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爵――铁骨铮铮 杨爵（1493-1549），字伯修（一作珍），号浒山先生。今陕西富平县（老庙乡笃祜村，一说庄里镇）人。他出生于一个一躬耕为生的贫寒农家，启蒙投师均较晚，而天资禀赋非凡，刻苦自学，年近而立方投师朝邑著名学者韩邦奇，其悟性才情令韩先生称奇。明嘉靖八年（1529），他三十七岁时一举考中进士第，官至监察御史（分察地方官吏执政情况的官吏），是有明一朝关中学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杨爵，其名大概取自《孟子?告子上》中的语义，即人“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说明父母对他期冀不同凡俗，并非猫娃、狗娃了之。平生尊崇圣贤之学，对张横渠之学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默契。得益于韩邦奇的点化，致力于义理之学。为人耿介忠义，虽历尽磨难，然矢志不渝，学究天人，探索讲学不辍。青年时代即以“人当以圣为师，一切不禀古稀，何所称宇宙间”自勉，立志“做第一等人，做第一等事”（《关学编?斛山杨先生》）。因家兄误遭罪狱，一份言辞剀切，才华横溢的《诉讼状》，被县令惊叹为难得的“奇才”，并赠他银两，资助其学业。在杨爵二十八岁那年，发生过一桩有趣的事情：当他慕名前往朝邑县拜才识人品过人的时贤韩邦奇为师时，韩先生打量了杨爵一眼，“异其气岸（高傲），欲勿受”（《明儒学案》卷九《忠介杨斛山先生爵》）。不想收留他，多亏韩父莲峰老人说项方才收他为徒。从此便随韩邦奇励志笃学，师法圣贤，叨问经济、时政，砥砺学品节操，躬身践行，不仅学识过人，且兼备古贤士之风。几令韩先生刮目相看，甚至不无感慨地称许道：“纵宿学老儒是过，吾几失人矣”（《关学编斛山?杨先生》）。为他当年收徒时险些与不可多得的奇才杨爵失之交臂而喟叹！
名师出高徒。在严师韩邦奇指点下，杨爵的学识造诣，人品修养层楼更上，声名不胫而走，被当时的督学官唐渔石看中，于是杨爵小试牛刀便连中三元：先是在县试中出类拔萃；接着赴长安应试又以书举第三；第二年嘉靖八年又中进士第。从此开始步入了他坎坷蹭蹬的仕途生涯。
中进士之后，杨爵被授行人职（官名，朝中掌传旨、册封、出使等事宜）。曾多次奉命出使藩国，沿途他体察民情，两袖清风，拒收馈赠贿赂，时人以为作秀。然见他忠直正色，言陈得失轻重，送者知其信然，再无敢馈赠者。明世宗朱厚聪即位，择为言官。杨爵体察民间疾苦，上疏直陈痛谏时弊，颇得朝廷赏识，于是在嘉靖十一年（1532）四十岁时被擢升为山东道监察御史。他继续忠于职守，上疏陈情弹劾贪官污吏。殊不知嘉靖皇帝初登基时的锐气已消，宦官当道，治罪言官，朝政黑暗，他的谏疏如石沉大海。杨爵心灰意冷，适逢老母告病，借故辞官归乡侍奉。不久老母驾鹤西归，居家守孝三年。而后效法为师韩邦奇，聚徒办学，传授圣贤经典，倡扬儒家义理和张载开创的关学，言传身教达六年之久（1535-1540）。这期间他法古好礼，传播理学思想，敦本善俗，促进了关中的传统文化继承。
嘉靖十九年（1540）秋，杨爵又被起用为河南道监察御史，从此厄运迭至，万劫不复。当他上任伊始，目睹天灾人祸导致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尸骨横路，到处啼饥号寒的悲惨情景，按捺不住悲怆情怀，连夜挥笔草就《隆智道疏》，直言痛陈朝廷“任用非人，兴作未已，朝不讲亲，信用方术，阻抑言路”等五事之危害，本意想力挽衰败之局势。岂不知字字如刀，句句似剑，一一刺到了嘉靖皇帝的要害。于是乎触怒天尊，也触犯了宦官集团的利益。杨爵在劫难逃，遂被降旨入大牢治罪。宦官们恨之欲死，指使狱吏棍棒加身，逼其认罪折服。杨爵被打得血肉模糊，几近昏死，决不伏罪；困饿肌肤不折节，始终神情泰然。上书伸救他的周天佑、浦宏等人被活活打死狱中。部郎刘魁、给事中周怡等皆因上书言事与杨爵羁押一处，一时“万马齐喑究可哀”！然而，杨爵非但猝然临之而不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还以“贫贱忧戚，玉汝于成”，“情类莫牺幽中苦，若有诗书伴此身”自勉，视监狱“正式为学用功处”（《明儒学案》卷九《忠介杨斛山先生爵》）。在狱中精思孔孟、子思格言，常念横渠（张载）、二程（颢、颐）、朱（熹）等前贤的语录；研读《西铭》、《四书》，潜心阅习《易经》，撰著完成《周易辩录》和《中庸解》若干卷。在其高尚人格和精忠报国的品行感化下，使那些受命监视并收集他言辞的狱探们也默然肃然，羞于启齿。
