为了妻子碧云在日本宪兵队长要求做壶时曾有过心绪纷乱，但最终抱定的却是玉石俱焚的信念。武小够出于对壶王的敬重，可以放弃逃难而与阿多一起完成烧窑重任；而当阿多被古镇的人们认为是汉奸时，他又能清醒认识到人们对阿多的误解；他日日好酒，当一个日本醉兵与他相撞之后毅然不再喝酒。碧云的善良使她面对昔日恋人李先生和好友舒莹时优柔寡断，但当她明白事实真相之后，毅然与阿多一起面对困顿，并牺牲自己保全阿多，保全阿多的壶王名誉和自己的名节。《壶殇》中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古蜀镇人毅然不顾生命而保全着阿多，虞郎中更绝然地以死断绝日本人让他救醒“疯子”阿多的念想。徐风在这些纷乱的世相中固守着“壶道”熏染之下的高洁人生。人世浮沉，世事如烟，让人们不能忘却的是纯正的世道人心。
三
但是，作坊小说让人流连于其文化意蕴和人性主题的同时，还常常引起读者对在那历史发展进程中渐渐消失或退却的传统，在神往之余，又有着无奈与怅惘。就徐风的“壶王三部曲”而言，紫砂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也同样会遭遇这样的逼迫，外界势力的入侵每一次出现都会打破古蜀镇的江南温润婉致、雨意迷蒙、粘滞潮湿的空间，指向和呼应着古蜀镇人心灵的压抑和撕裂的状态。
历史的烽烟总是在不经意间弥漫四起，时局的变化打乱了小镇杂乱而又古朴宁静的生活秩序。先是《壶王》中余先生从上海来约袁壶王做壶，加剧了“壶王”归属的明争暗斗，使古蜀镇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处于失衡状态，然后是《壶道》中日本兵即将到来的消息对于古镇平静生活的惊扰，使得“做壶的，贩壶的，烧窑的，运货的，就都没有活路了”；日本兵和宪兵队长的出现给碧云和阿多带来的内心恐惧，入侵者对古镇人的自在生活的控制等，时时给人以山雨欲来的逼迫感。而在《壶殇》里，入侵者对小镇人生命的惨害，使得小城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的安宁。无论是风景、人还是风俗世情；无论是阿多与碧云真情挚爱却最终阴阳两隔，还是武小够醉态里的坚韧，无论是虞郎中还是舒莹及其他被惨害的生命，都以他们被外来力量强行扭转的悲剧性命运而使作坊这一传统文化的灵魂里浸染了浓郁的悲剧色彩。
于是，我们从徐风展现的紫砂作坊及紫砂文化的流传中，感受了历史的深度。徐风正是基于自身的生命立场去发现历史，追问历史。“壶王三部曲”的历史叙述是一段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浮世生存情状，古蜀镇人们各样的生活追求和生命意义被知微见著地展现出来。古蜀镇伴随着紫砂壶制作的流传不尽的历史生成而立于一方天地，当入侵者的到来引起世心动荡的时候，古镇的历史也从此揭开新的刻满伤痛的一页。古镇及古镇人们的生活与传统的紫砂文化溶为一体，与历史风云带来的阵痛融为一体。他们在历史阵痛中的颠沛流离，他们在入侵者面前的隐忍、不屈与奋起，构成了中国大地某一个角落生动的民间史。在此，民间史与作坊志史相遇相融，使得作坊小说的历史空间变得丰瞻充盈。走入这样的历史空间，使我们在对历史的回望、对人性的审视中，得以领会历史给予人生的启示，得以将目光越过那些个人的肩膀，去发现其背后厚重的历史存在和情感召唤。
所以，在“壶王三部曲”所呈现的“一壶乾坤”间，弥漫了民间的纯朴美好与世事人心；俗世生活中依然见出了历史风烟与苍凉背后的细微生动。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