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玉１９７２年出生。湖南安仁人。现居长沙。著有散文集《田垅上的婴儿》、《村庄在南方之南》，长篇小说《天地贼心》。 玩爆竹 瑶村过年，每家至少需要四挂长长的爆竹。一挂在三十晌午祭祀时放；一挂在三十晚上睡觉时放，叫封财门；一挂在初一早晨开门时放，叫开财门；还有一挂，在初二早晨放，是什么道理，我至今都没弄清楚。那么长的爆竹，噼里叭啦，说放就放完了，让小孩总要忍不住心疼。好在每年过年大人们都要为小孩准备一些玩的爆竹。
我们拿着爆竹，点一个往天上一丢，就听得一声脆响，像是谁用无形的鞭子朝晴朗的天空抽了一鞭。马上村前村后的什么地方会跟着有一声回响。
我们点一个放在正在玩牌的大人后面，大人吓一大跳，往往要笑骂一声：小鬼头。因为是过年，大人们懂忌讳，不会骂出比这更难听的话。
我们在平滑的烂泥里插一个爆竹，一声炸响之后，烂泥就开一朵坑花。我们在烂泥里插很多爆竹，烂泥就开出很多坑花。
我们来到水边，比谁能在水里炸响爆竹。要在水里炸响爆竹，关键是时间得拿捏得准。丢出去晚了，爆竹会在空中炸响；丢出去早了，爆竹的引线就会被水浸灭。要不早不迟，爆竹才会在入水的那一刻炸响。爆竹炸响了，水花就会纷纷扬扬地溅一身，若有阳光，透过水雾还能看到七彩的霓虹呢。爆竹响后，清亮的水面上还会冒几个怪模怪样的白水泡。泡里含着硝烟。有时也可以看到清水里的小鱼儿，我们就拿爆竹往鱼群里扔，炸得小鱼儿惊慌失措，四处乱躲。
那时的爆竹是用硝粉做的，不像现在，是用炸药做的。硝粉比炸药的威力小多了，我们比谁胆大，就把爆竹拿在手中放。握着爆竹的末端，闭着眼睛，把头扭到一边，只听到耳边一声炸响，睁眼看，手中的爆竹不见了，只留下一手硝粉炸后的痕迹。手有什么感觉？有点痛，也有点麻。但过一会儿就好了。一般小孩是不敢这么做的，敢这么做的就能成为孩子王。我敢。
也可以把爆竹插在土墙缝里放，爆竹炸后半晌，墙缝里还会冒丝丝缕缕的烟。也可以把爆竹放在洋皮铁桶里放，听那一声闷头闷脑的响。也可以把爆竹盖在一个破碗下放，看破碗兀自向上一小跳。若能得到一只老鼠，就把一小挂爆竹绑在老鼠的尾巴上放，吓得老鼠魂飞魄散，真个儿抱头“鼠”窜。找不到小老鼠，就把爆竹绑在四瘌子家的猪婆尾巴上放，看一向慢条斯理、老成持重的猪婆，跑起来颠得像个小脚媳妇的样子，一身奶子乱荡。不过这不能让大人们看见，也不能让四瘌子看见。
只要有爆竹，我们就可以找到千百种玩法，而且每一种玩法都可让我们乐不可支，把腮帮子笑疼。但有句古话怎么说？乐极必生悲。有一年为爆竹的事，我就被我爸打得要死。我把自己的爆竹玩完了，又哄着小妹把她的爆竹给了我。谁知等我把小妹的爆竹玩完后，小妹突然反悔，追着哭着要我还她爆竹。我拿什么还啊？我老爸有办法，才大年初二，他就把我暴打了一顿，打得我钻到床底了，拉出来还要打。结果小妹是不哭不闹了。我却哭了一整天，喉咙都哭嘶了。那时我特恨老爸。后来不恨了。现在自己做了老爸，觉得那时候我老爸教育孩子的方式的确糟糕得很。
那一顿暴打之后，我一见爆竹就怵。等到长大了，家里有什么祭祀活动，爸妈要我放爆竹，我都不敢。后来自己成家了，每年过年，我干脆连爆竹都懒得买。妻子也依我。现在孩子已长成了懂事的年纪，再要过年，我看还是买一些爆竹回家吧……人一生的乐趣，其实大半都在童年。我不能让他的童年比我少半点乐趣。我有的他都该有，我没有的他也该有。
上坟