其间，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十二日，又发生了一出如今看来非常荒诞的闹剧。重视方士“秘术”和鬼神的嘉靖皇帝设坛扶乩祥异，有神降坛预言须解冤狱，皇帝敬领神命，立刻释放了杨爵等重犯归田。然尚不足一月，却有人谏言皇帝扶乩有诈，皇帝恼羞成怒，再下密旨捕杨爵等释放的同案犯入狱，这一囚禁又是三年。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末，皇帝高玄殿发生火灾，张皇失措的嘉靖帝又祈祷神鬼，恍惚或然似仿佛，火中犹听呼杨爵等三囚犯的名字者。于是杨爵等三囚犯托鬼神之福被降为庶民，放归田园。是时杨爵已五十五岁，垂垂老矣，加之狱中的皮肉之苦，身心俱疲，命弱游丝，又清贫如洗。但当他回归故里后，仍念念不忘教书办校，传播圣贤之学。不到两年，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于富平家中，享年五十七岁。
总括杨爵的一生，是被皇权政治玩弄于股掌之上，翻云覆雨，令人酸楚的一生。正如他临终时自拟墓志铭所言：“平生欲做天下第一等人而志不逮，欲为天下第一等事而力不及”（《富平县志》第七页）。可作为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世界观、认识论及人性论方面，虽也兼摄其它理学精华，最终却抱定的是自张载以来关学的传统理学观点；在人格风神、气质禀性、操守追求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克己自励、特立独行、躬身自践、纯一不二，主张向内用工夫，“学以成性”，尤其重视教育，重视后天的修养。他毫不隐讳地说：“以天相处，不在于天而在于我”（《明儒学案》卷九《忠介杨斛山先生爵》）。然而说到底，杨爵是一位旧伦理决定论者，他不可能超越其时代局限，矛头直指旧专制制度本身，因而也注定他的人生是悲剧的结局。
冯从吾――关西夫子
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今西安市）人，人称少墟先生，明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他立身刚直，性情耿介，先后任职礼部，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新进士入翰林院所授官职的称谓），后改任左副都御史（都察院行政副职），工部尚书（六部之一，主掌工程、水利、交通等政令的长官）等职。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冯从吾出生在长安一个以儒学传家的士大夫家庭。其父冯友，官至保定郡丞（县令下设丞，为辅佐之官），是一名王阳明心学的忠实信徒。外祖父六玺是“一代关学名流”，实际上是早年丧父的冯从吾的启蒙老师。在外祖父的严格教育和指导下，冯从吾受到了儒家学统的严格训练。他从钻研孔、孟入手，悉心研读程（颐）朱（熹）的理学著述，认真披阅王阳明心学讲章，并辨别与探究洛学、王（阳明）学及其与关学的异同，深得关学的要旨。这为冯从吾后来立身官场，献身学术，不遗余力地振兴关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冯从吾二十岁“以恩选入太学”（国家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卒业回长安，受当时的学督许敬庵之邀，曾执教于正学书院。三十三岁中进士，步入仕途后，思大有为于当世，然而面对的却是明神宗朱翊钧这个历史上出了名的昏庸国君，致使宦官当道，奸臣弄权，社会危机四伏，黎民百姓不堪为命。