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庾信才学出众，文名甚高，西魏、北周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荣宠，但毕竟是屈仕异国，违背自己的心愿，总不免有故国乡关之思，内心的痛苦只能倾注在作品之中。他在感伤诗赋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首先，在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上，庾信的诗赋作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抒发离客骚人的深悲剧痛，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著名的《哀江南赋》并序是其代表作。
关键词：诗赋 骈体 亡国 悲凉
王尔德说过：“真正的艺术家，不是工作室里进行模仿的人，而是自身像艺术品的人。”庾信就是这样，他才华横溢，但被命运放在了不应该在的位置上，那么他就必须承担这种“错位”带来的痛苦。他的诗赋对后世尤其是对唐人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北朝文学家。原是南朝梁代的作家，后来流落北朝，一生经历很大的波折。早年他正赶上梁武帝承平之世。他出身于庾氏大族，少聪敏好学，有才名，颇得梁朝统治者阶级的赏识，曾任梁湘东国常侍等职，陪同太子萧纲(梁简文帝)等写作一些绮艳的诗歌，出入东宫，是比较志满意得的，是梁朝时期“宫体诗”的代表作家，当时与徐陵诗风接近，比较靡丽，而且多用典（称作“徐瘐体”）。可是梁武帝末，侯景叛乱是年他三十六岁，庾信时为建康令，率兵御敌，战败，叛军攻陷梁朝的都城建业（今南京市），他向梁朝在长江上游的重镇江陵逃难。投奔梁元帝萧绎，是年他四十一岁，梁元帝萧绎平定了侯景之乱，在江陵称帝，庾信受命为右卫将军。他怀抱一副热肠期望梁朝可以由此中兴，次年（554，元帝承圣三年）奉命出使西魏，正当他身在西魏首都长安时，西魏出兵，攻克江陵，杀了萧绎，摧毁了梁元帝的政权，他的中兴之梦破灭了。从此他便羁留北朝，先在西魏做官，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又称“庾开府”，不久西魏被宇文氏的北周篡夺，他又去了北周任职。
他才学出众，文名甚高，西魏、北周都给他很高的荣宠，但毕竟是屈仕异国，违背自己的心愿，总不免有故国乡关之思，内心是很痛苦的。当江陵破灭之后，梁朝的大将陈霸先等曾拥戴梁敬帝即位于建业，似乎还为梁朝留存一线希望，但不过三年，陈霸先便篡位梁自立为陈朝，绝了梁统，庾信至此已无故国可归了。后来，陈朝与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人被准许回归故国，但庾信却被北周留而不遣，至此他还归故国的希望也彻底破灭，永别了江南。古语说“物极必反”，庾信却看不到事情的任何转机，不能不发出“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的沉痛哀叹。流离颠沛的生活，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创作风格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没有摆脱“宫体诗”的影响，内容大都在风花雪月和日常生活琐事的狭小范围，思想感情上并没有独到深刻之处，只是在诗歌的形式与技巧上有许多创新。迄今被传诵的诗赋，大抵是到北方后所作，他在感伤诗赋作的艺术表现方面，展示出独特的审美境界。首先，在意象选择和意境创造上，庾信的诗赋作擅长描摹清幽冷寂的自然风景意象，抒发迁客骚人的深悲剧痛，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有我之境”。他的抒情小赋如《枯树赋》《竹杖赋》《小园赋》和《伤心赋》等，都是传诵的名作，著名的《哀江南赋》是其代表作。此文情深之处，往而不返；心伤之际，泪血交洒，思乡怀国、痛彻心扉，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有能媲美者。
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年老的庾信将重压心头的这种离家去国身世之感，熔铸成一篇不朽的文学作品，这就是《哀江南赋》。《楚辞?招魂》中有句云：“魂兮归来哀江南”，过去梁武帝建都建业，梁元帝建都江陵，都是古楚国之地，故取其句意以为题，是借此语哀悼故国梁朝的覆亡，也是伤叹国破之后，身羁异国的不幸身世。作品将家世与国史联系起来，将个人遭遇与民族灾难融会在一起，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和自身由南至北的经历，感情深挚动人，风格苍凉雄劲，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是中国辞赋史上的名篇巨制，倪 誉为“史赋”。
