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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仪祉遗事:李仪祉

时间:2019-02-2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蒲城李仪祉,名协,字宜之,因乃兄李博将别字“约之”易为“约祉”,改称“仪祉”,名亦几为所掩,与同门于右任、张季鸾并称近代“陕西三杰”,以水利专家、 “今世大禹”闻世,功在国家,泽被三秦,乡人至今沾洽其惠,所恨大材不寿,天不假年,竟以积劳成疾,57岁即不治而逝。
  先生遗像庄严 ,志传留于今人后世的印象,亦似一规行矩步、言行不苟之科学家,而其一生事功,似亦仅在水利一隅,其实大谬不然,与真实可亲之仪祉先生,不可云近。
  
  几度称“圣人”
  
  “圣人”之在中国,一般用以指称所谓才德全尽、知行完备的至善之人。说到“圣人”,人们最易想到的是孔子,即旧时所谓“至圣先师”。之前,伏羲以下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皋陶、舜、禹、伊尹、傅说、商汤、伯夷、文王、武王、周公及夫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之属,皆称“圣人”;之后,诸多专业领域之代表人物,亦被以“某圣”尊之,如兵圣孙武、武圣关羽、商圣范蠡、史圣司马迁 、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 、画圣吴道之、茶圣陆羽、智圣东方朔、酒圣杜康、药圣孙思邈、乐圣李龟年、诗圣杜甫、词圣苏轼、曲圣关汉卿等,但已重才轻德,或基本与德无关,和“圣人”之本义相去甚远。这其中,有的是众人发乎内心的崇敬,有的则虚实并有,褒贬兼具。至于民间或亲近、师友之间援此相呼,则更多地带有讽刺或调侃的况味。仪祉先生就曾“幸运”地遭遇这种情况,而且不止一次。
  据先生自己回忆,在塾学从刘时轩师读书时,写不出的字,他常临时想出一字以代之,刘师督学甚严,曾讽骂其“你是圣人吗?!”言下“把你能的跟圣人一样,字是你蕞尔小孩生造的吗?”本意是责其规矩向学,勿乱写字,不料同学竟因之戏称其“圣人”。后来在泾阳崇实书院从刘古愚先生读书时,在三原宏道学堂与于伯循(右任)同窗求学时,因两地均距蒲城不远,识者多悉其“掌故”,同学仍沿之不改,就是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就读后期,同学们服其公道正直,品学兼优一致推举其担任班长,但因一般不大随大家闲逛(有人说是“逛八大胡同吃花酒”,语涉附会),照样称之为“圣人”,谑而不虐,敬重中亦不无嗔怪讥讽的意思。
  一个绰号,从私塾而大学,由陕西而北京,多年数度被称呼,虽说前后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已经够神奇矣,想不到后来还漂洋过海,叫到了欧洲:
   因为别的朋友都喜欢做狎邪游,尤其是与我同来的徐子寿,到德以后,直与我不能同道而行了。他说他“有需要非如是不可” 。我素来想静,就不懂。有时晚间,我到同学处去耍,十点钟一定回寓所去休息。因我种种的特异性情,他们又给我送了一个徽号,叫“圣人”。
  这是先生《留欧纪实》中的记载,可知此时此地,同学又将其称作“圣人”,其原因与在北京大致相同,乃是因了其“种种特异的性情”,“好静而不大随人闲逛”。当然亦不排除讥其“相貌像猴”,因孙悟空曾以“齐天大圣”自称,暗于关合的趣味。
  仪祉先生之被称作“圣人”,弟子宋希尚曾对曹聚仁提过,与先生自述相类,但只塾学与北京两次,其他各种传记文字则率取回避之态度,干脆不提。不过夫子自道,其言谅非无端凿空,谈助之余,想对研究先生,不失为鲜活之史料。
  