忧国忧民的冯从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冒死为民请命，慨然直谏神宗皇帝。他针对神宗“酒后数毙左右近侍”的荒唐，指斥神宗“困于曲蘖之御而欢饮长夜，倦于窈窕之娱而晏眠终日，不然朝政何废弛至极也！”列举“陛下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的事实，并以十二分地忠诚启迪道：“皇上欲成其神圣之名，而使天下不见其太平之象，则名实不符，谁人信之？”以天怒人怨的危岩力劝神宗“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之为乱为可忽”（《明史?列传?冯从吾》卷一百三十一）。尽管冯从吾勘称忠心赤胆，但他如此这般不留情面的谏言，纵使善为纳谏的唐太宗在世，也不免会番然变色的，更何况是中年之后昏聩不可救药的明神宗。结果一时龙颜震怒，冯从吾难逃一死。所幸适值太后寿辰吉日，动不得杀戒，加之诸多大臣和名士清流的竭力求情，冯从吾方才死里逃生。国家不幸个人幸，从此赢得直臣名；灯红酒绿浑不觉，宫廷夜夜歌舞声。明神宗依然故我，冯从吾怅然若失，辞归放还。
冯从吾罢官回到长安后，闭门谢客开始了他的学术人生。看似不问政事一闲人，但碰了皇权政治这块坚硬的大石头后，冯从吾内心的冲击是巨大的。他思想深处倒海翻江，并未休止对当朝政治现状和历史的反思。百回千折，搜索枯肠，于是抱定一个念头：要挽救明王朝的危机，务必大兴讲学之风，弘扬圣人之学，从而点石成金。也就是通过明学术，使皇帝、皇太子在听取经筵学者的谈经论史中，以聪天听，知道和明晰国家兴亡，何由取舍、去从的道理，进而把舵顶航，重整朝纲，使明王朝驶入复兴的正确轨道。冯从吾的确用心良苦，他虽不得善遇，仍寄希望于君王的改邪归正，把弘扬儒家理学作为有朝一日昏庸皇帝的醒神“灵丹”。这乍看起来不免有些渺茫和虚幻，绝非一日之功，可现实如此，作为一介儒生也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做此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此后，冯从吾便按照自己确定的目标，奋力前行。他重操旧业，不遗余力地昼课夜赋，著书立说，并于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内设坛讲学。他不只是独善其身，更要昭示后学，“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远近学人风云际会，盛况空前。冯从吾则身名鹊起，被誉为“关西夫子”，与浙江大学者邹元标南北呼应，时称“南邹北冯”。一去京师十年后，神宗崩，明熹宗即位，下诏让冯从吾入京出仕。冯从吾深知明朝衰败之势，但不无力挽狂澜的幻想，带着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赴任左副都御史之职。这个具有最高监察、弹劾和进谏职能的差事，遇明君可大有作为，倘若遭遇昏君，非但难以作为，还很容易惹祸招灾。可治国心切的冯从吾一到任，便“风大狱，立任之”。即狠抓重大案件，立即查办。事实如何呢？宦官临朝，法不治众，朝廷内外，派系林立，结党营私者众，忧国忧民者寡，冯从吾已无力回天。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社会现实面前，冯从吾眼看势不可为而为之已无济于事，便于邹元标、钟龙源等社会贤达一起讲学于北京城隍庙内，一乞灵于圣贤之学，复去践行救世先救心的宗旨。借以启人良知、良能，尽尧舜之旨。结果又一次轰动京师，前往聆听者云集。色厉内荏的阉党集团闻之却如芒刺背，惶惶不安，于是罗织罪名，极尽诋毁之能事，借助皇权刀柄，将刚刚诞生的首善书院扼杀在摇篮中。在动辄得咎的无奈中，冯从吾复又怀着满腹忧愤，回到长安。本想以阐扬儒学、潜心力学了此余生，殊不知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已将他划入了东林党一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六年（1626），关中书院惨遭捣毁。