大年初一，吃了早饭，瑶村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坟。记忆中的大年初一，好像多是晴朗的天气，一家人穿着崭新的衣服，提着香火冥纸爆竹，去给祖先拜年。暖冬的田野放眼望去是青青绿草，种了油菜的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也次第开放起来。这时的心情往往出奇的好，脚下的步子也迈得格外轻巧。小妹走在最前头，她蹦蹦跳跳的，惹得母亲总要笑着嗔责。小妹小时候喜欢扎蝴蝶结，她一蹦跳，蝴蝶结就会在脑后晃来荡去，好看得不得了。那时一家人跟在她后面，脸上都会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笑容里包含着幸福和甜蜜，甚至还有一丝骄傲。家里有一个这样小小巧巧、漂漂亮亮的小妹，是一家人多大的福气啊。
喜欢聚居的瑶村人自然也喜欢把先人葬在一起。一座两座孤坟，路人经过那儿，也不会怕什么。但若是十几座或几十座坟头聚在一起，就会冥气大增，周围阴森森的像隐伏着一个恐怖的磁场。这时再要从旁边经过，就颇让路人踟蹰了。平时那些葬人的山坳只有野虫野禽出没，非得等到过年时那儿才热闹起来。爆竹炸开了那儿的寂静，烛火点亮了那儿的冥色，笑语冲散了那儿的阴气。在坟头插三枝燃香，敬杯黄酒，告诉地底昏睡的祖先，又换年头了。
从祖先的坟头归来，父辈们往往就会想起祖先在世时好多往事来。免不了要唏嘘感慨一番，说人事的易变，光阴的易逝。那时懵懂的我们尚活在漫长的童年里，自然还感觉不到这些。父母聊着天已在前面走了好远一截，我与小妹则落在后面四处点火玩。田埂上山坡上到处都是经冬后的枯草，只要有一点火苗，就会燃出一条火龙来。特别是茅草茂盛的地方，火烧起来像一条红红的巨舌在舔天空呢。这时站在旁边，人就会被它的声势震撼住，体内则有一股野性的力量在窜。有时风突然改变方向，长长的火舌朝人站的地方一舐，冷不防头发都会烧掉一撮，这时我们往往惊叫一声，跳着逃开。
等到了村口，再回头，那些野火一路明明灭灭的，还在烧呢。有些地方的火焰明明已熄了下去，可转眼之间，又莫名其妙地燃起来了，而且燃得很大，老远还听到噼噼啪啪地响。
现在想来，倒是觉得怪，为什么总要等到大年初一上坟回来，我们才想起把那些野草烧一烧呢？其实在整个冬天，我们都随时可以动手。可我们就是没有动手。不但我与小妹没动手，也包括瑶村其他的孩子。这真是一桩怪事。
贴年画
小时候，我家只有四间土房。其中两间用水泥粉刷了一下。北面那间冷，就一直闲置着放些杂物。南面那间向阳，就做了卧房和客厅。一间房里放两张雕花床，西边那面墙就完全堵住了，南北两面墙，也被堵了一半。所以我家的年画大多就贴在东边这面墙上。
年画在瑶村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流行的，八十年代以前我家把奖状当作年画贴。母亲是村里的教师，教学教得极好，每年寒假都要从学区拿回奖状。过几天到了年关，就把崭新的奖状展开贴在墙壁上。一家人看着奖状会高兴好几天，特别是母亲，一脸的笑容，像喝了蜜似的。如果正好有人来我家串门，看了奖状，顺口夸母亲一句，母亲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了。到来年，教学的积极性自然更高了。现在想来，也真是奇怪，那么一张纸，就可以把清贫年代的人们哄得非常幸福的样子，说明精神的魔力的确不可估量。我和小妹上学后，读书都还不错，每学期的三好学生自然也有我们一份，这样一来，我家墙壁上的奖状就更多了。由于奖状的大小、颜色、内容各不相同，东墙上倒有些万国旗会的意味了。别人到我家来玩，面对规模庞大的一墙奖状，都免不了交口夸赞。日子久了，我们内心中还真的觉得比村里其他人家要高出一等半等似的。
