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遗憾我还没有较多地阅读杜涯的作品，本想哪怕将《杜涯诗选》或她的长诗《北方安魂曲》《星云》等拿来读后再写这篇评论。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只能就读到的这几十首作品谈点印象。
也许因为大多数时候接触的是小说之类的文本，所以对杜涯的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特别的敏感，像《岁末为病中的母亲而作》《为一对老夫妇而作》《采石场》等，在我看来都可以看作是一些小型的叙事篇什。我知道诗歌界对叙事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依然倾向于认为叙事的退场是诗歌的遗憾。虽然从诗歌美学来看，谁也不可能阻止它线性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许今天才意识到在这样的线性发展中诗歌丢弃、遗忘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在获得了许多新的观念与技艺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得与失有时真的很难说。也许，谈论这个问题时引入生态多样性的观念有些文不对题，但确实只有在今天，我们才意识到新的不一定好，才意识到多样性是一切事物生存发展的必要性的前提。对诗歌从古至今的遗产，要特别慎重地批判、反对与革命，诗歌的一切主张与书写方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比如叙事，它事关诗歌主体与世界的关系，它的在场，它的确证以及语言对经验的承载等等，如果一味地排除叙事，诗歌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对时间、空间、现象、细节与感性的表达。从《岁末为病中的母亲而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杜涯对叙事的精湛把握，作品先从梦境开始，然后再回到现实展开，诗人将病中母亲的特写与对母亲一生的片断再现进行交叉，从对母亲十几年的病痛生活感受切入到母亲的内心世界。这里有一点要稍稍辨别的，即杜涯的叙事并不止于叙事，她或者从叙事出发，或者将叙事作为诗歌展开的线索，或者将叙事打散，使之作为单元构件或装饰组合进她的诗歌话语。在《岁末》一诗中，诗人一边完整而概括地叙述了母亲辛劳的一生，一边突出地刻画了当下母亲病痛中的挣扎，一边深入到母亲的内心，想象和体验着母亲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无奈与悲怆。在这样的作品中诗人不可能超出其外，她不可能残忍地将母亲作为思想与抒情的对象，她只能代言或与母亲对话，于其中体会超出母亲的普遍的悲剧与苦痛：“母亲，我想知道你回到哪里去？回到/你强壮，我幼小，我们一同在秋天的/楝树下拾捡楝实？或者回到春天”“然而你回不去，只能活在现在、此时：生命日渐/黯淡，夕阳就要沉落西山。没有谁回去过”“你谈起板材、寿衣，似乎那是别人的死、丧事/但当你注目窗外的树木、天空，我明白，带着/病痛和死亡的阴影活在人世上，有多么沉重”。《为一对老夫妇而作》也是类似的作品，从叙事的角度看，这首诗更质朴，更日常。也许是为了更加接近人物和事件，作者有意使用了散文化的语言和口语式的节奏与语调。相比起《岁末》来，它结构单纯，但是就在对老夫妇流水般的叙述中，同样带给人巨大的伤痛。先是儿子死去，接着丈夫死去，但不管是在这对老夫妻的哪个生命阶段，“走亲戚”都是他们认真地去做的一件事，“他们年年步行十几里，老夫妇俩/穿过树林，穿过麦地、桥梁、河流/穿过几条长长的乡土路/到我们家走亲戚――”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场景，应该说相当典型地呈现了中国乡土建立在血缘纽带上的人伦关系，它是人们生活的意义所在。然而，在诗人看来，怎么都支撑不住生与死的重量。
