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1997年开始译你的诗，我从中受益匪浅。可以说，我对现代汉语诗歌的领悟是从译你的诗开始的，我先后两次专门在印地安纳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文学会议上介绍你的诗歌，两次反响都非常热烈，会后不断有人向我索诗，虽然他们大多数只懂英文。在香港及海外的英语诗歌圈，你的诗，通过翻译也正在为人熟知。就翻译来说，你认为，你诗歌中哪些元素是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而不会丢失的?就整个汉语诗歌而言，又有哪些元素是值得外界重视或借鉴的?
郑：我首先要感谢你的，不仅是你用了五年时间做这么一件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更因一句你也许是无意间说出的话。有次我问，译一首诗可能会耗你一个星期，可能一分钱也没有……你的回答是，所有一切都是为诗歌而作，不为别的。这话令我感动良久，没有什么能比这话所传递的信息更令人感到安慰和鼓舞的了。它和我周遭的人事形成的反差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此，我不得不再次向你表达谢意：“我所有的诗都是为你这样的朋友写的。”同时也是为那些索诗者写的。我们常说诗歌是一种宇宙语言，但这只是种诗意的比喻。凡成功的翻译在取决于原作的同时，更依赖于译者的修养和技艺。但我想说，他们主要是你的译文读者。每次，诗人们都争读你的译文。我第一次参加Visase Free的朗诵，香港电台节目主持迪诺教授(后来我们成了好友)还做了专门报道。几乎每一次朗诵，都有人打听你的情况，后来不得不专门介绍。不是我谦虚，的确是这样。两次文学节，都有人打听哪里可以卖到我的诗集(即“你的译文”)。对一个完全陌生，且对中国诗歌缺乏足够了解的阅读环境来说，那些抒写共同人性的部分，比如，爱情，erotica等，大约最容易被接受吧。其实这些问题，你比我要清楚得多
罗：你的爱情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评论界常说的“女性关怀”。譬如《妹妹》《凰儿》，以及《夏天的翅膀》等，颇有宋词婉约的遗风。如果说宋词的“言情”是对“诗言志”的一种对抗，那么你的“女性关怀”是出自诗人天性的自然流露呢，还是想要与当今某种主流话语(文学或社会的)抗衡?
郑：我也读到过那些文章，但不清楚“女性关怀”到底指什么。我历来认为，诗乃私器，发表出来，评论就见仁见智，与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人，特别是颓迷感伤的青春期，对感情慰藉大都有着强烈的依赖，我也不例外。为恋爱中的女子或自己写诗，抑或和女人说话，若用东坡调：“大江东去……”，我认为就极之古怪。的确，我曾经迷恋柳永、周美成等，一度曾深信他们才是我所向往的高级汉语传统，是我们的文明瑰宝，就这么简单。你知道，我的写作起于文革刚结束，以及：“朦胧诗”盛行的那个时期，对那种震耳欲聋的“文革强词”的恶声恶气，可谓深恶痛绝。至于“抗衡”，你知道，它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类似主语和宾语的协同关系。我的理解是，即使处于宾语地位，你也完全可以利用有限的自主性来否定这一关系。除了选择直接对抗，宾语还可以选择沉默或蔑视，甚至选择卡夫卡式的不在场(主动消失)来迫使焦虑的主语疯狂以致崩溃。当一个简单句因之从根本上失去意义而难以成立时，宾语就会成为实际上的主语。所谓文学或社会的主流话语，也因之而形同虚设。这就是甘地式的智慧，不合作的宾语从根本上否定了主语的合法性。对我，言志言情从来就不对立。
罗：现代汉诗是否值得外界借鉴，也许要译出来才能见分晓。北岛的英译者BONNIE S．MACDUGAL说北岛经得起翻译，因为他的诗以意象见长，而不在于语言的质地、节拍或音乐。我认为，成功的译者一定会在英文中传达一种与原作相仿佛的质地、节拍和音乐。可是这种成功往往是英语的成功，是英语表达能力的实验。姑且不谈汉诗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单看汉诗自身的发展，你认为当代汉诗的创作是否已相当成熟，甚至已经摆脱了“二流话语形态”?
