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起原籍河北省徐水县，1946年生。1968年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对外贸易经济系，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散文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著有《世纪梦语》、《一枝一叶总关情》等散文集。曾任廊坊市委书记，河北省审计厅厅长。现为河北省政协常委。
历史历来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人却又往往是一种健忘的动物。不知时过五年，当2003年8月16日国家权威新闻媒体宣布中国内陆最后两名“非典”患者治愈出院，弥漫楼堂里弄的消毒液的刺鼻气味随风散尽以后，对发生在公元2003年春天的那场席卷全国、波及全球，让人类付出上千生命代价的“非典”瘟疫，我们到底真正记住了些什么。
一
2003年3月5日，五年一届的全国人大、政协换届大会如期在北京隆重召开。
初春的京城春雪漫舞，庄严的会堂内掌声如潮。不知与会的5000余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当时有几个人知道，在他们肩负13亿人民的重托行使代表权力和履行委员的职责，集中精力审议国务院工作报告，为选举出肩负时代重任的新一届国家最高领导人投出庄严神圣的一票时，一场瘟疫正在不期而至地向我们袭来。也许我孤陋寡闻。我只能说，我作为与会代表中的一员，当时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据目前我手头能翻阅到的资料显示：早在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即发现了后来被正式命名为“SARS”的首例病例；2003年2月初，广东的“非典”疫情已进入发病高峰；3月6日，北京正式接报第一例输入性“非典”病例；3月15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疫病正式定名为“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而3月19日新华社发的一则消息称：卫生部长张文康日前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时表示，目前广东的疫情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绝大部分患者已康复痊愈。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常。实际上，在2月11日广东举行的第一次疫情发布会上，官方已正式对外公布：截止2003年2月9日，广东全省已报告“非典”临床诊断病例305例。一直到4月12日，北京市长孟学农在会见北京国际公路接力赛部分参赛国代表时，还在信誓旦旦地说：北京收治的第一例“非典”患者已经痊愈。“非典”在北京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而真正的事实是，到4月18日，北京已确诊的“非典”病人已达到339例，比4月14日宣布的病例数飙升了近10倍！到4月下旬，北京每天接报“非典”病例上百名，最高的一天竟高达150人！
当时，倒是一位北京解放军301医院退休的72岁高龄的老医生蒋彦永老先生看到这则消息后，当即疾笔上书，直言愤斥：“张文康在说谎！”当事后记者问到当时他写这封信的动机时，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话：“我是医生――我觉得医生不讲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良知！职业良知！做人的良知！
据后来国家发布的相关资料显示：发生在2003年的这场瘟疫祸及全国24个省，波及266个县（市、区），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至于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是多少，我一直没有找到官方权威性数字。
在这里，我不妨做两种已经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假设：一、假设国家对全国“非典”疫情一直守口如瓶，不公开向社会发布；二、假设当时疫情刚一发生，即如后来发生的“禽流感”疫情一样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这将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后果？如此看来，不管是因为对“非典”的严重性及危害性估计不足也好，还是官僚主义导致对疫情失察、数据失真也好，甚至粉饰太平、故意瞒报也罢，或许还有什么其它的难言之隐，作为主管部长和一市之长愚弄民众之责终是难辞其咎的。
