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一个诗人的百年 今年是挪威著名诗人奥拉夫?H?豪格(Olav Hauge)百周年诞辰。在巴塞罗那、多伦多、维也纳、奥斯陆等城市都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他的诗作深受中国古典诗意境的影响。他的诗集将由挪威教授哈罗德?勃克曼(Har-aid Bockman)和中国诗人西川一起翻译成中文，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挪威音乐家Unni Lovlid，Becaya Aw和Rolf-Erik Nystrom为他的诗作专门谱写了音乐。
奥抗夫?H?豪格：在北纬61度遥想中国
张 思
奥拉夫?H?豪格是挪威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之一，他以种果树和为邻人们做园艺活为生，并且热爱中国古典诗歌。他在诗中写道：“假如有一天／陶潜来看我，我要，给他看看我的樱桃树和苹果树。”
2月末，早春的北京寒风料峭。旧鼓楼大街张旺胡同的麻乌剧场里，众人沉浸在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诗歌营造的世界里，感受着其中奇妙的亲和力与张力。
豪格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新书发布会后，艺术家尤妮?达尔在爵士乐中用挪威语朗诵豪格的诗。挪威语元音饱满，声调抑扬顿挫，朗诵诗歌时有一种开阔有力的美感。打击乐和管弦乐配合着诗歌中的节奏和情绪，让整个剧场仿佛都浸染了诗情。白色的幕布打出中文译诗，朗诵者尤妮?达尔则用其声调、表情和身体语言传达出豪格诗歌的意境，让听者直接触摸到他的灵魂。
纸上的旅行
奥拉夫?H?豪格(1908-1994)，是挪威最重要的一位现代诗人。他出生并居住在挪威西部的一个叫乌尔维克的村子里。最后一个冰川纪在那里开凿出巍巍雪山和幽深的峡湾，景色美得让人心醉神迷。挪威大使馆的网站上，有一张豪格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是一个温润纯朴的老人，戴着帽子坐在草地上，身后是起伏的山，身旁站着一匹白马，马儿低头亲吻他的头。他眼神安定、平和，微笑中带有一丝年轻人的羞涩。
豪格是极少数如艾米莉?狄金森那样深居简出的诗人，一生从未离开过家乡，更不曾远行。然而借助纸上的旅行，他坐在北纬61度的家中，却到达了许多地方，与不同国度的人们相遇。但最让他醉心神往的，恐怕就是中国。
1931年，21岁的年轻园丁豪格在一本名为《除草手册》的小册子里抄录下三段《道德经》中的语录。从那时起，他便为中国哲学所吸引，但真正接触到中国古典诗歌，则要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1961年出版的诗集《在老鹰的草丛上》中，收入了两首写中国古代诗人的诗，一首是《屈原的故事》，另一首是《致李白》。1962年，豪格得到一本企鹅版《中国诗选》，那是第一本在西方广泛发行的英文中国诗集。他在日记中说。那年整整一个夏天他都沉浸在这部诗选中。
如今，他的诗终于来到中国。豪格的第一本中文诗选《我站着，我受得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挪威汉学家哈罗德?勃克曼、诗人西川和勃克曼的妻子刘白沙共同翻译。在2009年2月28日的新书发布会上，挪威驻华大使司文先生说，奥拉夫?H?豪格从没有机会拜访中国，但他的诗歌受到中国诗歌很大影响，他的诗作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是一大快事。
翻译豪格的诗并不容易，因此当勃克曼决定要把豪格的诗带到中国时，刘白沙觉得他是疯了：“豪格的语言比较难懂，他用的是基于古老方言的西挪威语，而且勃克曼要将其翻译成并不是自己母语的中文，难度更大。”在奥斯陆大学访问的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向勃克曼介绍了中国诗人西川。勃克曼联系到西川后，又专程与他见面。在勃克曼西方式的坚持下，豪格的“中国之旅”真正启动：勃克曼与刘白沙将诗粗译成中文。然后交予西川加工。四处旅行的西川将译稿随身带着，机场、飞机上，旅馆里，他一次次打开手提电脑，一次次斟酌词句，与豪格交心。逐渐地，西川认识了豪格，他在译后记里写道：“豪格的诗歌带给我感动、惊讶和惊喜，甚至与我内心中的某些东西深为投契。”
与陶渊明神交
诗选中收纳了豪格1946-1980年出版的7本诗集中的80首诗。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历史的顺序，呈现出豪格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从象征主义到具体诗，从个人化到非个人化的诗学历程，然而，他又无时无刻不是摆荡在自然景色与梦境之中。
