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篇《论余秋雨散文艺术特色》，文章中说：“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整体精神的张扬。余秋雨的散文集史学、哲学、美学于一身，把高深的历史文化问题融入世俗，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很多读者说，理解余秋雨，要从他“苦旅”中的文字开始！
文化，是中国的脉络和灵魂
《文化苦旅》，中国历史命运和文人人格的构成，是他探讨的主题之一，问世以来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山居笔记》，探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和社会灾难，文笔澄澈精致、万物溶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他把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作出理性的对比和思考。
2011年11月初，余秋雨与豫西进行了一次亲密的文化接触，一场题为《文化创意与特色文化建设》的演说，从上古到明清，余先生深入浅出地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故事与哲理结合，人文与地理细分，条理清晰，见解独特。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领域内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余秋雨经常思考社会现象类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界的社会现象类，他说，“现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很多乱局，这个乱局是我从事文化以来一直想清理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无法清理它……”余秋雨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这是余秋雨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的话。他道出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相比，是唯一硕果仅存且令炎黄子孙值得为之喝彩、为之骄傲的心声。余秋雨说，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演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创造，是艺术的代名词
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
自《文化苦旅》出版以来，余秋雨专事“大文化”散文创作，其学术著作出版从此中断。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余秋雨以《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作家，而他的学者身份，渐渐被人淡忘。
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那些年里，他完全不参加各种研讨会，不发表一般的演讲，也不写小文章，全部心思都投在补课性的学术研究上。“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在200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包括《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四种，这些学术著作是余秋雨花8年时间完成的，在当时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本《戏剧理论史稿》有68万字，西方东方14个国家的戏剧理论思想都涉及了。它将传统理论讲到19世纪。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他说：“从戏剧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
《艺术创造论》（原名《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余秋雨醒目的提出“创造”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艺术有绝对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化没落和再生也有绝对意义。他说，“我没有预料到后来我们会面对那么长时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艺术保守主义，但似乎又有一点模糊的预感。因此，我在论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十分动情，在写完十章之后又附加了写法比较特别的一章。”余秋雨说过，他希望艺术实践者面对艺术理论的时候，不要被学究式的重重分割所吓退，因此本书在探寻一种对古今中外都大致适合的“通理”结构。我把不同时空的艺术经验邀于同室、熔于一炉，来展现人类对艺术认知的“异中之同”。
境界，让人生充满韵味
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的书一直在畅销，他的身影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出现，他也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还有人说他“拒不认错”，甚至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余秋雨则简单的回应说自己是个自由人，“我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以后连文章也不写，也不再住在上海和深圳，到一个冷僻的地方，让他们继续骂去吧。”
曾经有一位患了绝症的社会学教授给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1998年10月，余秋雨在四川成都府南河畔为《相约星期二》写了序，序的开头，就设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现在的九零后，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还有街头的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余秋雨说，“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大多数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余秋雨认为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