这几首诗在杜涯的作品中不是偶然的，就我所阅读的感觉而言，“乡村叙事”应该是杜涯重要的主题。她总是顽强地自称“生于乡村”，似乎对城市有着天然的抗拒。她一方面庆幸自己从乡村越过一座座城市来到北京，以赞叹的笔触描写富于特征性的都市风景，现代化的建筑、衣食无忧的生活、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连同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尊严的宠物。但是，她总有着生活在别处的隔膜，她的心总是另有乡村的归依与牵挂，“在更小的地方，我们的乡亲仍在为/买一件廉价的上衣而犹豫/考虑到农业和孩子的学费，不敢有疾”（《叙述》）。可以对杜涯诗歌中的名词进行统计和分类，乡村的人事景物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山野与平原，河流与庄稼，连同北方特有的植物，那些野草、灌木与果园，它们自然服帖天生自在地出现在杜涯的笔下。当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将杜涯的乡村叙事看作是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它们是实体的呈现，承载了诗人的生命，对自然、生活与人的启蒙和认知。确实，乡村给了诗人美好与温情，这些都是诗人无法忘怀的场景：“走出那个村子，我便看见了/满园的桃花/当时我欢呼一声/一头扎进了桃林/那个上午，我在桃园中兔子一样/穿行着，桃花在我的头顶/开得绚烂而又宁静”（《桃花》），“譬如天晴了，雪从树上一团团跌落/大地白亮得刺眼，屋檐下不停‘滴答’/我们欢呼出门，一下子/停住：天空的碧蓝让我们惊诧”（《花好月圆》）……但是，这样的美好与温情是那么的短暂与稀少，相比较起来，留给杜涯更多的记忆是残酷的现实，生命的脆弱，生存的艰辛，破败，贫穷，劳作与死亡。在杜涯的诗中，美丽与破败，明亮与阴暗，欢乐与忧伤，新生与死亡常常如影随形，形成反对性的语义结构。《桃花》在上引部分紧接着的便是：“一堆纸灰被吹得/四处飘散，然后像黑色的蝴蝶/消失在桃花间”，“那个春天，我记住了桃花/还有纸灰 坟墓 大人们的泪水”。而《花好月圆》在乡村也终于是一种不可得的愿望，只是“一个名字”，或者，只是童年的记忆和幻象：春光、桃花、柳絮、湛蓝的天空，赶集的人群，草垛，无忧无虑的嬉戏，作品中这种童年视角的安排是为了屏蔽成人视角，因为随着年岁长大，将是生活的艰辛、世间的不公和无法承受的山一般的贫穷。杜涯面对这一切，选择了叙事，因为只有质朴的经验才能呈现真实的乡村。不管是片断化的场景，抑或如《岁末》、《老夫妇》这样的集中叙述，为的就是这种无奈的存留。杜涯曾就《老夫妇》有过这样的解释：“在那片土地上，在那广阔的穷乡僻壤，许多人就是这样活着的，这正是我时常感到沉重和苦痛的原因。我帮不了他们，我改变不了一切，惟一能做的就是将那一切记录下来，让人们知道：曾有这样的群体、这样的生命来到世上，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过，从而作为他们曾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见证。”见证，是为了避免和抗拒忘却与遮蔽。如同《采石工》的结构所显示的，乡村的人们，他们的劳作与辛酸，连同他们盘点希望的“小算盘”，都可能是自生自灭的，它们发生，然后消失：“喧闹了一年的采石场，现在静下来了/仿佛敌人已撤去的不被记录的战场/只有静：本来的，巨大的，蔓延的/仿佛什么人也没来过/什么事也没发生”（《采石场》）。面对这样的可能，诗人何为？