记忆中，父亲好像也有那么一两张奖状贴在东墙。我真是不明白，他一个很普通的农民，怎么也能摊到奖状？可见那时候奖状之泛滥。
母亲大概是过分看重了奖状的作用。虽然她的教学在全学区一直名列前三名，但因为她学历不高，后来的民办老师转公办就一直没她的份儿。等到３６岁的时候，母亲才幡然醒悟，以后有了奖状也不再往墙上贴了。为了捞个文凭，她甚至抛却我们，赴学他乡。也许因为母亲态度转变的缘故吧，初中时我们的奖状，一般只拿回来让父母看一下，然后便卷成筒丢在一边再不管了。现在想来，小小一件事其实也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变替，当时正是一个由精神向物质转变的社会，富精神穷物质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再过年时，东墙上张贴的就是那些电影明星的画了。我记得当时全家人都喜欢演员张瑜，还有刘晓庆，所以满墙壁都是她们各种姿态的年画。小妹长成少女时，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古装戏里的才子佳人，然后东墙上就又出现了像“宝玉与黛玉”、“吕布与貂婵”等古装画。而那时的我，只喜欢那些肌肉发达的武打明星。像李连杰啦，李小龙啦，自然也要将他们的画像搬上东墙。东墙没地方张贴，我就把它们贴到北边那间房子。北边的房子虽然冬天冷，但我早就用它做了我一个人的卧室。母亲那时候似乎也有自己的喜好，每逢过年，她都要往东墙贴些福星高照之类的年画。大概因为我和小妹都长大了吧，跟她不再如小时候那么紧了，所以有时她也会买些胖娃娃的年画回来张贴……这时的母亲就已显出一些老态来了。
哦，是的了，东墙靠厨房很近。而那时做饭多是烧柴，烧柴多烟，雪白的东墙就一年一年被炊烟熏黑。而年画张贴的地方，炊烟熏不到，隔几年撕了年画，那地方就会出现一小片新奇的白来。年画年年撕，年年贴，东墙上就出现了深深浅浅、重重叠叠的白来。就这样东墙的白在不经意间记载着年岁的变更，一家子人走过的光阴好像都留在了东墙……当东墙的白不再白的时候，当东墙的白变得一黑再黑的时候，不单单是父母，就是我与小妹，也日渐显出老态来了。好在，我们的后辈已茁壮成长起来。
舞龙灯
我们湾太小，湾里的青壮年凑不出一支龙灯队。所以打有记忆以来，就不见我们湾闹过龙灯。外婆那个湾大，他们那儿几乎每年都要闹龙灯。腊月底，他们把龙灯扎好，就在一个大厅屋里排练，敲锣的敲锣，打鼓的打鼓，好不热闹。白天尘世喧嚣，还不知他们湾在闹龙灯。到晚上，等一切岑寂了，那闷雷似的鼓声就向周围湾传来。“梆――嘭，梆梆――嘭……”声音隔着几个湾，有时也能传到我们湾里来。每到这时，我一般就央母亲找点什么事情让我去外婆家一趟。或捎几句话，或送点什么东西。母亲明知我是想去看热闹，也不怎么拂我的意。
外公的弟弟，我们叫二外公，他长得人高马大，很多年来都由他舞龙头。他踮起脚，把龙头舞得眼花缭乱，“穿”流不息，后面跟着他的人就如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时各家妇女和孩子都在旁边起劲地叫好，红扑扑的脸上都盛开着灿烂的笑容。龙灯队一般每户人家出一个男人。外婆家常常是我三舅出马。三舅只比我大两岁，就舞龙尾。龙尾最容易舞了，跟着前面的人同进同退就是。所以大人们是不屑舞的。但三舅还小，舞龙尾对他来说也并不容易，别人一边舞一边嘻嘻哈哈，他跟在后面却是一脸的严肃。有时竟还舞得气喘吁吁，腊月的天气也满脸是汗。这时旁边就有人打趣我，说：你家舅舅累成这样，你这个做外甥的也不向前替替他？我有心向前，但三舅一般是不会让我舞的。只有一次，他让我接过了龙尾，当时我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可才一会儿，我就踉踉跄跄地被前面的人扯倒了。我一倒，前面的人跟着倒成一片，一时惹得满堂爆笑。三舅觉得好没面子，从此就再不让我玩了。