郑：的确，“意象”容易译，但音乐就难了。不同语言就像不同乐器，用二胡去演奏钢琴协奏曲，结果相当危险(反之亦然)。所以有人认为诗是不能译的，认为诗恰恰是翻译中失去的部分。意象与音乐在诗歌中本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翻译却使之分离。从这种意义上讲，翻译也是一道窄门。我喜欢“相仿佛”这个词，译文至少要有“相仿佛”的“韵味”，才可说大致成功。这完全取决于技艺，以及译者对两种不同乐器和音乐的理解。至于诗人的能力和成就，所谓自足与否，成熟与否，永远只能通过作品的“质”与“量”来体现。当代汉诗这题目太大，无法谈。要谈，也只能谈自己。孔子说，四十应不惑。就我而言，不惑之年也许才是真正的写作起点，前二十年，不过完成了对写作的准备。
罗：我问一个关于信仰的问题，你可以回答，也可以回避，也可以答非所问。你的诗歌中多次出现如“祈祷”，“灵魂”，“神”，“上帝”等词汇。《末日)所写的生与死有强烈的宗教情感。《你信不信那住在天上的神》《我向往一个地方》更让我想到天堂。这种宗教意识是否源自你的个人信仰?诗人Wallace Stevens曾说，当人们不再信仰上帝的时候，诗歌是惟一救赎的方式。你怎么看待诗歌和信仰?
郑：你如果不问这个问题，我们的谈话就可能会轻松些，就可能会按另一种方式进行下去。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场正式的谈话，是人和神，人和人，人和世界的一场持续的字斟句酌的对话。有时，则是一场严肃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或战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写作最基本的伦理和道德。我想，任何一个对生命和存在有追问，有要求的人，都无法回避信仰问题，更不可能答非所问。过去，也有朋友问过类似问题。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对基督教文化有敬仰之情的人，作为基督徒有太严格的要求，我现在还无法做到。但在某些特定时刻，我的确如此真切地体验过那种神圣而强烈的情感，它们是我生命中十分珍贵的体验和力量来源之一。所以，在我的创作中，诗歌与信仰有时是一回事，另一些时候却是两回事。我不知道WallaceStevens是在何种情况下谈到上面那些话的，如果他的意思是说，诗是宗教的替代物，我则不同意。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与基督的救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罗：自然界的形象，如“葡萄”，“石榴”，“鸟”等，在你的作品中常用通感和拟人来表现。有时候，它们不仅被拟人化，而且被当做一种完美的人格化身来认同。我们姑且称之为“深层拟人”巴。我赞叹这种深入事物内部歌唱的能力，这也许就是诗人感知外部事物的本能吧。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曲折表现或许是不能直抒胸臆时一种委婉的技巧?在你身上，是本能还是技巧的成分多?
郑：记得我曾谈到，文学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场正式的谈话，就像现在我们通过电邮的对话一样。我写作时很少离题去想其他，比如，通感或拟人等等。当诗到来时，你就完全被它的微妙力量所控制，你只需直接而准确地把它写出来便是了。有时，你完全不知道下一刻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的词句或形象，只能在它的最后一行出现之后，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做一些必要的修饰。在真正的写作状态中，本能(我更喜欢用“心灵”一词)即是诗本身，技巧则非常次要。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一首诗最后成了这样，而不是那样?我只能说，是啊，它原本就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啊。一首诗，其词、句或段落都有一种必然的惟一的性质，它们非如此不可。如果还有其他形式存在，那就说明你并未真正发现那首诗。我从不相信诗像论文一样，可以事后重写。重写的意思就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是一些“非正式的”不确定的文字。这样的“写作”如同儿戏。言不由衷或辞不达意，在我看来，则无异于言而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