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得与失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应该算是当代中国诗坛极为重要的文学事件，它对中国新诗创作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至今都能从许多地方感受到。因此，尽管这场运动已经过去20多个年头了，然而我们还是有必要来回眸这段历史，重新思考其中的诗学命题，通过理性的审视而获知这场运动的得与失，或许能为当代诗歌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毋庸置疑，第三代诗歌运动是一次富有前卫性与探索性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探险的系列之中，第三代诗人前进的步伐大大超过了二十年代的象征诗派、三十年代的“现代”诗派、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派，可以说，这个诗派是现代主义诗艺探险中走得最远的一拨人。他们反叛传统的姿态最独异，超越前辈的心愿也最昭然。自然，留下的隐患也最多。
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先锋诗人们所发现的不少诗学问题是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现实针对性的，所坚持的一些理论主张也不乏可取之处。首先是对诗歌本体意识的突出与强调。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他们”诗派，受到西方现象学哲学和文论思想的启发，极力主张诗歌创作要“回到诗歌本身”，这一理性的呼吁是不乏历史效力的。的确，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新诗一直游离于本体之外，与一些非审美的范畴纠葛既久，过往甚密。政治的强大压力，启蒙的过重担负，常常令中国诗人们急于要用诗歌的形式，为时代、为社会、为民众、为现实而疾呼，无暇顾及文学自身的审美吁求。在这种情形下，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充满了“迎着风狂和雨暴”的血的泼溅、火的呐喊，匮缺着直接追求唯美之形式、呈示生命之本能的梦般呢喃。“他们”诗派提出的“回到诗歌本身”这一口号，犹如黄钟大吕，给中国诗坛带来了诗歌本体回归与审美自觉的雷鸣强音。与“他们”派相应和，“非非”诗派提出的回到“前文化”状态的诗学理想，也是为了抖落新诗身上堆积过多的文化蒙尘，尽可能敞开中国新诗的纯然诗性空间，这其实是“回到诗歌本身”的另一种理论表述。
其次，第三代诗歌运动把中国新诗的书写问题推进到语言学的层面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三代诗人的审美自觉是一种语言的自觉，无论是“非非”诗派提出的“诗从语言开始”，还是“他们”诗派坚持的“诗到语言为止”，都是把语言作为新诗创生的第一要诀，语言的审美构造成了新诗存在与发展的最大合法性。为了体现他们对语言在诗歌中具有本体意义这一诗学观点的坚守，第三代诗歌作了许多创作上的实验与努力。“他们”诗派把发自生命原初冲动的语感作为新诗显示活力的要因，并不无极端地从事纯口语的写作尝试；“非非”诗人甚至倡导，要启用“用以呈现世界的‘尚未被文化部分’和‘永不被文化部分’的语言要素”，来凸显新诗的本然意义，并不遗余力地进行超语义的“语晕”实验，企图营构不含杂色的、单纯透明的纯语言状态下的新诗文本。第三代诗人在语言层面上这些不无激进和偏颇的理论与实践，其积极意义是突出的，它质疑并颠覆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促使人们在诗歌与语言的关系上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带来了诗学观念中的“语言学”革命。
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提出的一些较为先锋和前沿的理论观点，以及诗人们在这些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许多创作尝试，在历史发生的当天，的确有着不凡的意义。它揭开了新诗从时代走向个人的历史序幕，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思维调整和审美转向，即从以社会生活大事件为底色的朦胧诗美学转向以日常生活为诗蕴的“第三代”诗歌美学，引发了九十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不过，由于存在某些认识上的误区，第三代诗歌运动也给当今的诗歌发展留下了隐患。第三代诗人主张不用意象、隐喻与象征来构成隐曲的意义链条，从而建筑供人们想像与沉思的话语空间，而是希望用语言（口语）平面地、直接地呈示意义，这种创作策略，相对前此以意象、隐喻见长的朦胧诗来说，不啻一种深刻的诗学革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但是，作为新诗构造中的基本元素，意象、隐喻与象征的美学意义和存在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要一味地屏弃它们，另造一种所谓的“口语”美学，就可能不断消抹新诗的诗性，这无异于把新诗引向慢性自杀的歧途。同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在语言上的审美自觉，体现了诗人们清醒的本体意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第三代诗人夸大了语言的作用，他们认为只借助语言，放弃一切意象或隐喻就可以让诗歌表达回到前文化时代，回到人类文化未形成前的原生状态，回到诗意直观显形的纯净情境，这显然是一种具有鲜明乌托邦色彩的虚幻设计。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本身就是与文化不可分割的，语言是具有社会性与人文性的，毋宁说语言就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想通过文化化的语言而返回“前文化”时代，终究是无法实现的。
当我们今天再度回首并冷静地看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第三代诗人以极富先锋性的理论言说和创作实践，在中国新诗的艺术长河之中激起了许多问题的浪花，诸如如何回归新诗本体，如何重构新诗的语言美学等，这些问题对于提升新诗的审美品质、开辟诗歌创作新天地而言，其趋势是具有显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令人遗憾的是，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却一直未能找到，第三代诗人的艺术实践最后成了不知所终的文化苦旅。先锋的文学行动如果没有及时转化为正常的写作逻辑，没有被艺术学意义上的审美规范所整合和改编，它的流弊是可以想见的。第三代诗人做梦都没有料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迅速普及，诗人的创作与“发表”变得如此的自由与简单。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人干涉你，想“发表”吗?也挺容易，打开网络，找一些文学论坛，将写好的分行文字先“复制”后“粘贴”再“发表”，几分钟就搞定。相对第三代诗歌运动而言，网络开辟的如此宽松的书写空间和如此便利的“发表”通道，不仅没有将其诗歌中的优点承传与发扬，反而进一步放大了他们的不足与缺点。你不是强调“到语言为止”、“从隐喻后退”吗?那我就以“口水”为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语言垃圾运动。你不是称赏弗洛依德式的性本能宣泄吗?我就干脆放弃上半身思考，直接面对下半身。于是，诗歌中的语言标准和审美判断开始变得模糊甚至沦失，伦理的底线也一再地下调。面对网络时代诗歌创作的审美亏欠，第三代诗歌运动应该支付一定的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