  当年亦好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孔夫子此话,至今仍不过时,再后谅也不会过时。好色得诸天性,生而为人,不分男女,鲜有不好色者,除非他不男不女,非我族类。但“好色”也者,“好”是“品鉴”或“欣赏”,“色”指“容颜”或“气质”,既不同于传统意识中的“拈花惹草”或“招蜂引蝶”,更不同于以猎取异性为目的心理变态,和与猪狗六畜无异的性交或性乱。就此言之,则正常的好色――欣赏别人或被别人欣赏,无论对己对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未尝不是一件美好之事。女子生得漂亮,男人长得帅气,喜欢的异性多瞅两眼,多拉几句,甚至有意走近,多处一会儿,发之乎情,止之乎礼,非惟双方无损,亦且各得其得,大家和平相处,共谱和谐,岂不美哉!许多人忌讳此一字眼,怕沾此一字眼,并非其真的不是登徒子流,从无“好色”之想,只是慑于周围传统的压力,担心世俗误解,积毁销骨,引致社会的负面评价,与好色与否,有何关涉?
  仪祉先生生理正常,心智健全,自然也亦具常人好色的天性,优秀固然优秀,而绝非超凡脱俗,至于不食人间烟火。且看先生《留欧纪实》这段忆述:
   有一天,早晨起来,便是大雾,一路用小杖摸索而行。走到一个山脊上,云雾里忽然一片开朗,现出一个少女,赶一只驴子,都现出半身。我走的地方很多,遇见美色的女子也不少,而这次所遇的,我敢说这是绝色了。虽然昙花一现,能使我一生不忘。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中,一现我前,真有神仙的态度。我感激此行,真值得千万次旅行,可惜我不会画,然而脑海所存的一幅画图,时时可以默探得的。这一天,差不多完全在雾里行走,我的脑子也常常想象这一个无名女子。忽然一个大屋当前,雾有点消,我也顿然清醒,原来到了一所简易旅社了。
  大方,淳朴,初无扭捏地坦承对这域外绝色女子的赞美,及其见到这洋妞后寤寐思服,魂不守舍的窘状。再看此文这段回忆:
   在雪冠顶住了一宿,狂风怒吼了一夜,旅舍完全用木造的,我觉得板壁门窗都忽忽闪闪,摇晃不定,有点害怕,因此睡不稳。又回想到昨天遇见那回风景,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城中绮罗锦绣,声伎音乐,漠然远之,偏偏到这荒僻山中,赏识一个赶驴子的赤脚婢。可惜那女子一瞥而过,也不曾想到有一个异邦之人欣悦她哩。总之,天地间事,便如是如是。有时夕阳将落的时候,云山缥缈间,放出霞光异彩,其美无比,然而刹那之间,夜色沉沉,一无所有,这不是同这个一样吗?人的灵魂,总是有深越固有的调谐haarinong性,所以好色,喜音乐,正是圣人所不免,不惟不免,且更较凡俗超越一等。我固凡庸,平时不接近女色,并且对于音乐是门外汉,然而天色天籁,偶尔寓目入耳,便终身不忘,回想起来,总觉如在目前,胡思乱想,倦不可支,也便沉沉入梦了。
  兀自如前的大方、纯朴,不见一丝躲闪;不仅不见躲闪,而且还为自个的艳遇与艳思,找出所以然的依据。
  此即仪祉先生之青春秘史,本真而美好,阳光而可爱。倘若文章不署先生大名,谁会想到先生竟还如此罗曼蒂克;倘若不是先生“据实招来”,谁会想到今世大禹之内心竟如凡夫俗子般的丰富?须知事发之时,尚处清末,形诸笔墨,也在民国,这些即便置诸当下,也未必人人都敢坦承的隐情,都敢表露的心迹,先生居然能宣诸大众,栩栩如生地娓娓道来,其留欧的收获,显然不仅学得知识一层。
  