冯从吾失掉了聊以自慰的最后的“精神家园”，以绝食相抗争，终因年龄老迈，于忧愤之中饮恨而终，享年七十一岁。到了崇祯年间，阉党被诛，奸臣被剪除，冯从吾得以平反昭雪，以原官职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号恭定，并恢复关中书院以告慰他在天之灵。同时差遣地方官吏为其造坟，安葬冯从吾于故里冯家村东（在今西安市边家村陕西省公路局职工医院内）。明崇祯二年将关中书院更名为冯恭定公祠，后遭兵燹被毁。光绪十六年（1890），由护理陕西巡抚陶模等申奏朝廷重修名臣祠宇，列入典祀，以景仰先贤。经礼部批示将冯公祠原址（今西安市四十二中学校址）重加修建，在祠内复立少墟书院。建国后仍然保存完好，经历“文革”浩劫，现在昔日容貌不在，仅留一些石碑剩迹。冯从吾的主要著作有《关学编》，《冯恭定公文集》，《陕西通志》等。
王徵――北方徐光启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晚年号了一。今陕西泾阳县（盈村里尖担堡）人。他出生于一个知识氛围比较浓厚的书香之家，天资伶俐，思维敏捷。其父是一位兼擅数学的私塾先生，舅父是一位通晓兵法、善制器械的书生。这使得王徵得天独厚：一是早年即受到了良好教育，科举考试的导向使他受到正统儒学的熏陶；二是耳濡目染，使他又跨越了“子曰诗云”的纯文科藩篱，热心和留意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数学和物理，为他后来醉心于西方科学技术，从事发明创造奠定了思想基础。庶几是王徵活跃的数理逻辑思维，冲犯了正统的儒家封建伦理政治思维的模式，在他的头脑中不时的会产生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怪论。因此，使他久困科场三十余载未能如愿，直到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五十二岁时才考中进士。虽不至于“范进中举”（参见《儒林外史》）式的悲哀，但也韶华已逝，年过半百。而大明的天下业已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它给王徵所提供的政治背景则是愁云惨淡，充满了悲剧色彩。
天启、崇祯年间，王徵先后任直隶广平府推官（即今河北永年县东南，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即今浙江扬州市，负责司法事务的官吏）、山东按察司佥事（按察使下属，分领某一道事务的官吏）等职。崇祯八年（1635），山东驻军孔有德等部发生哗变，王徵正在巡抚孙元化幕下任督军（战时军队中负责稽核功罪赏罚的官吏），由于登州为叛军攻陷，他与巡抚及诸官员统统被俘。后来虽被叛军释放，却难逃朝廷的重责，王徵遂被充军（因罪被发配到边远地方军内服劳役的刑罚）。充军期间遇赦免，年过花甲，心灰意懒的王徵回到陕西老家，于隐居著书的生涯中，反思平生，带着苦涩和懊丧，疗抚自己心灵深处的屡屡伤痕。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饱受命运折弄的王徵，终究未能走出时势给他设定的命运怪圈。当他回到陕西，即逢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席卷三秦大地，王徵再次面临人生的政治抉择。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召他入仕，是背弃明朝，依附大顺，还是为亡明殉葬？王徵选择了后者，于崇祯十七年（1644），七十三岁时绝食而亡。
