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一种积淀，不仅写印于书本，更多的是刻印于心灵。 ――自题 我的父亲，一辈子没做惊天大事，象一只瓢虫，静默无语地走完了他90岁的人生历程。因为家里穷，因为他是老大，父亲自然而然地挑起了辅佐祖父维系家庭的重担。他没进过学堂，斗大的字识不了三升。
我18岁远离家乡，一晃就是几十年，即使转业在省城，也未曾和他老人家象儿时偎依在他身边那样待过一天。我对于父亲，大有匆匆过客，擦肩而过之感。然而，我和父亲只要接触一次，他对我的印象都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记得父亲80岁以后，辛苦了一辈子的他，再也不能干农活，听家里的三弟说，他不愿在家吃白饭，只要活一天，就得为大家办点事。任凭三弟苦苦相劝，老人家执意不从，便托人从外地买来了“人体秤”，父亲望着既可量体高又可秤体重的双功能秤（当时在我们老家同类秤中是最先进的），乐得满脸开花，双手直搓，围着秤转了好几圈。自此，嘈声喧嚣的大街旁，出现了一位操持人体秤的人。
父亲有了人体秤，拥有了属于他的那片天地，他乐此不疲地忙碌着，他制定了一个标准，过往行人量体秤重每人一角五分钱，解放军免费，学生半价。
事有凑巧，我公司在家乡承接了一项工程，施工人员知道后，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为了让父亲多赚点钱，他们时常光顾小摊。后来，他们商量，只要去每人出一元钱。但我父亲拒不接受，总是把剩钱找给他们。后来，我去工地，他们谈及此事，并领我去父亲的领地看看。我躲在电线杆后面，望着父亲身板略躬但还硬朗的身子，心底深处涌出一股浓浓的难以压抑的情感，他正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承诺，我的职员们仍旧未能如愿以偿地把一元钱如数地装进父亲的衣袋。又过了一会，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这是我的属下。他听了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连声地“早知道就不该收他们的钱”，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如月笼烟的眼一亮，“怪不得他们都给我一块钱。”我若无其事地说，“他们愿给就拿着呗。”他慈祥地一笑，继而瘦削的酱红色的脸上透出万分严肃，“不行，我给大家量身高、秤体重应该赚钱，但不能赚黑钱。做人要有良心。解放军献身保国，你能忍心要他们的钱？孩子上学有多难你知道，只能收半价，其他人我定的标准就得执行，一个子儿不多收。”我默默地听着，他突然眼睛一亮，冲着我说：“记住，做人要走得正行得直。毛主席讲全心全意，为国家办事就不能怀二心。”我说什么呢？只是连连点头。
回来的路上，父亲的话宛如一记道德重锤叩击着我。是啊，在钱欲物猛烈冲击着人心大坝的今天，父亲依旧心平神静，遵约践行，淡泊金钱，他这种平和对人、平和对事、平和对待生活的庄严理性、温柔敦厚的态度，按照圣人先哲们“道德当身，不以物惑”“君子谋道不谋富”等训示来说，我父亲正在默默地践行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回想自己离家出走的半个世纪，虽然读了很多书，写了许多提倡道德理想的文章，但与不识字的父亲相比，自惭形秽。他虽不会写文章，但却脚踏实地的用双脚书写着人生的道理。我突然明白了，劳动人民创造了文化，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一种是靠写印在书本上的文字，一种是靠刻印在心灵中的信念。他们的品德没有能力用文字去表达，却用心灵的脚步来传递。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二）
看到父亲，他让我觉得圣贤未远
――自题
我十八岁参军，离开了父亲和家。从我记事起到离开父亲前的这段日子，我从未听到他骂过一次人，从未和邻居吵过一次架，更让我惊讶的是，听三弟说，直到父亲谢世，父亲一直恪遵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话的信条。
我父亲是个虔诚的耶稣教徒。一生中，他谨言慎行，修身养性，全神贯注的按照圣经《新旧约全书》中的教义，至善至美的走完自己的一生，实现了他心目中的一种道德理想。耶稣教中有十条戒，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话、不崇拜偶像、不奸淫妇女，连戒烟戒酒也在其中，我在外浪迹江湖半个世纪，从政从商，著书立说，滴酒不沾，寸烟未吸，曾被传为佳话或不可思议，其实，这一特点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或者说，与家庭信教不无关系。
建国初期，我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每逢星期天，就随父亲到县城耶稣教堂做礼拜。教堂里，虔诚的教徒济济一堂，聆听牧师演讲。牧师清风细雨般的动人说教，往往把忘情忘我的痴男信女带进一种心驰神往、超然梦幻的憧憬中。每当这时，人们除了喝水润嗓外，点食未进。天真稚嫩的我，即使饥肠辘辘，也学着大人的样，不曾有半点想吃东西的邪念。那时，我被一种神奇而圣洁的大网所笼罩，虽然饥饿不堪，但内心深处俨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伟大神圣的事。礼拜完毕，余兴未了，总是象凯旋而归的勇士，挺着小胸脯，迈着咚咚作响的步子，走在父亲前面。
父亲的一生，是宽容爱人的一生。每逢做完礼拜回来，父亲便把在教堂一天未吃饭节约下的粮食认认真真地秤出来，送给缺粮断炊的人家。一九六?年，我国正值自然灾害时期，我家和其他村民一样，整日被饥饿所困扰。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把我家往年腌制咸菜时削下的晒干的菜皮舍不得吃送给一家邻居。可以说，正是这些菜皮使这个家庭存活下来。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时隔数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横扫“四旧”的风暴骤起，信耶稣教自然也在横扫之例，为了划清界线，那个被拯救的邻居充当了揭发批判父亲的急先锋。更有甚者，正上小学的妹妹也在劫难逃，被这邻居的儿子不是当面吐痰就是在背上涂写“美国特务”字样(当时的传教士是美国人)，妹妹无颜见人，含泪退学。最难以容忍的是，直至一九七O年“一打三反”中，我在解放军某师当作战参谋，师首长交给我一封来自这位邻居揭发我家信教的检举信，多亏领导对我十分了解，并深明大义，方免一场灭顶之灾。
“四人帮”垮台后，我转业到了省发改委并当了处长。由于自己工作位置的特殊性，做了许多有利于家乡经济发展的事。那些父母官们，每每见到我，总是热心地问家里有什么事需要办。说实话，想想文化大革命中的家庭遭遇和那些以怨报德、穷追不舍的小人，心里委实不是滋味。特别家人知道我当时所处地位和能量时，也时常流露出一些过激情绪，并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试图与父亲争个高下。然而，每当这时，父亲总是显得异常平静，待到一家人坐定后，他便不慌不忙地背诵一段《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背完这段话后，父亲严肃而又慈祥地说：“我说过多次，你们不管在哪里做事，都要象圣经中说的那样，善待别人，与人为和，不要得理不饶人。对别人宽容，其实就是为自己留路。”听了父亲平静祥和的劝善说，看到父亲捐弃成见，化敌为友，克己恕人的风范，全家人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都为有这么一个大仁至爱的父亲而自豪。是的，父亲海洋般的宽阔胸怀、大地般厚重的仁爱之心，用平和心态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同孔夫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两样，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践行者。我说父亲是个圣贤，应该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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