  文坛多面手
  
  读近代史,常感叹于某些以科学立身的大家,专业上出类拔萃,诗文亦不少让人。仪祉先生亦夫如此。其伯父李仲特(异材)、父亲李桐轩(良材)为清季同科秀才,但一“独善科学”,一酷爱文史,都有实在学问和不俗识见。先生幼承庭训,先由伯父开蒙,旋入书塾,受教于三原刘时轩先生,打小便习作诗文,在塾所写《颖考叔论》,即以措辞谨严、文笔流畅为塾师所赏识。后来年岁益长,眼界渐开,学问与文辞相与增长,随时以进,在崇实从刘古愚先生读书时,问学之余,曾创作《女子不缠足》等若干歌诗以觉世醒人,其中《新闺怨》中写道:
   夹幕重帘深院垂,美人间坐颦蛾眉。不怨薄幸郎,不怨久别离,只怨枝头嘶哳鸟,朝朝暮暮语侬痴。汝语侬痴侬实痴,侬痴更有不尽辞。朝来见汝冲霄去,阿侬正守窗前曙。岂不羡汝天际翔,恨无六翮轻风御,侬还诫汝避网罟,慎勿陷入人樊笼,笼中饭食已供具,笼中天日似阿侬。
  哀婉凄切,形象深刻地描绘出缠足女子身心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尤为时人嘉许。尽管后来所学偏重理工,但以学识渊博、才情满纸,兴之所至,仍然笔耕不辍,时有诗文作品面世。如留德期间,他用功之外,最喜郊游,周日常携书柏林附郭林中游憩,并曾吟诗遣兴曰:
  一卷相随势不孤,林中偃卧鸟相呼;
  醒来神识忽颠倒,误认晴天作碧湖。
  朴实,自得,至今犹觉清新可读。西北农林专校建成,他兼任该校水利组讲座,衷有所感,亦曾赋诗以志之曰:
   正襟危坐乎高岗,山巍巍兮水汤汤。漆可濯缨渭濯足,天作笠兮云为裳。倦来偃卧枕岐梁,梦入周公之故乡。右手触文帝之寝堂,左手抚太宗之摇床。倾耳以听音锵锵,似闻凤鸣于朝阳。太白皑皑冰雪光,焕如明镜照我肺与肠。??周原黍稷黄,思我先民荐蒸尝。吁嗟乎!孰维新命于旧邦,安得起后稷公刘文武于地下,使我民族复发扬。
  情真意美,有近天籁。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感于我将士英勇抗战,病榻之上,还曾赋为新诗高调声援曰:
  
  卢沟桥畔晓月高,
  卢沟桥上风萧萧。
  轰!轰!是哪鬼放炮?
  咳,原来是敌人来到,
  假着演操,来把衅挑!
  抗,来的一个也不饶,
  抗,来的一个也不饶!
  卢沟桥前,尸如石抛,
  卢沟桥下,血同水潮!
  
  轰!轰!敌人又来了;
  哼!他们想夺卢沟桥,
  一次不逞,几次三番把死讨!
  杀,男儿要试宝刀!
  杀,男儿要试宝刀!
  
  卢沟桥是我们的长城,
  卢沟桥是贯日的长虹!
  死着守,莫放松,
  看岛夷,怎样去纵横!
  看岛夷,怎样去纵横!
  
