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岁了，还在写诗，仅仅是因为对诗的深爱。 这种爱始于遥远的青春年代，始于遥远的塔里木，边疆农场，一个坐落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小小的农业连队……我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六年，从十九岁一直到三十五岁……那时，我常常在油灯下，在地头，在床铺边，甚至在膝盖上阅读或写作，那种简陋，随便的写作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说起来，那时的写作动机并不纯粹。一个从小身体赢弱的人，一个从小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真无法以自己的瘦弱之躯承担起如此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有时常感到自己的身体几近崩溃……而写作，也许是那时能改变自己生活现状与生存困境的唯一途径……但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中，在这样的略带功利的企图中，对诗的热爱也是一种最基本与最根本的推动力。
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我记得我每次回上海探亲，就在家里抄录能借到的一切唐诗宋词。我父亲也帮我抄，他甚至帮我抄全了一整本的苏东坡词。我还抄过曾借到手的西方小说，比如狄更斯的极富诗性的《大卫?考伯菲尔》。我还借了我二哥的工作证到上海图书馆去借书抄，当然抄下的都是当时流行的工农兵诗选。但对于我这个远在边地农场小连队里的几乎无书可读的人来说，这已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了。
想起来，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基点就始于此。
而对诗的热爱乃是一种深入我骨髓的顽症，它之后一直左右着我的生活轨迹与精神轨迹，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一直掌控我到今天。
我今天还在读诗，抄诗与写诗，甚至在我视力甚差(一大半原因是因为早年在农场油灯下的阅读与写作)的情况下也勉力为之。我常常反思我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我应该是也确实是一个简单的人，一个对外界无所奢求的人，一个既不想发财，也没有任何渴望谋个一官半职的野心的人。几十年来一贯如此。我只想能有一个平平静静的环境，在平平静静的心态中平平静静地读书与写诗。我在晚年几乎达到这一境界了。我很幸运。至于诗能写到什么水平。这并非自己能够一厢情愿之事，任由天命吧。
而只要一生能与诗相守，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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