确实，叙事是一种态度，一种关系，一种方式与功能，它的目的与方向是及物的，这使得杜涯的诗歌不止于语言，而是凭借语言抵近现场，抵近事物甚至事物的内部，从而使诗歌具有了少有的具象与质感。这样的具象既有对自然节令与风物的描写：“每年春天，山毛榉都会在那里生长/所有的事物再次被染亮，纯粹/除了浓绿，那里还有柿楸花的白/柞树花的黄和杜鹃花的红”（《偏远》），也有对生活场景的细致描摹：“那些农民领到了一年/的工钱，在工棚中收拾着肮脏的铺盖/邻居们在楼下热烈谈起过年的白菜/粉条、孩子的寒假，而收废品的人/从楼道里收走了最后一车废品”（《岁末诗》）。如果这样的叙述与描摹无限接近事物，接近事物的细部，就会使其放大，并产生感觉上的变形，这种变形会捕捉到事物之无，看到无形之形，听到无声之声，这样的“无”比“有”可能更接近事物的真。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杜涯诗中的“声音”，那些声音有的是实在的，是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感觉到的因而是可以与诗人分享的，但也有的是杜涯私人的，是以她的诗人之心抵近事物之后的发现，“几片去年的枯叶擦过树干，掉落地上/发出了春天惟一的声响”（《空旷》）。“我听到一种声音 自北面/而来，渐渐地/逼近了树木/这时我听到了旗幡在风中/忽拉拉摆动的声音/接着 坡顶上的似乎有人‘啊啊’地/喊了两声，喊声里带着无人回应的悲泣”（《春天的声音》），诗人多年后回忆道，这里的声音并非来自所谓的“殡葬”，完全是在“空无一人的坡顶”听到的虚无与神秘之声。
仔细感觉杜涯诗歌所呈现的经验世界就会发现它们是非常风格化的。是有意还是无意，杜涯在经营一个庞大的“北方”世界，所以，我们固然应该看到如上杜涯的微观世界，她的细部的诗歌现象学，更要对她的作品进行整体的观照。这一点似乎少有人注意到。因为杜涯的北方不是我们已有的常见的地方性写作，不是刻意去经营某一个具体的地域，更没有从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层面去“征用和劫持地方”（何平语）。甚至，杜涯也少有从地理、人文、风俗这样的层面进行知识考古，去凸出自己的地方性。可以明显地看到杜涯的诗中缺乏地理上的识别性因素，比如并没有明显的地域名称和地标性的自然景观。杜涯笔下的地方因而是一种大地方，是一个泛地方，是心理的、美学的北方，这种北方首先是诗人眼里心中的日常风物与人物的行事活动，既而是由此而生成的一种风格性诗意空间与精神世界。我们固然可以在此中发现榉树、槐花、苦楝与白杨，看到马食菜、黄花苗、星星草、猪耳朵草、扫帚苗、荠荠菜、灰灰菜、面条棵、茅草穗这些北方的植物或北方的命名，看到山梁、沟坎这样常见的北方地貌，看到北方的农事，但是，更多的风景与人事并无特别的名物，但它就是北方的：“我听到 一种巨大的声响 从北面/的天空 铺天盖地而来/我看到所有的树木/全部猛烈地摇摆起来/几只小鸡惊恐地/从街的一面 跑到另一面/它们金色的 或洁白的羽毛 翻卷着/我看到 谁家的风门不断地/‘??’拍打着门框/声音远远地传来 空旷 而 寂寥”（《春天与风》），这样的诗境，它的感觉与质地相比起湿润或和煦的南方有多么大的区别啊。近年来，诗歌的南方精神正在引起讨论和关注，许多诗人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南方诗歌属地。有了他们这类写作的对比与映衬，杜涯的诗歌地理可以更加明显地被指认出来，包括她对这一诗歌地理的营构方式，即从具体出发走向更加阔大空间，一个空旷、寂寥、粗砺、苍茫、质朴而苦涩的北方。杜涯的诗歌多具体的经验，却不易见到惟美诗歌的咏物方式。她之所以以女性的身份写作，却一直没有女性的视角，没有因性别而产生的想象中的感觉体验与心情意绪，这与她这种对大北方的营构有着很大的关系。最后，这北方成为杜涯的重要的意象，她会完成一个从诗歌地理到形而上的精神完形，通过她的诗歌书写，赋予北方特定的情感方向：“如果有谁来到北方/他会感受到忧伤/他会看到灿烂如灯的白杨树/看到我的/命运、思想”（《北方的白杨树》）。北方会不会因为杜涯的书写成为一个新的象喻？