在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再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刚刚由国务院副秘书长调任卫生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高强（当时中央已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直言不讳地说：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当“非典”疫情出现后，没有及时制定对全国疫情的收集、汇总、报告制度，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力。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多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的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这大概应该是对后来张、孟二人很快从政坛要人名单上消失原因最权威的注解了。
2003年4月20日应该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天起，卫生部开始每日分省公开发布全国“非典”疫情。同时，中央严令明示：误报者追究责任，瞒报者严肃查处！庆幸――我国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公开透明发布终于艰难地走上了法制轨道。我们终于开始看到了还知情权于民众的民主曙光。
在大会十余天中，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5000余人（来自全国各省的大量随团工作人员未计）出入人民大会堂同一会场，若干个代表团下榻同一饭店开会、讨论、住宿、就餐。而这些代表和委员中，有的就来自当时全国的重疫区。据我亲历所知，不仅全国的“非典”疫情没有在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大会上透露半句，而且，当时大会对这些代表、委员是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假设按照后来防治“非典”的严格规范要求，凡是来自疫区或与疫区有过接触的人，都必须先接受特设的标准发热门疹检查后，再隔离观察七天以上，确定身体无异常方能解除参与社会活动的限制，那么，这次全国人代会无疑是开不成了。或是开完会以后，代表、委员回到各地全部都被隔离。当然，大会还是取得了圆满成功。不过，时过五年后，我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比当年又多了另一层面的理解――5000余名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会后全都安然无恙，代表、委员幸甚！代表大会后，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防治“非典”采取了强有力且有效的断然措施，把“非典”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百姓幸甚！
二
“非典”是一位十分难得的教员。他以夺取人的生命作为收取学费的野蛮手段，残酷无情地教导和教训我们开始去读“公共财政”这本书。
国家财政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是政府随意支配的金库？是任由大家随意争食的唐僧肉？是某些官员手中用以“恩赐”黎民的特权？不是。都不是！国家财政的本质姓“公”，基本职能是“为民”。保障国家安全，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支持弱质基础产业，扶持弱势贫困地区，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应对突发社会公共事件，是国家公共财政的职责之要。“非典”的突袭，接受考验的不仅仅是各级政府官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执政能力，也是对国家公共财政职能发挥的一种无情的考问。
这是一场令人十分尴尬、羞愧、汗颜的考问。直面这场容不得半点作弊的考问，出任党的总书记刚刚半年的胡锦涛坦诚而沉重地说：“通过这次抗击‘非典’斗争，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还不够协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和部门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和能力。”“非典”中我们交出的学费是昂贵的，总书记的话又让我们感到，这次交的这些学费还是价有所值。
农业大国、农村大国、农民大国是我国至今未变的基本国情。农村是弱势地区，农民是弱势群体。多少年来，我们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所生活的广大农村医疗卫生设施的投入到底有多少？我手中没有更翔实的具体数据。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城市医院漂亮的门诊楼、住院楼拔地而起；现代化的检测设备更新换代日新月异；头顶高级职称头衔的专家教授群聚大城市的高楼院所。而农村乡镇卫生院却几乎变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其简陋无篷的惨景令人目不忍睹。
