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的拆迂户，用很高的利息借来钱加盖房子，等得到拆迁补偿，大都是还了旧债，将剩下的钱又放贷出去。几乎没有人感觉到其中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反正大家不都是这么做吗? “这是15万的本金，这是4万5的利息，你数好。”
“不数了，都是自己人。”
“月息1分5.1年零8个月，利息是4万5，你算一下。”
“算过了，借条你收好。”
给“自己人”韩伟把钱还上，方红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半小时后，韩伟在方红还的钱里添上5千元，又借给了另一个朋友，这位朋友给他留下了4万元利息和一张借条：“春节期间返还20万本金。”
“就两年时间，15万变成了23万5千。”几月前的那次还款经历，让方红见识了什么叫“来钱快且不费力”。
方红原是西安北郊韩家湾村的村民，2011年8月村子拆迁后，他就成了拆迁户。拆迁之前，他因为盖房借了高利贷，拿到拆迁赔偿款后，他又和村里很多人一样，从借债的变成了放贷的。
“贷款”盖房
记者在西安北郊龙首村的一处出租屋里见到了方红。出租屋看上去条件简陋，一点儿不像拆迁户租的房子。停在院子的电动车，是方红为了给开服装店的妻子进货买的，他还用电动车在附近的几个地铁站口载客，挣些零用钱。
其实，村子拆迁之后，方红家也得到了巨额赔偿――101万元。“把书包都快塞满了!”提起2011年9月他去银行把补偿的存折换成现金时的情景，方红依然难掩激动的心情，“估计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抱着这么多现金了。”
不过，这么多的钱，有一大半儿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了。
几年前，韩家湾刮起了一阵“拆迁风”，家家户户都加盖楼房，以便获得更多补偿。方红也想盖房，可他手里并没有多少钱，急得火烧火燎。有一天，串门的堂哥给他带来了一个消息：临近的东一、西一、西三几个村都已经拆迁了，村民都有补偿的钱，可以找熟人去借。方红打听后才知道，堂哥说的借钱，其实就是借高利贷。
“大部分都是月息2分，关系好的能借到1分5的。”方红说，村子里除了极少数人能承担起几十万元的建房费用，大部分村民盖房都是借的钱。
方红想到了家住西一村的老同学韩伟。“打电话前，我还想着怎么给韩伟说，没想到话没说完，人家就说了三个字――你过来。”韩伟的爽快出乎方红的预料，在后来的几次接触中，他才弄清了这位老同学的真实身份。
西一村拆迁之后，韩伟发现了一个生财的门路。他揣着近100万元的拆迁赔偿款，四处打听附近哪个村子可能会拆迁，然后把钱投给打算突击建房的村民。“投资商出钱，拆迁户盖房，赔偿款下来后，拆迁户除了返还投资商的建房款，还要把加盖面积赔偿款的一半，付给投资商。”方红解释说。
韩伟正是方红所说的“投资商”。在给几个拆迁户投资之后，韩伟尝到了这个行当的甜头，就以2分的月息，向亲戚朋友筹集了更多的资金，一口气投给了七、八个拆迁户。
“投资一个拆迁户就能挣几十万元。”在方红看来，韩伟是靠“胆子”吃饭的。
虽然是老同学，但方红向韩伟借钱时，还是按规矩写了借条，注明利息和借款数额，还给韩伟留了一份身份证复印件。用这个钱，他急急火火加入到加盖房子的热潮之中。
可让方红没有想到的是，房子刚刚建成，村里出现传言，韩家湾开发成本太高，开发商不打算拆迁了!