  更是发乎大义,出于至诚,至今仍为世人看重。其所为科学著作,志虑精纯,文采斐然;其《泾惠渠碑跋》及《泾惠渠首功郭希仁》诸制作,笔意轩昂,气度雍容,方诸并世文史大家,亦不稍逊;即便其平素所制短札,如1928年为离陕事复赵天玺书和1933年为黄委会组织及工程致王?庭书,前书称:“自十一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光阴荏苒,去我如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者。去年冯公(玉祥)来陕,注意郑白(即郑国渠、白渠),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钟云挟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期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果当局有兴工之决心,聚集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为局长,但畀以工头之职,畚锸径施,弟即奋然归矣。”后书谓:“黄河水利委员会之主干任务在根本消除河患,其次乃及航道交通,又其次乃及农田水利。国家特设此机关,必求其能策进主干任务,若仅维持河防,则有三省河务局足矣,如但及农田水利,则各省有建设厅足矣,又何须特设此重大机关哉!所谓随测随作者,亦视何等工程。吾人造一房屋,测量、设计、估工、探验地基、选择材料亦费许多手续。治河工程视建屋重大多矣,谓独可以潦草为之乎?故随到随作施之于小工程无上下游关系之局部工程可也,而非施之于根本治河则不可。治河之道虽一,裁弯取直之小工程亦必详审测度其上下游之结果,何况全体治导?协之意不欲邀一时之功,而在为国家莫永久之大计。小功利在一时,设计未周或一、二年而弊又见,是岂治河之道哉!且更不必虑及政局之变动,盖果吾人之事业确实为国为民,则人事虽有变更,而事业必不毁”等,亦均文隽情挚,令人感佩不已。
  最可异者 ,先生父亲桐轩公居易俗社开山之尊,长社七八年,撰写秦腔剧本四十余部,有“新剧界星宿”之誉 ,乃兄约祉君同为易俗社功臣,先后出任社长、评议长、教务主任、编辑主任等职,撰写秦腔剧本十余部,先生自己居陕期间,工作之余,亦曾写有三个秦腔剧本――《复成桥》《卢采英》和《李寄斩蛇记》。其中《复成桥》和《卢采英》均十四回本,前者写清末一南京女探亲迷路 ,被一正派店伙送回,引起无赖诬陷和闾里非议 ,民女被迫自缢(未死),店伙亦遭缧绁,幸得履新按察使微服私访,察知是非曲直,终得伸冤平反,旨在揭露“凶恶徒贪污吏狼狈为奸”和社会黑暗;后者写卢采英无惧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机智救夫之事迹,借异国西班牙故事,揭露国内官场的黑暗与残暴,“融会中西,提醒青年处甚多”。《李寄斩蛇记》仅四回,取材于东晋干宝《搜神记》李寄斩蛇的故事,力赞此女之机智勇敢为民除害,揭露官府的昏聩、无能和残忍。三部剧均“着力反对封建迷信对群众的毒害,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赞扬”,而《李寄斩蛇记》思想性、艺术性尤较前两部为胜,有专家评其“数量虽不如乃父、兄丰富,但其质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敏于窗外事
  