自然之美经常出现在豪格的诗里，然而现实中，他也为季节流转、天气变化担忧。豪格子承父业，守着父母留下的一个小农场，以种果树和为邻人们做园艺活为生。他终日在土地上劳作，日子过得简单朴素，有时甚至颇为艰辛。在北纬61度种植苹果树堪称美事一桩，但收入可怜。说起来，豪格做果农也算学有所用。19岁时，他进入当地的园艺学校，学习了3年后，又在国家农业学院和一家实验农场当了4年的学徒。从童年起，豪格就饱读文学书籍。
他经常出入当地的公共图书馆，并且和图书馆员Magnus Hakestad结成很好的朋友，Magnus Hakestad借给小奥拉夫许多书和期刊，两人还常常在一起讨论。豪格的舅舅在美国住了很多年，也时常给他寄一些美国的文学作品。书本以外的知识，则来自他人的所见所闻，那些外出工作的建筑工人，也包括他爸爸(在成为农民之前)，带给他各种来自“外面的世界”的新鲜知识。
豪格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和德语，又自学了法语，他将许多西方诗人的作品翻译成挪威语，比如叶芝、保罗?策兰、荷尔德林等等。事实上，豪格的诗吸取了各种文化的营养，不但受到西方古典和现代文学的滋养，而且涉猎了不少中国和日本的诗歌。
豪格在诗中说：“好诗/应该有茶叶的味道，/或者生土与新柴的味道。”(《我有三首诗》) “干完活可以煎腌肉，/读中国古诗。”(《平常的日子》)诗里对中国的提及并不偶然。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简洁之美兴趣颇深。受到中国古诗的影响，豪格后期作品呈现出简短而直接的风格，许多诗短小如日本俳句，寥寥数笔，但蕴含着许多思想和哲理，如《大铁锤》《锯子》等。在诗人西川看来，这样的诗在西方诗歌语境里够极端：语言平易，诗思机智，诗意盎然。
豪格在幻想中与陶渊明神交：“假如有一天，陶潜来看我，我要/给他看看我的樱桃树与苹果树。/他最好春天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阴凉处坐下，喝一杯苹果酒。/我可能给他看一首我的诗/――假如我找得到他喜欢的诗。/今日飞龙在天，留下毒物与浓烟/在他那个时代，龙飞的声音更轻些，/有更多的鸟儿啾啾叫。/我这里没什么他不能理解的事物。/他可能想隐居在这样的小果园，/但不知他是否会避世而问心无愧。”(《陶潜》)西川说：“在读了他一定数量的诗歌以后，我把他看成我们中间的一员，而他自己似乎也这样看。”
新书发布会上，西川在台上也朗诵了几首书中的诗，其中就有上面这首。他背后的大屏幕上是活动的海报，上面的豪格在果园里，身着白色衬衣和开襟毛衣，头戴一顶帽子，正在搬一架大梯子，身后的果树枝叶茂盛。这就是豪格生活中的样子。诗集的译者之一刘白沙曾在1986年拜访过豪格的家：“他的屋子布置得非常简单，但家里到处都是 书。他生活得很简单，就是每天劳动的一个人，但心却走得很远。”
一线微光。一滴露水
生活中许多稀松平常的小事，在豪格眼里都显得格外珍贵，自然，他用诗的语言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琐碎的经验保留下来。豪格关心着寒秋里未摘的苹果，眷恋于冬天早晨暖烘烘的屋子，沉醉于大海的深邃与寂寥，也感叹季节的降临和消逝。每一件事物，无论微小还是宏大。都在他的笔下发出熠熠光辉。豪格的许多关于日常生活经验和自然万物的诗都通过对极细微处的观照，创造出一片平静安详的天地。那种感觉，就像《树叶小屋与雪窟》那首诗中写到的，这些诗句“仅仅是，几个词儿，偶然地，叠在一起”，但读诗的人却好像“临时有了间小屋”，温暖而安全：“想到幼年的树叶小屋：/我们爬进去，坐下来/聆听雨声，/知道荒野里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感到鼻子与头发上的/水珠――/或者是圣诞节时的雪窟/我们爬进去，用一只黄麻袋/封住通道，/点上蜡烛。在寒夜里/我们留在那里。”
豪格的诗还有很大一部分探讨的是人生和真理，富有洞见，甚至颠覆而创新。人生路上，他是一位孤独而固执的逆行者，“在人迹不到的路径上你漫游了多年，/终于抵达了高处”(《在高处》)，“你看，我站着。/你看，我受得了。/你看，我还是会站在这里。”(《你看，我站着》)这样的不妥协随处可见。而在对真理的探索中，他发现真理是“一只易惊的鸟”，他说“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只要“一线微光，一滴露水，一点点”，便足够。
豪格的人生经验并不复杂，他和母亲在一起住了很久，晚年结识了热情的女艺术家布迪尔，卡普兰。卡普兰非常喜欢豪格的诗，主动追求豪格，与他通信很久。两人逐渐发展出一种密切的关系，在1978年结婚。
1994年一个寻常的下午，86岁的奥拉夫?H?豪格静静地坐在家中一把椅子里，没有任何迹象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葬礼仪式过后，一辆马车把他拉上山。每个人都注意到，一匹小马驹在马车旁欢快地跟着它的妈妈和棺材跑了一路。
卡普兰在整理豪格的遗物时发现他从15岁起就开始写日记，坚持了整整70年。这些日记分5卷出版，有4000多页，成为挪威已出版的最大部头的日记集。在豪格的家乡，人们每年都为纪念他举行盛大的节日聚会，许多挪威的青年诗人来到乌尔维克，使这个北欧小村庄变得异常热闹。
豪格曾经在诗里幻想，“我在中国的地位很高”，这句话今天读起来，不再那么痴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