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何为？”这是荷尔德林在面临时代转折的疑问。他清楚地看到现代社会将人类带到一个物态化世界。从此，诗人与田园的距离便化为人类对精神仰望的高度。尽管如此，田园之于诗人仍然意味着生命的起点和精神的终点。《原野上的村庄》带我们走进田园、村庄，也带我们进入诗歌的春天。在现代诗人含泪的微笑中，我们看到了田园最后的守望者用生命与真情抒写的世界，这就是《原野上的村庄》生命力之所在。?
从传统到现代，家园意识赋予诗人丰富的情感，无论时空存在多大差异，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化之根的寻觅和对故土的形而上思考。《原野上的村庄》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历史变迁下挣扎的世界，当物欲侵入每一个角落，那山那水那人，也逃不脱被物化的命运，不过，他们内在的生命激情并没有因此而暗然失色，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来说，岁月掳不去的是他们对故土的思念。在这一卷诗歌中，许多作品都是追寻记忆中曾经失落的情愫。“你们的血液经由我的身体/流向比远更远的远方”（《祖辈》），这种民族情结并没有因时代的浮躁而失去皈依，因为“血液”记录了民族潜在的文化和信仰。“这样不可抗拒地/一个结连着一个结，排向远方/我们的青春和悲悯啊/在阵阵鞭炮声中/弥散，碎屑飘飞”（《年》），“年”是苦难中惨淡的微笑，让他们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和灵魂的归宿。 “鞋”代表生命的征程，可以透视五味生活，“一生中 我们要穿许多双鞋/没有一双鞋永远合脚/这是真的/一双鞋往往代表了/一段生活”（《旧鞋》）。无论是走在村庄的路上，还是在父母身边劳作，那一份记忆总是沉重而苦涩。它让人“十分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幸福的。”（《在父母身边劳作》）?
生活中蕴藏着诗意，原野与村庄是诗歌的宝库，它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存状态，这个自在、远离国家意识形态的世界常常作为艺术审视的对象。大山孕育了农民坚韧的精神，他们为了生活而重复传统的劳作，宿命式的生存态度为他们的生活套上了枷锁，“一条车辙出了村口父亲/他推着独轮车去了白云深处的渺茫前程” （《汾发的?莒》）。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生存，他们用精神撑起了整个世界，“父亲汗流浃背/热气腾腾，一刀快似一刀/他恨不得将整座山都搬回家去”（《冬天眼看就要到了》）。他们大多人一生从未走出大山，就如诗人孙方杰所写的那样：“白白的/硬硬的/仿佛已走过的一生的岁月。”伴着他们走过艰难岁月的是记忆中的旧物，它们是苦难的象征。“两只旧木桶。两只被废弃的/――旧木桶/祖父时代比命还要贵的家当，深陷在/慵倦的阳光里……”当“两只不声不响的旧木桶/亮出松散、黑朽的肋骨”，让我们喟然悲叹的是千百年来像木桶一样自生自灭的农民。?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意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极为罕见，传统诗歌缺少对漂泊的体验。当打工变成谋生的手段，他们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现代诗人开始把视野转向这一特殊群体，以复杂的情感解读他们的心灵世界，当我“释放城市的惰意，天就黑了/割草的父亲依旧没回来”，“我不由地想他的白发，患病的身体”（《父亲》）。他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寻找自己的梦，然而，城市给他们准备的是灾难和死亡。正如刘红升在《场景片断》所描写的：“全然不知那些骨折的小草/从水泥缝中伸出的手/想喊一声：兄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成了一个永恒的生存定律。在冷漠与嘲讽中，他们绵延着厚重的生命。很少有人倾听他们的心声，也许，他们的生命如同昙花一现，然而，这样的生命是美丽的，正如吾同树在《鱼影》中所写：“我看见鱼缸那小小的黑影/发出隐约的光芒，燃起又熄灭/夜晚如此静谧/生命如此简洁。”这种生命形态与他们的生存境遇何其相似，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诗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
新世纪如幽灵般到来，读完《原野上的村庄》，掩卷而思，诗之根在何方？不管是民间写作，还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第三条道路写作，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源于大山，诗歌的真谛来自田园和村庄。“诗，这种包含热量的食物/温暖了我的整个冬天”（《寒夜读诗》），只有诗人看到“默默的庄稼，向我招手”，敢于“退居在沉静的骨骼里和欲望搏斗”，以独立的姿态进行思考，“把风干的脚印拣回来/虔诚地装订注册”（《谣曲》），这才是田园忠实的守望者，而他们的创作不用零度介入，却以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来抒写来自大山的生命情怀，来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