《哀江南赋》的序，也是一篇能独立成章的骈文，交代作赋的缘由，概括全篇大意，语言精丽，意境苍凉，本身就是一篇杰作。大体说来，序文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从句首“粤以戊辰之年”，至“唯以悲哀为主”是第一大部分。可以分成三层理解，首句到“咸能自序”为第一层，开头两句，将一生经历，化为一声长叹，悲凉无比，抒发了自己被扣留在西魏的悲愤。以一连串历史上的人物故事，比拟自己的遭遇和心情，在抒情效果上起到积深积厚的作用。作者先用十八句精粹的艺术语言将激起作赋之意的情事，即作者遭逢的家国与身世的不幸，高度集中地撮叙出来。这十八句囊括了作者一生最大的三件恨事――侯景之叛、西魏之兵、异国之羁。首六句言侯景之叛，金陵（即建业）既破，一身逃亡，朝野也无不遭受涂炭；次六句言西魏之兵，江陵既亡，遂使自己出使无归，故国也中兴无望；再六句言异国之羁。身滞异国而物极不反，唯有“悲身世”、“念王室”之凄苦情怀而已。然后用桓谭、杜预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两个典实落到本题。自己既然有如此撑胸牵肠的家国身世之感，自然应学桓、杜，著赋并序了。如此说明创作动因，水到渠成，自然而有力。
有了前面的总说，下面分别从身世之悲和国事之慨上具体展开，进一步分说。从“潘岳之文采”到“唯以悲哀为主”为第二部分，专言身世之悲。庾氏是一个名门世家，到庾信这一代开始凋零，赋中所云：“昔四世而无残，今七叶而始落。”而且一落千丈，苦难重重，这自然是令人兴慨的。所以本段以潘岳作诗“述家风”，陆机为赋“陈祖德”两个典实领起，继言自己中岁即遭丧乱，流离至于晚年，身失故国，远别乡关，滞羁一方，腼颜为宦，愁怀苦绪，日夜萦心，歌不能为乐，酒不能解忧。这段文字写得字字血泪，摇人情思，催人泣下。最后落到“追为此赋”，而“以悲哀为主”，表明此赋将写家世的盛衰、一身之不幸，并以哀悼为其基调。
从“日暮途远”到“固其宜矣”为第三部分，专言国事之慨。从中又分为三节。从开端“日暮途远”到“岂河桥之可闻”为一节，言出使西魏使命无成之憾事。庾信这次出使使命，史无明文记载。从序文中用战国时毛遂说服楚王与赵定盟和春秋时楚申包胥赴秦求解吴难等典实看，他显然是赴西魏约盟通好，以求摆脱国家的安全威胁。不过他没有达到目的，西魏反而出兵破了江陵。文中先以出使西魏、有去无归六句浓重的感慨兴起，然后反用蔺相如完璧归赵和毛遂定盟的故事，言使命无成，“受连成而见欺”，“捧珠盘而不定”。继用钟仪被俘遭受囚禁和季孙为使受晋拘押，言已身为使节实同囚徒的不利境地。再用申包胥叩头至碎首和蔡威公泣尽继以血，表明自己哀乞救国之至诚和无力挽救国家危亡的至痛。末四句则伤叹徒然遥望乡关，再难亲接故国。使命无成，西魏兴戎，是关系梁朝兴亡的一件大事。
从“孙策仪天下为三分”到“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为二节，言梁朝之最终灭亡。分两小层说，第一小层前十二句讲金陵与江陵之覆灭。开端用孙策、项羽以少量兵力而能分割天下反迭而起。然后陡接梁朝百万义师一朝溃灭无存，侯景、西魏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不仅是文章波折有势，亦见梁朝败亡之惨，没有国防可言，批评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第二小层“头会”二句讲陈霸先等乘机而起，终于篡梁自立使梁绝统，故以王气终于三百年作结。
“是知并吞六合”至“固其宜矣”以下为第三节，总抒梁亡之慨，落到作赋本旨。先以秦及西晋虽一统天下难免覆亡引起，继言既逢危亡之运，则难免去故之悲，更何况自己欲归无国，还乡无望，处于末路穷途，从而引到“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也就是说国事之慨、穷者之哀，必须一吐方休，赋文的内容与作赋的必要性自不言而喻。
此赋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篇制宏大，头绪纷繁，感情深沉，叙事、议论、抒情结合一体，在古代赋作中罕见其例。作者对梁王朝深深眷怀，但对梁代政治的荒疏混乱，对梁元帝以及宗室诸王的忌刻自私，批评也很严厉。叙江陵被攻破之后，百姓遭掳掠之苦，尤为惨痛感人。
赋前序文，或说明写作原则，或交代写作背景和动机，这种体式从汉代就有了。但一般都是直言其意，意明而止。而《哀江南赋序》不同，虽然基本用意也在说明作赋的缘由与主旨，却不是直言讲事，而是将引起他作赋动机的萦绕在心头时时触起悲慨的情事，以概括的形象表现，并出之抒情笔墨，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重的伤叹哀悼之情。这就不仅将作赋的旨意表现得具体、有力、鲜明，而且它本身也成为一篇包含丰富现实内容的抒情文章。整个看来。它好像是《哀江南赋》的一个缩影，虽然属于赋的一个部分，却可以独立成篇，供人单独吟诵鉴赏。
这篇序文是用骈文写成，可以说是达到了骈文的最高境界。对句既精美工整，文笔又流畅自然。如“傅燮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像这一类抑扬有势、铿锵流美的对句，俯拾皆是。此其一。
骈文由于采取对句，如果内质空虚，即使形式工巧，也会显得呆板而无生气。这篇序文既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又有深挚的情感。充实的内容，激荡的情感，化为文章内部潜流的气势，以气运骈，以情驱偶，使人只感到劲气内流，激情喷涌，而绝无骈句板滞之感，是形式与内容结合得比较好的。前人所说庾信骈语“采不滞骨，隽而弥 ”，正说明了这一特点。此其二。