当“非典”在燕赵大地肆意横虐、中央发出“决战华北”的号令之际，我有幸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防治‘非典’第一督查组”组长的身份，奉命率队到张家口直接参与了抗击“非典”的工作。
张家口是我大学毕业后曾经生活和工作过24年的地方。我对这里的情况是再熟悉不过了。由于受高寒干旱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防苏反修”大搞战备、不允许对外开放的影响，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步履艰难，困难重重。张家口地处京、冀、晋、蒙四省（市、区）交界的边缘地带。它所毗邻的几个省都是这次“非典”的重疫区，北京尤甚。而张家口农村劳动力的重点输出地恰恰又是北京。这里的第一例导致全家感染、两人死亡的“非典”病例，就是由北京建筑工地疏散回乡的打工者带回的。在全国的“非典”发病高峰期，张家口的“非典”临床诊断病例和因患“非典”死亡人数均占据了全省总量的三分之一。抗击“非典”全国要“决战华北”，河北“决战张家口”已是箭在弦上了。
肩负重任，头悬利剑，披星戴月，夙夜难寐。在疫区的20多个日日夜夜，驱车行程6000余公里，我与督查组成员走遍了全区所有的17个县（区），查访了十几所县乡医院、卫生院。我不仅时时为我们的县乡基层医务工作者，在事关群众生命安危的紧急关头，那种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而感动不已，更为他们出乎意料的简陋而艰苦的工作环境而感到焦虑和心酸。在我所走过的乡镇卫生院中，绝大多数都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土木建筑，门窗透风，屋顶漏雨；乡镇卫生院不仅要为患者治病，而且还承担着农村卫生、农民防疫、乡村计划生育等多项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责。但这些最基层医务人员的平均月收入尚不足千元，而且经常不能确保按时足额发放，他们不得不终日为自己的吃饭生存而奔波；他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甚至就连市级中心医院在“非典”暴发初期，竟拿不出一套符合标准的防护服；他们仍然在用几乎近似最原始的一架听诊器和一支体温计，在与“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典”恶魔进行着以个人生命为赌注的非对称性的较量搏击！
谢天谢地――那年的冬天过去了，“非典”却气势汹汹地来了；而夏天到了，“非典”又莫名其妙地走了。抗击“非典”的胜利绝不是一句靠“群防群治”的经验所能概括得了的。应该说 “群防”在预防方面的作用确实是不可替代的。我在张家口疫区的20多个日日夜夜，亲眼目睹了通过看电视、听广播晓得了“非典”的利害，通过当地政府组织医务人员进村入户的宣传了解了预防“非典”的基本知识的广大山区农民，在老党员、乡村干部率领下不计任何报酬的昼夜站村头、守街口，不放一个没持健康有效证明的陌生人进村。而“非典”这种恰似天外来客般的邪魔一旦附体，靠“群治”却是无济于事的，还是要靠科学、靠专家来“专治”。仅凭“义和团”原始的大刀长矛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赢手持洋枪火炮的八国联军的。
痛定思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欣喜地看到，由国家财政投资的一座座现代化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传染病防治医院开始遍布城乡；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卫生院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便民的医疗卫生室已经亮牌村街社区；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体的农村新合作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多少年来农村人羡慕的城里人凭“小本本”看病在农村正在成为现实；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那“小病抗，大病挨，死了人往坟上抬”的无奈和辛酸成为历史终于指日可待了。
三
面目狰狞的“非典”又是对国民综合素质的一次无情考问。
“非典”到底是哪路大侠？它最初到底来自何处，又最终遁向何方？是外星来客对地球人类的恶搞，是拉登打开了他的魔瓶？是小日本的731部队二战时留下的生化武器的泄露，还是地球那一边的那个超级大国秘密搞的细菌战？在国人莫衷一是的时候，钟南山们把目光盯上了一种名叫“猓子狸”的野生动物。于是，一些人便把“非典”以来憋闷在胸中的晦气、怒气、怨气一股脑儿撒向了无辜的广东人――都是你们这些“老广”们整天大嚼生猛惹的祸！天上有翅能飞的除了飞机，地上有腿能站的除了桌椅，你们连血带毛都吃了个遍，而且言必称“大补”，现在可倒“补”好啦，整天海塞瞎吃，今天终于“补”出了个“SARS”。我看你们咋整！