大年初一，龙灯队从本湾出发，在村里的各个湾巡回演出。各湾的小孩见了龙灯队，就会连蹦带跳，远远地迎上前。然后跟着龙灯队，把本湾的每一户人家都走遍。那时清贫，大人们对龙灯队并不像小孩那样欢迎。有的人家见龙灯队来了，干脆锁门一走了之。为什么？因为龙灯队在谁家厅屋表演了，谁家就要给他们红包。我父亲也不喜欢龙灯队，他不知道这种喜庆的氛围，对童年时的我们有多重要。他认为龙灯队来演出，纯粹是为了赚钱。所以每年他都包一个好小好小的红包给他们。让我特别不高兴。
当然，龙灯队的确有赢利之心。每到一个湾里，他们都会从新屋开始起舞。新屋的主人图个红火吉祥，一高兴，就会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红包。据说给五十元、一百元的都有。那时龙灯队多，为了抢得头筹， 有些龙灯队把一个湾的新屋舞完后，就扔下老屋往别的湾跑了。让老屋的主人好不失落，有的人甚至会不顾新春禁忌而破口大骂。也难怪人家要骂，一般人见龙灯队来了本湾，都会理所当然地寻出一挂鞭炮准备接待龙灯队，可龙灯队居然撇开自家跑了，怎不让人生怨呢。本村的龙灯队是不会这样的。因为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这种失礼的事自然做不来。
外村的龙灯队若是撇开老屋跑新屋，有时会在湾口被湾里的长辈挡回来。这时就有热闹看了。龙灯队一边要接受大人们的冷言冷语，一边还要接受小孩劈头盖脑扔来的鞭炮。而他们只能敛着头一户一户把整个湾里的人家都舞遍。有时鞭炮会把他们的龙灯点燃，弄得他们手忙脚乱，抱头鼠窜。这时一湾人的兴奋和快乐就用语言都无法形容了。也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吧，对这等事情龙灯队一般早有准备。进湾之前他们就在溪边把龙灯弄湿了，而且每个队员的头上都扎着方巾，这样就可以尽可能避免鞭炮烧伤炸伤。
龙灯一般舞到初六就再没新鲜感了。这时往往会把龙灯收起来。等到元宵节那天，拿到田埂上烧了。据说这样可保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元宵节那天，每户人家还会在各自的秧田边放一挂鞭炮，说是敬秧婆婆，也有保一年五谷丰登之意。元宵节在瑶村较为冷清，没有什么热闹的事情。往往是大吃一餐了事。可大吃大喝都整整半个月了，所以这一餐也吃不出什么味道来。记忆中，瑶村的元宵节似乎一直有雨，雨中隐藏着说不出的?惶，那种?惶好像至今仍在心灵的某个角落潜伏。只有一年，记忆稍稍温暖些。那年父亲给我和小妹各自做了一盏红灯笼。我和小妹提着灯笼站在门口，听细细腻腻的春雨无边无际地响着。那时整个村庄都一片黑寂，只有我家大门被红红的灯光笼罩，那一刻，我觉得我和小妹是瑶村最幸福的孩子了。
元宵节本是灯节，我一直不明白，那些龙灯队干嘛不在这天大舞一番，把元宵节给闹红火了，再把龙灯烧掉呢？
元宵节过后，春节就算彻底过完了。一年四季的农事开始一项一项簇拥而来，瑶村的大人和小孩就再没有歇停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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