  仪祉先生事功显赫,盖缘于年轻时的勤奋好学和后来的刻苦钻研。但是先生并非一只知读书不问世事的书呆子,经世致用,家国情怀,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学有所成在乎此,其功比禹圣 亦在乎此。
  与当年许多学子同其经历,受乃伯乃父及关学思想和时代风潮的影响,仪祉先生早年既重学业,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读康梁,读严复,颇服膺于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对封建婚姻和妇女缠足均持批判态度,曾撰《权论》和《神道设教辟》,慷慨抒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1905年中美不平等条约激起北京学潮,他奋袂上书侍御史王仙洲,称“天下事以千万人之力成之而不足,以一人败之而有余,纵观历史,从古如斯。但不愿此等事乃见于先生,先生不为全国人民计,独不为一身名誉计乎?”对其提出尖锐恳切的批评。留德尚未结束,辛亥革命爆发,他倍感振奋,“既念祖国之危,复思家门之难”,毅然决定回国,参加革命(先生与革命渊源深矣。井勿幕、郭希仁为陕西辛亥革命两大功臣,先生《泾惠渠首功郭希仁》有“时井勿幕自东归,物色可与共谋覆清者 ,以为郭、曹可与共事,而与之无素 ,不敢冒昧 浼余及陈观说之 ”等语)。旋见陕西大?,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顿悔所学失当,乃借郭希仁赴欧考察水利之机,再赴德国专攻水利专业,求“继郑白之旧迹,以为民利”。五四反对“二十一条”,他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进步学生一起书写抗议标语和口号,并率沈泽民、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和教员上街游行。东北九一八事变,他忧国伤时,曾发“希望无情炸弹,落于头上,倏忽即死,了却愁思”之叹,及见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转为振奋,出乎“救国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之深衷,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带头募捐,倾全力以支援抗战。西安双十二兵谏,他赞同张、杨主张,力倡和平解决,建议中枢对红军因势利导,慨然语人曰:“国步维艰,如人之患肿痛然,若内毒未净,绝不得?。此次事变,系国家出尽内毒之日,将走入隆昌之运乎?”提醒国人“更当振作精神,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暴日之寇我东南,不能妄我国,盖自来外族之亡中国者,皆自西北而来,若日人大蒙古国、大回教国之政策成,即可致我死命。故西北之国防及生产,实为当务之急。”俨然一副洞明时势、务实进取的姿态。
  “圣人盗经”曾是陕西轰动之全国的公案,知者甚夥,但仪祉先生为此案重要角色,则鲜为人知,知者亦每非简即谬。如曹聚仁先生《河上人语李仪祉》讲:“他也曾兼长教育厅,有名的‘捉放康有为’,便是他主演的。康氏游秦,把一方‘汉碑’带走了;李氏急电潼关地方当局,强令截留,‘汉碑’乃得归赵,也是一页艺林逸史(世传康是在陕西盗取大藏经,那是传说之误)”。便是如此。其实“带”走汉碑等古物,仅是陕人不直康氏为人,并酿致此公案的原因之一,康欲“带”走者,确为碛沙藏经无疑,世传“盗”经下语失重,事情却大致不谬,倒是曹老先生自己道听途说,将非作是矣。至夫仪祉先生在此案中的角色和作为,单演义先生《康有为在西安》书中所举郑自毅、马凌甫、刘安国、孙伏园回忆,均有涉及,其中乃兄曾陪康游城南名胜的郑先生称:
   康有为去到卧龙寺参观,他看到佛经架上放的有《宋版碛沙藏经》,由于保管不善,稍有残缺,认为可惜。他回宾馆后,曾派他的门生万钝庵到卧龙寺和寺僧定慧进行协商,愿将他自己家的佛经多部与之交换。在达成协议,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只因康有为派宾馆卫兵到寺搬运经时,曾将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一些经卷一并搬去。寺僧定慧发现之后,正要向康提出声明,要求发还,曾(竟)被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西安红十字会长杨叔吉等人得知。他们即时成立陕西古物保存会,对康提出公开反对,并到省议会见议长马凌甫说明情况,请予支持。适值省议员兼法院律师陈松生在座,提出意见:“康有为派人搬去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他们几个人同意这一意见,即推陈松生就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向法院起诉,同时又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分别通知省内外有关人士,请予声援。在上海的三原人徐朗西,接到这个通知后,即时画出“康圣人盗经漫画”,送报社发表,就成为一时的奇闻。
  翌夏随鲁迅来西安讲学的孙先生称:
   说到陕西,人们就会联想到圣人盗经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圣人去偷经,我这回也未必去看经罢……虽说宋代藏经,其实只是宋版明印,不过南藏年代较早,是洪武时在南京印的,北藏较晚,是永乐时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将南藏缺本,郑重地交我阅看,知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陕,考查盗经情节,与报载微有不同。报载追回地点云在潼关,其实刚刚装好箱箧,尚未运出西安,即被人扣留……陕人之反对盗经最烈者,为李宜之、杨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学生,现任水利局长;杨治医学,留日学生,现任军医院军医。二人性情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又委婉,可为陕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们对于圣人,竟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尽管说法各异,却都明确提到仪祉先生对康的激烈抗议,即此亦可感知先生对于时事的关注,虽然其中也有捍卫陕人面子的因素。
  