叙事、经验，北方，我们按照杜涯的引领一步步进入她的精神空间。以叙事作为诗歌的书写之基，杜涯必定是由此出发向更高处攀升。如果要概括杜涯诗歌内在的精神哲学，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可以排列下去的语词，时间、生活、死亡、无奈、无限、虚空、命运、恐惧……它们都可以统摄在一种忧伤、牺牲与静穆的情绪序列中。这样的情绪与意念发端于杜涯的童年与日常的生活经验，然而一步步走向广处、高处，发散开来。在《桃花》中，杜涯回忆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了死亡，这样的意识几乎一直伴随。对死亡的歌咏本是中外诗歌的母题，它既是吟咏与沉思的对象，又可能是进入下一步思索的桥梁和踏板。死亡本身是不可知的，但是这个黑洞却可以揭明许多事物的真相，彰显许多现象被掩盖着的惊悚的性质。“岁月却不因我对它的关注/而改变什么：生命终是/如东风无常”（《岁末诗》），“我站在这个雪地上，想起这个冬天/生命像阳光一样迅速流逝/想起一些人的死而我还活着”（《冬天的树林》），死亡的必然性与其发生的突然性、偶然性常常使诗人惊讶于周围世界与人际环境的改变，这种对他者的观察与悲悯又会反射到自身，从而在忧虑、恐惧与假设中进入不可预知的境地：“如果我悄然离去/如果我被时间、风和尘土湮没/如果春天来临而我不再出现/如果童年和故乡也被我遗忘/被西风和落叶掩埋……”（《北方的白杨树》）。掩埋、消失、湮没、遗忘等等是与死亡一样的概念，它们指向黑洞般的虚无，这样的虚无会让诗人返观“有”、实在、生命与生的意义和价值。生是各种状态，各种复杂多样的动作，外在的与内心的，包括童年的欢欣与人间“拟造的欢乐”（《岁末诗》），它们的真实性在哪里？这样的思考与求索是艰巨而孤独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杜涯诗中这样的抒情主人公，他在人群之外，生活之外，他或者在工地旁观看他人的劳作，或坐在窗前看夕阳沉落，想象曾经的故乡，曾经的人们，或去到田野、山坡与河边，看远处山路上隐现的忙碌的人影，想象城市里鲜活的生活，但终究找不出如何构成生的意义。其实，母亲的一生就足以问倒诗人：“你，十八岁嫁人，伺候丈夫，上厨下地，生/五个儿女，在十几里地面消耗尽一生，母亲，生命//的存在对你来说是什么？是每个月洗几床被辱，做一堆/冬衣？收完三夏和三秋，不再为全家的粮食发愁？卖完烟叶，有钱去买酱油、醋、盐和鞋面？/种的桐树被乡邻强占有，回到家中忍气哭泣？/在荒僻的地方默默过完一生，不知道几十里外的事情，然后生病，将世界缩小到一张病床上？”（《岁末为病中的母亲而作》）我之所以不惮重复原文，因为它典型地体现了面对生与死等等问题时杜涯从其逻辑意义上最初的发问方式。面对如此具体的人与事，是不可能寻找到杜涯所需要的答案的，她必须从此出发，才能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有所感悟。这样的前行与超迈可能是需要一些机缘的，按杜涯自己的说法，在经历了一场变故后，“我把关注的目光从早年的时光、生命、流逝等上面转身了更为深远开阔的地方：无限、永恒、终极意义、宇宙的思想和精神，以及生命的归宿等。”
我暂时不可能对杜涯的创作进行传记评论和编年研究。不管杜涯的心灵之路与她创作的实际情形和生活经历的重合程度如何，在她诗歌的语义结构中，显然存在着我上面提及到的逻辑线索，即从具体的人事景物的叹息悲悯走向更大场景与空间的沉思，最后走向接近宗教的形而上的神性世界。所以，在杜涯的诗中就出现了与日常的人事景物并行的另一个意象系统，它们由北方、大地、天空、星光等构成甚至可以更抽象为高处、无限、宇宙等等。“我知道我必须抛弃一切的形式/抛弃具体、日常，一切的物质、重量、形态/不再关注榆树的概念，生活的意义/我必须和自然的广在一起/和事物的存在、本心在一起”（《高处》），这种对尘世的揖别，对具体的捐弃，转向对抽象与幽冥世界的扣问的诗歌动作在杜涯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且表现为对自我的告诫、警醒与祈求，“请让我告别现在/告别我的浮泛，名声、语言/告别修辞，陪着万物的无言/寂寞，无闻，顺应造物”（《偏远》），好像不如此自己就不可能摆脱尘世的烦扰和沉重的肉身。