出于对生态平衡的保护，或困惑于人类对“非典”的无知，大概也迫于社会舆论的某种无形的压力，在2003年6月24日广东省政府召开的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电话会议上，副省长李容根明确提出：今后，广东省要大力宣传不良饮食习俗对生态平衡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形成“拒食野生动物光荣，乱食野生动物可耻”的共识。纪检监察部门要制定非法食用野生动物的党纪政纪处罚规定。
我不知道广东的这项规定是否“规出有据”――我不记得中央颁布的《党员处分处罚条例》和《公务员处分处罚条例》中有类似的条款；我也不想知道后来这项规定是否真的出台了以及出台后又到底执行得如何。我所知道的是，当年，深圳市人大立法规定：食用野生动物者罚款1000元，加工、销售野生动物者罚款10万元。我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时过五年后的今天，繁华城市高档饭店的餐桌上，野生动物依然是豪华酒宴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只不过已被插上了人工驯养繁殖的标签。西服革履、油光满面的食客们在喀喀嚓嚓、啧啧作响的咀嚼声中，早已把五年前“谈‘典’色变”的恐惧丢到爪哇国去了。
记得在“非典”的日子里，国人似乎一夜之间统统回到了进幼儿园的学前年龄。电视屏幕上在反复播放着国家专家级的人物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教人们如何饭前洗手：先把手浸湿，然后打上消毒液――实在没条件，可用肥皂替代；然后要反复搓――先搓手心，再搓手背，接着要左右手十指交叉细撮手指缝，时间不得少于30秒钟；再最后用清水洗净――千万要记住，最好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不要用盆水洗，一定要用自己的专用毛巾，否则会交叉感染……
呜呼！我忽然觉得自己枉活了半个多世纪――竟然活到了连自己的手都不会洗的份上！不知五年后的今天，坚持严格按照专家们提供的“科学程序”洗手的人究竟还有多少。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由“非典”制造的令人窒息的恐怖。几乎在一夜之间，城市的大街小巷便出现了一支口罩不厌其厚规模壮观的“防化大军”。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还正式出台了一个供全国参照的“防护用砂布口罩的强制性地方标准”，明令规定口罩用纱布不得少于12层（倒没说最厚不许超过多少层），全展面积不得小于17cm x 13cm（也没规定面积不得大于多少）。我不敢想象，如果满街流动的人都把一个大到极至、厚到无限的口罩带到头上，将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滑稽景观。
在公交车上，哪怕你在不经意间蹦出一个水平极其一般的喷?来，身旁肯定会有一批人主动为你让出座位。高楼上的窗口只要探出一个人头歇斯底里地喊上一声：“你们听着――我他妈的被隔离了！老子是‘非典’，我怕谁？！”接着一口粘痰随风飘落。这不喾平地里爆炸了一枚当年小日本731部队制造的生化弹，半街筒子的人立刻会作鸟兽散。
一只只陈年的砂锅，几天之间熬光了药店已库存多年几近发霉的中草药。历史上全国最著名南亳州、北祁州（安国）两大药市的中草药生意兴隆空前。凡与治疗“非典”沾上一点边类似板蓝根之类的再普通不过的中药材，不仅身价百倍，而且大都断档脱销，有价无市。当时，只要有人说某种药能防“非典”，那怕是这瓶药水是用地沟里的污水灌装的，人们也会毫不犹豫非常壮烈地一仰脖把它喝光。各地的大小药王庙香火大盛，到庙中虔诚祈求祛病消灾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江西省永修县永年村的一个文盲神婆，把自己家中一个掉瓷脱漆破脸盆用烟熏出了一幅若隐若现、似是而非的龙凤图案，竟然成了当地上千百姓为驱“非典”煞神而晨暮顶礼膜拜的圣物。一颗小小的普通绿豆一夜之间价增10倍。连一根平时普通宴席都上不了席面的白萝卜，也卖出了令人咋舌的近似人参的天价。广州超市货架上的白醋竟卖到了1000元一瓶。食品店里日常销售的加碘食盐，明明与“非典”毫不相干，但因沾了一个此“碘”并非彼“典”的“碘”字，也被近似疯狂的人们抢购一空……
当时如果你驾车或乘车出行，你就会在沿途发现，那些守土有责的人们在各自的县界上全都设立了昼夜24小时值班轮守的防“非典”检疫站。不仅车上所有人员要一个不漏、忐忑不安地接受防疫人员远红外线测温仪对体温的测量，而且对所有车辆都要喷洒消毒液，甚至连每一个车轮都不放过。我不知道当年仅为汽车消毒，全国用去了多少吨消毒液；我也不知道汽车轮胎消毒一次能有效行驶多少公里；我更不懂，当时汽车轮子上是否真的带有本属于呼吸道传染的“非典”病毒。
“非典”让我记起了帕斯卡尔的一句话，“在我们与地狱或天堂之间，只有生命是存在这两者之间的。它是全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人有病，天知否？
“非典”过后曾有人戏说，这个突降人间来无影、去无踪的UFO也算有“功”――它煞住了大吃大喝；管住了公款旅游；推填了文山会海；治住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治好了推委扯皮的顽症，提高了办事效率；治理了卖淫嫖娼。那个时候办事真叫痛快――不请吃能办事，不吃请也给办事。
我想，尽管如此，人们的企盼绝不会是“非典”二次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