  粪土万户侯
  
  仪祉先生有句传颂至今的名言,谓“要做大事,不做大官”。受伯、父淡薄功名利禄、唯求学以致用人生态度之移化,先生京师大学堂毕业获举人衔后,即绝意仕途,得知西潼铁路局将选派才俊赴德国学习铁路土木工程,尚未发榜便借伯父函促之故,启程回陕,考取派遣资格 ,以图深造, 此后遂与科技彻底结缘,不稍动摇,学成归国,发现所学一时未切实用,二返身再赴德国重学水利,将毕生时间和心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水利事业当中。再次学成归国后,全国水利局发表先生为陕西水利分局局长,先生无心做官,坚辞不就,竟以“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大业,首先要培养专门人材。现在有人集资兴学,利国利民,为后代造福,是天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为由,径赴张謇南京所办“河专”受聘教务长,专事教书育才。不惟自己不攀附权贵,亦且反对学生为找工作而趋炎附势,奔竞于权贵之门,谆谆告诫其“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应该求实际,不要争虚名;应该努力苦干,不畏风霜艰辛,不要以一次的失败便灰心、堕落,必须再接再厉。因为失败一次,即得一次的经验,发现过去的缺点而改正之。要百折不回,勇往直前,指期事业的完成,不必在名利上计较,或势力上费心也” 。甚而如此强调:“古代为国主政的,有许多的工程家。不讲旁的,大禹王就是个水利工程大家。他把我们中华,从水里拯救出来……周公也是一个大工程家。最有名的指南车就是他发明的,他并著有《考工记》一书,是开创我国工学之鼻祖。墨子和公输子也都是工程家,他们发明了许多武器。诸葛亮是一个工程大家,发明木牛流马和许多机械,保卫国家。”以古代工程家的故事,激励后进以科学报国,而不蝇营狗苟于仕途。
  1922年,陕西水利局长郭希仁病剧,以“李君天下奇才也,亦难得之人才也,性质直,沉稳坚韧,爱国心与事业心均极强,对治学不但能深钻透研,且术兼中西,誉为东方少有之水利专家。今国家衰弱至此,极需这类杰才。西北亢旱,更需发展水利,强根固本。他日郑国渠伟绩之再现,舍李君莫属也” 。力荐先生以自代,胡景翼将军亦遣韩城李仲特赴京促其从速就道。先生系念桑梓,毅然辞校回陕履新。此后先生以其成就,先后出任多职,但却并不恋栈。某年政府请其兼长建设厅事,有人觊觎其水利局位置,托人转达“曲衷”,先生正告曰:“做官并不是我所好,也不是我所长,我志本不在此,我可以辞厅以让贤。水利事业,正在积极进行中,当仁不敢推让。”泾惠渠修成后,先生明确宣布严禁四种人参加管理,一是吃过官司的,二是抽过大烟的,三是当过军阀走狗的,四即做过地方官吏的。有人欲借水利以种大烟,贿赂之外,又请地方有头脸者为之说项,先生不论职位高低,一概拒之,并发言掷地有声:“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为了做官,而忘了做人的义务;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众的利益!”
  杨虎城可为仪祉先生知音矣。先生后来之回陕再掌建设、治水之事,为将军向中枢和蒋介石力请;先生“关中八惠”之伟业,赖将军鼎力支持而次第完成。先生对将军充满感激与敬重,其《泾惠渠碑跋》所谓:“甚矣,成事之难也。引泾之事,自希仁、笠僧倡始,继之者迭有人,然十余年未能实施,至于民十七暨十九数年,大旱饥馑、流亡载道而莫之救,迨虎城主席,乃毅然为之。时余任导淮要职,亦决然舍弃,归而相助,诚以救民水火之举,不能漠视之也!”实其真情之写照。然尽管如此,在原则问题上,先生对将军亦面折不让。据载筹建洛、渭二惠时,经费拮据,官场应酬却不知撙节。某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莅陕,将军派几名高官隆重接待,先生既不直何氏之为人,又愤官员之挥霍,某次省府政务会上,竟当着将军之面,对其大加指责,说:“如今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之中,外寇欺凌,陕西今年又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花天酒地!”将军释以“何主任来西安,他们做接待工作……”话未及半,先生即厉声骂道:“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情不能已,撂下一句“这个厅长我不当了!”就悻悻离去。
  我国长期浸淫于官僚政治,官本位根深蒂固,做官在古今许多人心中,都是一生奋斗之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历史上不少终老林泉的隐者,都是官梦破碎之后,变入世为遁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更有甚者,有人为谋晋身之阶而不得,或欲速之而不达,竟至自杀或杀人,将此丑陋的理念演至极致。先生身处民国时代而能有此风骨,其人格和境界,宜同其盖世事功,一样受人敬仰。
  