明代中叶以后，既是所谓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也是“西学东渐”，西方科学技术以利玛窦、白晋、汤若望等为代表的诸多传教士为中介传入中国的初始时期。王徵虽然仕途坎坷，命运不济，好不容易登科中举，说不上做官，充其量不过是忝列小吏行列，为人幕僚罢了。但不幸中倒有一幸，王徵遭遇到了这个时代，仕途落魄使他没有醉心于政治，而是把更多的思想和精力投入到实用之学上。数十年寒窗困于学，数十载宦游异乡味艰辛，使王徵深感王阳明“心学”的迂腐和虚妄。他发扬关学比较注重兵法、自然科学的优良传统，“以实用为贵，以涉虚为戒”（《南轩集?跋孙忠愍帖》），于从政之余，倾心学习和钻研工程机械、西方输入的新科学技术，在这方面成为陕西乃至全国领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广平等地当差时，王徵凭借早年从父亲和舅父那里学来的数、理基础知识，潜心研究水利工程和机械工具的设计、制造；在扬州时，他有幸结交了德籍来华传教士（耶稣会士）邓玉函，从邓那里了解和学习了不少西方文化的科技知识。后来王徵又有缘与徐光启（明代著名科学家）的学生、精通西洋火器的邓州巡抚孙元化共事，通过孙元化又学习和掌握了不少实用科学技术，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在这期间，他像教士金尼阁、汤若望、龙华尼等学习拉丁文，并根据邓玉函口授，由他笔译，于天启七年（1627）撰写完成了《远西奇器图说》三卷。而后王徵又将他早年有关农具和日常用具改良与发明编辑为《新制诸器图说》与《远西奇器图说》两书合而为一，以《奇器图说》之名刊行，这是我国引进西方先进的数学、力学和机械学原理的重要科学著作。在该书的序言里，王徵“极夸其法之神妙”，“能以小力运大”，“其制器之巧，实甲于古今”。这些评论在今天也许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则很容易被妄自尊大的国人尤其是封建统治者看作是“数典忘祖，长洋人志气的蛊惑人心的妖言”，是要有甘冒风险的勇气的。因而这更能见出王徵的开明、胆魄和对西方先进科学的向往。然而可悲可叹的是，纵使当时王徵在民间有“北方徐光启”的美誉，但过了若干年后，清代经皇家刊定并且影响深远的煌煌巨著《四库全书》的编者，对王徵《奇器图说》仍品评为“大都荒诞恣肆，不足究诘”，差不多一棒子给打入了冷宫。
观众学派与其他理学学派相比较而言，向来有“实学”的美誉，同时又有对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的重视和偏爱。张载之后，王徵把后者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所以说，他是明朝末叶关中学派中精通西方科技的奇才巨子，也是最早试图用儒家学说解释基督教教义、打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尽管他撰写的《西儒书》、《圣经直解》、《圣经要略汇集》等著作，其中有不少牵强附会的硬伤，但却是当时研究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发轫之作，实属难能可贵。同时，作为关中学人，关学所独有的质实、学以致用、体恤民瘼、不尚虚无缥缈之论，崇尚做人气节，耿介刚直，不人云亦云等特点，在王徵身上也体现得比较充分。在做地方官期间，无论是任广平府推官，还是山东按察司佥事，王徵对明朝的腐朽统治和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表示隐忧和不满，对最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给予体恤和同情，自己则克勤克俭，两袖清风。在扬州为官时，他拒不参拜阉党头子魏忠贤的生祠（给活人造祠堂以供奉叫生祠），不趋炎附势，表现出不同凡俗的人格操守，被时人称道。晚年赋闲乡里，李自成义军召他做官，王徵则恪守“一臣不能事二主”的封建伦理信条，宁死不从，竟因绝食而毙命。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王徵不免过于迂阔和顽固不化，但在当时亦即从儒家道统的眼光看来，他却保持了一个封建士大夫真淳守信的卫道“气节”，也为自己悲剧的人生划上了符合逻辑的句号。
王徵死于战乱，身后著作多散佚。其理学著作有：《学庸解》、《两理略》、《辩道说》、《历代发蒙》、《兵约》；其科技著作有：《西儒书》、《新制诸器图说》以及反映西方宗教文化的《圣经直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