这篇骈文在句式的运用上也极为灵活。双句对句有四六、六四、八四、四七、七四、五四等多种，单句对句有四、七、九言不等。长短不齐的对句错落相间，更迭交替，再加上适当采用虚词并间杂散句以流畅文气，更使整个文章活脱流转，摇曳生姿。此其三。
作者在赋序中怀着亡国之痛，写梁朝一代的兴亡史；怀着伤往之情，写家史的盛衰和一己的飘零，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以致倪 誉为“史赋”。用赋这种形式记叙一代兴亡，在庾信之前还没有过，是作者的一个创举。它以四六句为主，这是骈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格式。后人也有将这种骈文称为“四六文”的。这种文体的长处，是节奏感很强，但如写得不好，很容易显得呆板。庾信在此序中，善于调度变化，句式灵活，又善用虚词勾连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表现了极强的构造能力。骈散结合，纵横自如。笔者认为，庾信之所以是当时南北文学的集大成者，并不仅仅是因为庾信来自南朝，后仕于北朝，其沉痛的生活经历丰富了创作的内容，而且在于他通过对南北文化的糅合、构建，而做出的对赋这一文学样式的创新和探索。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正如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庾子山集》题词说：“史评庾诗‘绮艳’，杜工部又称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诗家难兼，子山备之。玉台琼楼，未易几及。……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写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庾信的诗赋常使用大量的典故。善于化用旧典，是被公认的庾信的特长。这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巧思，每一个简短却又包含典故的句子，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联想，因而形成十分厚重的文章风格。但由此也使文章变得艰深难懂，而且难免也会有生硬的地方。正所谓：利弊互见，不可执一而论。
《哀江南赋》的用典也达到了高妙圆熟的境地。首先是贴切传神，如“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用钟仪和季孙两个典故，把自己出使西魏，使命无成，而西魏兴戎后，作为使节独处敌国的那种艰危困敝的处境，逼真地表现了出来。为了达到这种艺术境界，他用事很活。如毛遂定盟、蔺相如完璧归赵事都是反用。有时也加一点夸张，如申包胥事，史只言“九顿首”，序文则言“碎之以首”，以表现为国乞救之至诚。其次，在骈文用事，又多一层要求，即要将事化为工整的对语，庾信也善于灵活地选取典实的某种侧面，巧妙造语。如“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上联取轵道，下联则取平阳。轵道是秦王子婴投降之处，平阳是新晋怀帝、愍帝被俘遭害之地，成为工整的对仗。另外，庾信用事之造语，很注意词感的明晰，有一些高妙之句，即使不了解典实，也往往能从字面上粗明其意。如“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写漂泊流离的深忧；“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写前途绝望的境地，无不如此。
此赋的辞藻也是极其优美的，能运用诗的意境来写悲惨的情景、宏大的历史场面的，恐怕也只有像庾信这样的大家。如“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燕空飞”，既是诗，又用典，还很恰当地抒发了自己欲归不得的心境。此外，庾信还把《楚辞》中常用的“兮”字用在这篇赋中，“辞洞庭兮落木，去芩阳兮极浦。炽火兮焚旗，贞风兮害蛊”，真是既迷离炽热又优美特别。
因此，笔者认为，这篇极其优秀的赋，虽然不能说这篇赋成就了庾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庾信晚年赋作的最高成就。而那种心灵深处的沉重和哀伤以及赋的优美和深厚，必将深深烙在读者的心坎上。
参考文献：
[1] 吉定．庾信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 李万生．南北朝史拾遗[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4]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5]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3.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