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阅渎东篱的诗，就完全可以想象他农村人的背景，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奋不顾身的投入，他对爱情的追逐以及对女人心事的体贴入微乐此不疲。他对文字从来不是若即若离而是水乳交融，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从来不是粉饰作态而是和盘托出。当然这是一种多少夹杂着一些自恋的自信，但他用这种写作坚定不移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每个人的写作都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准确点说，就是忠实于他自己所感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可变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我崇尚一种简朴的抒情。”
东篱就是川这种方式简洁明快的抵达了他的真实。然而当我细读文本，却义发现了若干的疑之处。
例如为众多诗友称道的组诗《跟悔子有关》，诗表面上是对某一性格和身份的生活再现，洗澡，吃羊肉串，出嫁，五月十八日，丰满的细节干坚决的写实化叙述使读者很容易将文本真实同生活真实混同为一。但是当我们沿着“真实”的路径继续追寻时，就会轻易地发现这不过是一种诗人对某种自我的模仿，“梅子”恋人的身份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诗人的伪装。诗人以恋人的身份扮演门已，赋予了他在现实世界里不可能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恋人”只是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面具”，在这张面具下，诗人的自我可以同时置身于内而为恋人，也可以置身于外而为叙述者甚至游戏者。这个角色既在“面具”的伪装下行事，又在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将“面具”揭示为似象，从而暴露门己的真实身份。在此，而具当然是对人物的一个限制，但它同时也是对人物的扩张，因为人物必须把他自己虚构成别人以便超越他自己。正是这个亦此亦彼的同时性造成了艺术的双重化，而双重化起到了自我揭示和自我解释作用。也就是说，和他的很多诗，如《我每天都要经过抗震纪念碑》《爱上个写诗的女子》一样，这组诗里所谓“现实”，不过是东篱的抵达虚构的一种诡计。
尔篱主张“抵达现实”，而“现实”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仅是他在诗中呈现的粗朴语言、日常意象、切身体验，如果“现实”就是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的“口子”，那么，就无法将自己真正的同他反对的写作区分开来，尽管他的反应是真诚的。
尔篱还认为“现实”就足“重视他自己所感受到的或眼中所认为的现实，这个现实应当是复杂的、矛盾的、具体的、细节的、鲜活的。……必须由单纯的形而上转而面向形而下，由单纯的灵魂的东西向形象的吃喝拉撒睡等日常生活方面扩张”。如果说这就是“现实”和对现实的抵达，那么，那些撒娇派和“私人化写作”，他们也无不是忠实地展现现实给予“我”的感觉，这种感觉于别人或许是一种虚幻，但对言说者。却未尝不是最真的真实。
所以，东篱以平民、日常、庸常命名的“现实”，也只能算作大多俗人身在其中的“现状”的一种，我觉得，既然承认了诗人凡夫俗众的原形，就没有必要只认为自己所置身的、所感受的才是“现实”并进而去否定其他的写作(尽管我也不喜欢)，这充其量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尽管俗众的人数的确众多，也不能因此说只有表现他们才是“现实”。
可见，在东篱貌似清晰坚决的诗歌主张中，其实充满着悖论、含混和吊诡。但是，他溯求的行为和过程，却提出这样一个有价值的问题：“现实”的确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只能抽象普遍，另一方面却必须感性具体，“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悖论，或者说，“现实”是什么，这是一个悖论。
一方面，如果要抽绎东篱诗的共同叙事基质，日常生活便赫然而出。铺叙日常生活中人的物欲、人情成为东篱诗歌中内在主题话语。而日常生活的主体便是大众(平民)，因此东篱的日常生活叙事也便成了民间叙事，对民间精神的把握正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叙写中。但是另一方面，在东篱的诗里，日常、生活、“现实”的实质又仅仅是虚构，是隐喻。诗歌是通过语言世界的表演去表达不可说的东西，虚构和比喻因此“变成了显示双重意义的一个中介”，成为一个自我塑造和创造世界的范式。也使他的诗歌富有了“似与不似之间”(宋?梅尧臣语)的双重意蕴。
“虚构”在东篱那里并不是一种自觉地选择。在东篱的诗中，有很多实存的地名，唐山，廊坊，石家庄，新华道，红旗大街；也有许多实存之境，文化路的合欢，抗震纪念碑，大钊公园的雕像，百货大楼，2路车。但是，这些写实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呢?这些实存在对“现实”生存的揭示上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呢?
虚构不是简单的幻想，或者对自我的沉迷，而是一种更重要的把握，它超越现象，也超越理念的束缚，虚构提供的力量可以使尘滓沉淀，使迷雾散去，从而露出最本质的部分。苏童说：“虚构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它更多是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导致你对世界和人群产生无限的欲望。”一个优秀作者的虚构的光芒体现着一种个人的创造力，世界在这里处于营造和模拟之间，亦真亦幻，人类的家园和归宿在晨光熹微之间，同样亦真亦幻。一个人瞬间的独语于是成为了别人生活的经典，一个人原本孤立无援的精神世界通过文字覆盖了成千上万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