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谈到鲁迅向往苏联的情况时，有一段与陈铭枢有关的插曲，录之如下： 有一次（我现已经记不起时间了），我从内山书店转的一批来信中，带来了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来信，是比较具体的说，请鲁迅立即携眷到港，然后转去苏联，一切手续，可以到港再办。姑无论写信人是好意恶意，是真意假意，就凭他自己是个国民党方面的人，是鲁迅深恶痛绝其措施的，而一旦在这方面庇护之下，得以达到去苏目的，纵云革命权宜，但以鲁迅绝不通融的铁的意志之下，又何能做到？而且又未得到党的指示，万一轻举妄动，铸成大错，则悔将何及！鲁迅于是等闲视之，销毁了事。（《鲁迅回忆录?向往苏联》，《新观察》1960年第12号）
“香港国民党方面的陈某”，指陈铭枢。他在1936年4月暂居香港期间，曾受友人委托写信给鲁迅，约他一起去苏联。
陈铭枢，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前，曾经是极受蒋介石器重的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陈铭枢站到蒋介石一边，在此后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为蒋介石立下不少战功。1931年末，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他拥有的十九路军也跟着他调驻京沪。此时，他还兼交通部部长。但1932年“一二八”事件时，陈铭枢违背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命令他领导的十九路军抗击日本军队，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坚持了三十三天。1932年5月，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和日本方面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并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剿共”。部队由蒋光鼐、蔡廷锴带走。他们同红军接触后，感到反共是没有出路的，毅然走上联共反蒋的道路。陈铭枢一个人留在外边，积极组织反蒋的政治力量。1933年11月，陈铭枢和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强大的军事攻势下，事变很快失败。陈铭枢和友人无法在国内立足，纷纷流亡到国外，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陈铭枢的据点选择在法国。
1936年4月，陈铭枢在香港，准备去莫斯科。接到在莫斯科协助编辑《救国时报》的胡秋原的信，说是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王明想请鲁迅夫妇到苏联游览休息，请陈铭枢在动身前先派人到上海去一趟，把王明的意思转达给鲁迅，希望他夫妇能够到香港，与陈铭枢一起来莫斯科。至于鲁迅夫妇的路费，就由陈铭枢负担，相信陈铭枢不会在乎的。陈铭枢当即直接写信给鲁迅，转达了王明的邀请，请鲁迅到香港与他同行，路费全由他负担。信是寄到内山书店转的。从许广平的《回忆录》可以知道，鲁迅是收到陈铭枢的信的，但是他对这时陈铭枢的政治身份缺乏了解，认为他还是“国民党方面的人”。按说，有“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绩，鲁迅对于陈铭枢应该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当时党内只承认下层士兵的英勇战斗精神，对十九路军的上级领导持严酷的批评态度。这在瞿秋白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中有极明确的表述：“我们大家都要赞助以至于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是，同时必须反对压制和出卖‘革命的民族战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瞿秋白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卷第943页）这里所说的“压制和出卖‘革命的民族战争’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不仅指蒋介石一小群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而且是包括十九路军的军事领导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内的。文章后面的一段文字就明确指出：“上海的反日战争是前线的兵士群众发动起来的。党国要人和绅商名流的帮口虽然多，意见虽然复杂，互相攻讦得虽然很热闹，他们的宗旨都是一致的：他们只想用什么手段来欺骗群众和兵士，而决不想打退日本帝国主义，更不想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上海战争爆发之后，上海的军事当局表面上算是指挥着作战，而实际上严禁进攻日本军队的大本营（租界）……”“上海的军事当局”指的就是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瞿秋白的这篇文章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的，而是以“同人”的署名发表在左联内部出版的小册子《文学》上。是以组织的名义发表具有指令性的文件。这个文件，可能在发表前就给鲁迅看过。在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下，鲁迅自然不可能改变陈铭枢是“国民党方面的人”的错误看法。对于“福建事变”，同样受了党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也不可能给以正确的评价。鲁迅根本不知道，陈铭枢等人在发动“福建事变”之时，就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鲁迅也根本不知道，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当局就以“背叛民国”的罪名，宣布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出党，并要政府严行拿办。由于这层层隔阂，鲁迅接到陈铭枢的香港来信，不但不回复，连来信也毫不客气地给销毁了。
这是一场误会。不然，鲁迅即使由于健康原因和其他原因不能与陈铭枢同去苏联，至少也能和陈铭枢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爱国将领交上朋友。
1936年11月15日，巴黎各界华侨开追悼鲁迅大会，陈铭枢在会上讲话，对鲁迅作了这样的评价：“鲁迅为中国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先进左翼作家，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便站在新时代的前面，领导着青年及民众。”讲话中提到了邀请鲁迅赴苏的事，有关文字如下：
今年正月（叶按：应是6月），我们正在香港准备出国，接到海外左翼作家们致鲁迅的信，请他出洋休养，当时便托人将信转交给他，并请他与我们同行。鲁迅先生立即回复说不出国，因为：一，不愿向反动派示弱；二，正在预备一种著作，须在上海找材料。他并对王明的好意表示感谢。（《救国时报》71期，1936年12月15日）
陈铭枢这段话，有的地方不符合事实。
“当时便托人将信转交给他”，“鲁迅先生立即回复说不出国”。事实是，陈铭枢无信可转，也没有“先派人到上海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是他本人亲自写信给鲁迅的。鲁迅是收到信了，但是没有回复。陈铭枢为什么故意这么说，原因不明。
陈铭枢提到鲁迅说的两个不出国的理由，显然是后来从旁的渠道听来的。第一条理由，不愿向反动派示弱，符合事实。第二条理由，“正在预备一种著作，须在上海找材料”，应该是说写杂文，须在上海才能及时找到材料。
叶德浴，1920年生，浙江杭州人。出版有专著《鲁迅小说研究》《走向鲁迅世界》《七月派：新文学的骄傲》。现居辽宁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