  遗嘱葬以耶礼
  
  仪祉先生以治水闻名域中,而秦地最得其惠,故当时关中咸呼其“龙王”,汉中亦曾以“灶神爷”称之,惜乎治水利人却因劳苦而自损天年,竟以盛年遽尔病逝。关于先生辞世的情况,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回忆道:
   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要用耶稣的礼节殡葬。这一句话引起于右任先生还有别的好朋友的热心,要特别研究耶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位王子元先生对我说这件事,我就买了两本金字皮面的大本圣经送给于右任先生和李协和先生。另外又有一位张祖绅先生和杨文卿先生,我们大家组织了一个查经班,很有意思。
  将军此忆极其珍贵,仪祉先生遗嘱葬以耶稣礼,迄今不见任何公私记载,其弟子胡步川《李仪祉先生年谱》语不及此,至今行世有关先生传记文章一并阙如,其亲近如李赋林执笔,李翥仪、李文祉等签字证明的先生遗嘱,据载涉及葬事的,亦仅“处此国难时期,身后葬礼,须力求俭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一探病象之究竟,为医界做一贡献……”数语。在世人固有印象中,仪祉先生非耶非佛,一生未入任何宗教,先生自己也不承认他曾入何教 。其《留欧纪实》曾有如下记述:
   德国同学中来往的不多,因为他们都有个团体,什么germania、teutouia等等学生会,吃啤酒、舞剑、比斗,弄得满脸都是刀痕,这便是他们的生活,我是不喜欢的。他们也不大欢迎外国人。不得已,我便与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了,但是同时我又研究佛学。我的研究佛学,并不是如何费工夫去用功,不过为看见德国bireslan人morh-graf等提倡佛学,出有杂志,叫diebuddhivhschewelt,我心中好奇,便订购了一份看看。同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也无非去听听他们讲的道理,并不想入教。而会中人常与我辩论耶佛之是非,他们却又辩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又何必呢。后来,我翻译了一本mork-graff的佛学问答,又自著了一篇《涅?解》,都是胡闹,其实是我又何尝解得“涅?”呢?然而因此颇生出很大的影响。
  其宣统二年(1910年)致胞兄李约祉书对此也曾有如下解释:
   德人力闵脱者,福音教人,询弟何教?答以佛,竭力劝弟改为福音。与之辩二教之优劣,伊勿能胜,惟云佛以寂灭为主,引人入不幸。驳曰:耶以求福为主,贪妄之所由生,求而获则我幸人不幸;求而不获则我更不幸。佛之归点曰无幸无不幸,所以云尔者,人世之率不幸不足以形容之也……弟本非佛教,胡以佛教应?缘近世民贼,动据孔说以谄上虐下,弟不屑与为伍。
  此均先生早年求学异邦时的情况,此后关于先生的文字,自著他著,亦都看不出其宗教倾向或宗教活动,所以单据冯氏此节忆述即断定先生临终皈依耶教,显然有失鲁莽,也缺乏说服力。然而它毕竟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耶教不忌讳死亡,其葬礼较一般家庭简单――没有引魂仪式,不设家庭灵堂,遗体多移殡仪馆安置;入殓、告别礼拜整个过程约一小时左右,七天左右即举行家庭追思礼拜,不特别择日,只要大家方便即可;礼堂布置,以实际需要而定,不摆祭品,不挂挽联;墓园不需看风水,香火、纸钱、祭品全免,仅以鲜花聊寄哀思,无论土葬火化,仪式简洁、庄严。这与先生的生死观亦颇吻合。冯将军是出名的基督将军,子元先生亦人所共知的基督教徒,而名满天下之右公与仪祉先生更有同窗之好,将军前所引述,似亦并非壁构,也没必要壁构。仪祉先生早年留欧,濡染西方文化,最后又是病逝于西安某教会医院(一说“长安艮斋”此处据曹聚仁文),对耶教殡葬逝者的礼节,想亦也做过详尽的了解,其遗嘱葬礼力求俭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以供医学研究,都可以看到耶教欧俗的影响,因而说他临终要求葬以耶礼,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合情合理,与先生本人入不入耶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既不会损污先生既有之地位和形象,反而益增其高大与完美。退一步讲,纵然先生临终皈依耶教,又有何妨?西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上帝”之子吗?所以此事后来居然民间失传,官方无语,亲近如子侄门生亦均绝口不提,至今几乎不再有人知道矣,的确让人不得要领。目接汉青,思绪茫然,一个巨大的叹号,扎眼端直地植根于人的脑际,久焉矣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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