我很奇怪，抑或是我视野的局限和阅读的疏漏，杜涯以及关于杜涯的评论似乎都没有提及宗教与神，其实，宗教与神的意味在杜涯的诗歌世界中已经相当明显了。我说的宗教或许并不是具体教派或人格神，而是一种精神结构，一种泛宗教的精神意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以以史铁生和他的写作为参照，他就是一位以宗教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却并无具体的宗教信仰的作家。这也许是应该厘清的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宗教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不在现实生活本身寻找价值？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个虚空来安放自己的灵魂？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比现实更久远、更阔大、更永恒的存在？我们是否可以将原本是内心的召唤置换成客体的律令而使自己听命于他者从而提升自我？如此等等。不需要具体的教义，无需明确的信仰，也不必以具体的人格神作为自己的偶像，更不必偏移俗世的生活，但却可以寻找到终极的依靠，这样的方式便是泛宗教的方式。杜涯自觉追求的或说服自己并在诗歌中呈现出来的便是这样的境界，所以，困惑之后、寻找之后并不一定有明确的解，但它就在高处，在星空，在大地，它是“永恒闪烁”的繁星(《无限》)，是“万有的精神”和“纯粹之乡”（《高处》），是“世界的中央”（《偏远》）。宗教般的领悟与启示是永远没有终极的，它不似尘世间具体事情的解决方案，因此，宗教式的追求便永远呈现为过程，而不是结果，正如杜涯自己体会到的：“我无数次的靠近使它始终成为远方”（《河流》），以此再来近观个体的生命与具体的人事景物，一切都具有了自在的意义，它们是过程而不是结果，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本来就在这过程之中而不必执着去寻找的，个体的每一个行动都是过程的环节，而个体本身又是这个世界的过程之一，如此累积以至那个永远在靠近的“无限”。只是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返身在杜涯这里还不是很通畅，虽然她也表示过：“我将留下，留在事物之间/观察和学习它们/深入它们的黑暗/我将靠近飞鸟、花朵、落叶，我将努力靠近/那正在迅速消失的一切：/靠近它们，并且得到谅解”。而事实上，杜涯的写作也并没有抛弃经验、俗世、人生，但二者之间似乎还存在沟壑，并且，杜涯又总是说“这一生，我的心都不在人群中，不在这里，它在远地，在另一个更为遥远的世界。”所以，我再三强调，从具体物事到神性世界是一个逻辑结构而不是杜涯写作中的时间顺序或阶段性划分，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杜涯的诗歌是双重的（但愿它不是分裂的），双线的，此地与远方，此岸与彼岸：
一个在世间生活，读书、写作、睡眠
一个至今仍行走在远方的某条河流边
（《河流》）
2012.2，龙凤花园。
杜涯，女，1968年生子河南省许昌县的乡村。毕业于卫校护士专业，曾在医院工作10年，现自由撰稿。1988年开始写诗，有诗作散见于国内外诗报刊，诗作入选某些选本。曾参加《诗歌报月刊》第一届“金秋诗会”、《诗刊》杂志社第18届青春诗会。出版有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诗选》。
汪政，男，1961年8月生，江苏海安人，现任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涌动的潮汐》《自我表达的激情》《我们如何抵达现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