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从胡适的《尝试集》开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这期间流派林立。各种写作理念交锋不断，其实都是因为一种焦虑，那就是现代汉诗如何从唐诗宋词的影子中走出来。确立现代诗独立而鲜明的标准和价值。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打着什么样的先锋旗帜，诗歌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当下诗人的共识。对此，许多诗人也都找到了自己的理由：或者说诗歌本来就是文学金字塔的塔顶，阳春白雪，合者寥寥，或者说写自己的诗歌不管读者，或者说音像时代畅销书、文化泡沫的冲击，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面对这样的尴尬，其实所有的诗人内心深处又都是焦虑不安的。尤其是网络普及的当下，诗歌论坛铺天盖地，网络写手铺天盖地，民间刊物也铺天盖地，谁都可以写些分行的句子，谁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发表，热热闹闹，似乎真的到了诗歌写作的春天。然而，拨开云雾、褪尽繁华，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诗歌数量的泛滥并没有让现代诗走得更远，走得更高，相反，大量貌似诗歌其实是口水的段子写作、日记写作掩盖了真正的诗歌现场。那些严肃的、有根基的、有承担的、有情怀的写作却因为鲜有回声而寂寞不堪。当代诗歌究竟怎么了，应不应该有难度或者说诗歌的底线是什么，许多诗人都在思考。
然而，当我们能静下心来思考一下当下诗坛状况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诗人在谈及自身的文学传承的时候，常常走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在开列诗人的名单中，大多是西方的大师，少有中国古代的诗人，似乎我们是真正的五四传人，已经彻底完成对古老传统的反叛和断裂，最终完成了与世界的完全接轨。这显然是不诚实的，更是不真实的。退一万步讲，所有的诗人最初的诗歌肩蒙主要还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我们的学校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其实还是以古典诗歌的教育为主的，两方的诗歌无非是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式的格言诗(而这种两方诗歌在中国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除了对自由的珍视，很大程度上还是古典诗歌的翻译模式)。我无法相信一个讨厌古典诗词的学生以后会因为几首和我们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都迥异的翻译诗而重新喜欢诗歌。我的职业经验告诉我，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
我们承认，由于工业文明进程的快速推进，在思想的宽度和广度上，在对人性挖掘和批判的现代性上，西方诗人的确比我们古代诗人走得要远；但具体到技巧，如果也要把西方的诗歌奉为圭臬，那就有点妄自菲薄了。其实，如果我们认真梳理，就会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现代性标志的隐喻、互文等技巧，在古代诗歌中也不是什么新鲜现象。在李商隐的诗中，那种所指不明的隐喻随处可见，李贺的奇绝也具有先锋的姿态。而其他诸如修辞、节奏感和对词语的锤炼方面，我们的先人更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可以借鉴的财富。再比如对技术的重视，杜甫的写作就可以被视为后人的标杆。在一些访谈中，著名诗人西川多次提到杜甫，他承认杜甫对他诗歌写作的影响。西川的写作无疑是现代性的，他的作品纯正典雅，我想这和诗人对古典诗词的借鉴和吸收不无关系。而他的坦言传统，更是为那些拒绝承认传统影响的假先锋要诚实可靠得多。还有于坚，在突破传统方面他可能已经走得很远，但你看他关于诗歌的文章。对古典诗词的引用几乎是信手拈来，这不是炫耀，而是功夫。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诗人，不管在现代性上如何前卫，即便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都被那种面目模糊的翻译体同化，但骨子里的血脉肯定和古典的诗歌肩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一个有经验的诗人都会有这样的写作印象，当一首诗完成之后，他会对着自己朗诵或者默读，那绝对不是自得，而是一种自觉的检验。检验里面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否和所指统一，检验语言的排列是否适合内心情感与沉思的节拍。这是一种写作的自省，也是有效的修正。那么，这个节拍的标准从哪里来，他当然可能来自对两方某位大师或者当代同行们的影响，但谁又能否认，孩童时代、学生时代古典诗词的节奏浸染就没有作用?毕竟，在大多成熟的诗歌作品中，整齐的句式，平仄有序的词语比比皆是，不用说胡适的《两只蝴蝶》和徐志摩、戴望舒们的作品，就是新时期朦胧诗的许多诗人，有多少诗作的流行和传播不是因为带有古典节奏的诗行?第三代以后，许多诗人都在突出，然而，在西川、于坚甚至伊沙等人的作品里面，我们依然可见汉语诗歌传统的峥嵘脉象。它已经成为血液，融入了诗人的肉体与精神。
所以，试图强行割断传统的脐带是可笑的。就像我们经常会说一生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往往列举自己的师友，因为他们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而很少说出自己的父亲。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性格中的核心部分其实就是血缘的沉淀，只不过它已经成为我们灵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无法剥离，而那些影响却是外在的或人生观、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这是人生的悖论，但又绝对真实。那种传统的影响可能记忆模糊，但它永远停留在你体内的某一个角落，在你不自觉间冒出来，完成一个立体的自己。它是东西方文化融合进程中被无数带着偏见的写作者有意回避的存在，是让你对抗文化身份不明感觉的潜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