与此同时，村里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房屋倒塌事故。其实所有村民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每家加盖的房子，都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随时都有可能倒塌。于是，村民们陆陆续续搬离村子，在外租房居住。
从“借”到“放”
到2011年春节，韩家湾依然没有拆迁的任何消息。
对方红来说，拆迁越晚，他要付的借款利息就越多，而且房租费、水电费都要花钱。“那时，我愁得整晚睡不着，就盼着早点拆。”
不过，村上比方红更发愁的还大有人在。“有的村民以2分5的利息，一次借了40多万元，这样算来，每年的利息就是10万多，他比我还愁。”方红说，2011年春节，村里很多人连炮都不放了，都是借钱勉强过了个年。
方红天天盼着的拆迁，终于在2011年7月开始了。开发商7月进村，8月评估结束，到了9月，大部分村民就拿到了拆迁赔偿款。“几乎家家都能赔100多万元，还了借款、利息和投资商的钱，还能剩一大半儿。”
方红告诉记者，2011年10月可以称得上是韩家湾的“购车月”，几乎每天都有五、六辆新车开进村子。但是，方红不想买车，他有另外的打算。
自从给韩伟还了借款，方红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学韩伟的样子把钱贷出去。
“哪里去找这种又轻松又容易来钱的生意?”方红说，他们村除了少数人在银行买了理财外，大部分都以1分5的月息把钱借了出去。
据方红说，拆迁后不久，对韩家湾村进行拆迁改造的一家陕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以1分5的月息向村民借款融资，两年后返还本金和利息。位于北三环建材市场的一家灯具城是韩家湾位村干部的哥哥投资建成的，因为缺少资金，也向同村村民融资，“月息可能在2分，投钱的都是和村干部关系好的人，估计有+几家。”
方红还完债，把余下的40多万元全部借给了那个陕北开发商。“贷给开发商能保险一些，开发商盖的房子总跑不了。我两个堂哥都放了50万元。”
说起几个月来的经历，方红调侃自己从“借了一屁股债的穷人”变成“百万富翁”，最后又“一分不剩”。不同的是，他从“借贷人”变成了“放贷人”。
同样是拆迁户，方红的消费观念显然没有村里买车的年轻人那样超前，而是继续着以前的生活，帮妻子进进货，去街上跑跑摩的。不过，有时闲下来，心头也会掠过一丝担忧。
“以前是担心还不起借款，现在就想着放出去的钱能顺利收回。”方红说着话，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投资”诱惑
比起方红，同住西航花园小区的王海在当地借贷圈里已是一名“老将”了。
王海是原李家街村民，2008年村子拆迁后，他就辞掉了在律师事务所打杂的工作，原因是“受不了领导的气”。但王海的初中同学张强却悄悄对记者说，王海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财大气粗”。“拆迁后手上有钱了，谁还愿意干那份出力不挣钱的工作?”
2009年初，通过熟人介绍，王海开始放贷。他3月份给西郊一家搅拌站投了30万元，年底就收到了7万元的利息。王海说，李家街有十几位村民都在那个搅拌站投了钱，并且都是位姓戴的同村人介绍的。
在王海看来，投钱时一定要把眼睛擦亮，利息越高，风险就越大。一般情况下，月息超过3分就得谨慎考虑。
2011年7月，王海的母亲经不住一位投资中介人的蛊惑，把10万元投给了澄城县的一家新能源公司，月息3分。得知这个消息后，王海十分生气，埋怨母亲没弄清情况就草率投钱。
后来，在那位中介人的组织下，王海和同村十几个也投了钱的村民一起去澄城的公司“考察”。果然不出王海所料，
“连个厂房都没有，算个啥公司?公司要是倒闭了，卖地都卖不了几个钱。一没有担保人，二没有抵押，这样把钱投出去，操心得很。”王海担心春节时收不回本金，10万元可能就打了水漂了。
对临时租住在西航花园小区的那些拆迁户来说，被各路投资中介人拉着外出“考察”是常有的事儿。王海说，2011年八、九月间，也就是韩家湾村村民拿到拆迁补偿款之后，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几辆大巴车停在小区门口，接送村民出去“考察”。“考察”对象有工厂，有娱乐场所，还有打算扩大规模的民办大学。而“考察”行程也都几乎一样；先去农家乐吃饭，再去洗浴中心泡澡，最后去企业参观。
王海的母亲与其他村民还去过宝鸡眉县一家娱乐场所“考察”。“人家介绍好的很，说是要在那里建一个宝鸡最大的娱乐城，但去的人看了，都觉得项目不怎么样。”王海笑着说，母亲去的时候高高兴兴，回来却带了一肚子气。
当然，对于“靠谱”的项目，王海肯定不会放过。
2011年10月，王海从岳父那里听说，一位煤场老板计划201 2年在西安三桥开辟新的储煤厂地，但资金不够，想跟王海的岳父借50万元，月息2分，一年返还。岳父只有20万元，便问王海愿不愿投30万元。
王海说，岳父跟这位煤场老板很熟，过去就给他放过款，每次都能如期如数收回本息。而且，这位煤场老板是以他在曲江的一套房产作为抵押的，不存在什么风险。但是，王海自个儿的现金也只有15万元，也不够，于是，他以1分2的月息又跟一个亲戚借了15万元，凑够30万交给了岳父。
“还没听说过谁把钱放出去没收回来。也可能有，但这样的人一般不会说出去，怕丢人。”王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