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辛亥革命这一课题，以往许多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著作，都作过较详细的叙述，辛亥革命史专著也出版有多部。但杨天石著《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一书，还是有其鲜明特色。书后附录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三篇论文，更使此书增添了理论色彩。
全景式展现历史背景
《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凭靠作者丰厚的积累，全景式地叙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和革命过程，尤其侧重于辛亥革命历史背景的剖析。全书共11章，却花了10章的篇幅，透析清政府这个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怎样走向灭亡，也就是中国的帝制是如何终结的。这正是晚清政治史的根本线索。书中大致从三个层面进行剖解。
一是清廷为了挽救自身的衰亡，曾经从政治体制内部进行改革。但戊戌百日维新迅速被政变所扼杀。庚子之变后，清王朝实施新政，作者肯定了“新政是具有现代化性质的进步改革”。新政进一步发展，是预备立宪。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确定了召开国会的年限，最后又成立“皇族内阁”。书中结论为：“清廷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以实行宪政为改革方向，但是满洲贵族最关心、也最感兴趣的是加强君主专制制度。”
二是清末推动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维新派――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戊戌政变后，康、梁曾试图求助英国、日本，帮助光绪皇帝重新执政。他们在海外组建“保皇会”，开展活动。梁启超与革命派有过合作，但迅速分裂。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维新派成为立宪派。他们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中活动，要求速开国会，多次请愿，与延宕召开国会的清廷矛盾激烈。武昌起义发生后，立宪派转向革命阵线。
三是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派和民众抗清势力。孙中山创建兴中会，黄兴等组织华兴会，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后来有同盟会的创建。同盟会组织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清末各地会党反清活动活跃，各地人民开展收回利权活动、保路运动、保界拒约运动纷起。同盟会在各地新军中开展的工作，和长江流域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为武昌起义的发动成功奠定了基础。当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是此书叙述的主线。
《帝制的终结》对这三个层面所做的详密叙述和剖析，包括这三者各自内部的矛盾(包括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包括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与清廷之间的对立)，展现了清王朝面临崩溃，体制内改革无法成功，和革命浪潮此伏彼起，波澜壮阔，并终于胜利的政治图景。
概要勾勒革命过程
《帝制的终结》一书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南北议和、列强动态、民国建立和清帝退位六节为数不多的篇幅，简要明快地勾勒了辛亥革命的过程，要言不烦，但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辛亥革命的大体轮廓。
此书展现革命的进展，划分条理清晰，叙述层次分明。以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一节为例，书中将至11月27日四川省军政府成立为止的49天内，内地宣告独立的14省，分为通过武装起义实现独立和未经武装斗争而和平独立的两类，再加上尚未独立的北方几省，正组织或酝酿起义。对这几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情况分类叙述，既免除了纯粹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的零乱，又体现了历史进程的内在理路，条分缕析，有利于读者按逻辑记忆。
书中对南北议和过程简要的叙述中，突出了袁世凯从一开始(10月下旬)即通过刘承恩向黎元洪提议“和平了结”，袁世凯进京后又向唐绍仪暗示，政体可以变更。其后，袁派唐绍仪南下与民军方面和谈，同时逐步向清廷施压，接受改变政体的要求和条件，直到逼清帝退位。另一方面，书中又揭示了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的公开谈判，和清军将领段祺瑞授意廖宇春与南方黄兴授权的顾忠琛之间的秘密谈判，同时进行的情况。
此书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一方愿以和平方式达到推翻帝制和将民国总统大位让与袁世凯的苦衷，作了中肯的叙述和分析。书中引述孙中山的话：“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言兵。”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推翻清廷，“胜于用兵十万”。书中也叙述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中断南北和议，否认唐绍仪与伍廷芳达成的协议，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曾准备北伐。然而，南京临时政府北伐之所以无法进行，主要在于财政困难。这是从历史事实出发所做出的结论，区别于多年来的所谓资产阶级软弱性的空泛分析。
书中肯定辛亥革命的和平结束：“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和平转移政权，社会基本稳定，安堵如常，没有革命通常所不可避免的大规模的流血、牺牲破坏和杀戮。它是一次胜利迅速、代价很小的人道主义的革命。从这一意义上说，在世界革命史上，这是少见的例子。”
深刻揭示晚清政治思想新潮
与以往许多辛亥革命史著作，强调清末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从而中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思路不同，《帝制的终结》一书在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时，没有花篇幅去罗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料数据和认证资产阶级的形成。它强调晚清中国改良和革命的思潮发展，强调“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其中激进分子面对民族危亡和清王朝的黑暗腐败，在体制内改革无望的形势下，奋起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发动起义。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的发生。
《帝制的终结》一书深刻揭示了晚清政治思想新潮酝酿着辛亥革命的过程。晚清随着西学东渐，先是改良思潮逐渐发展，先进分子放眼向洋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继而主张变法自强，从模仿外国器物制作到模仿外国制度革新。而一部分激进分子看到，为挽救国家危亡，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满洲贵族把持的清王朝专制统治，坚决选择革命道路。书中对清末政治思潮，包括维新改良、种族革命、民主主义等多种思潮的澎湃，各种报刊的创办，旧式科举的废除，新型学堂的创办，到国外留学的热潮等，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在阐述革命派活动的过程中，书中对革命刊物的涌现作了比较充分的叙述，特别突出了当时革命党人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民主主义的追求，并述及新军中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集聚。后来武昌首义和一些省份独立过程中新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都与此有关。
新思潮的传播与维新或者革命的道路选择密切相关，《帝制的终结》一书对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叙述比较细致，对双方在“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革命是否会招致内乱和瓜分等方面的观点主张逐一对照。有关要使中国走向富强，是在现行制度下进行改良，还是进行彻底的革命；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能否实行民主政治；是先发展资本主义以利经济发展，还是进行社会革命，限制资本主义发展，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这些理论问题，清末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书中所叙述的革命派与维新派论战的情形，至今仍能促动读者的思考。
《帝制的终结》一书对孙中山三民主 义思想的产生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阐发。例如，作者认为，孙中山和一般种族革命者不同，孙中山说：我们不恨满洲入，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这为后来提出“五族共和”奠定了思想基础。
《帝制的终结》一书论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了精彩的分析。作者认为，孙中山盛赞马克思的学说，尊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但孙中山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中国患贫，现代实业不发达，因此，要允许资本主义的适当发展，不能提倡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无产阶级专政)。
创新探讨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成分
《帝制的终结》一书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既有对新史料的补充，也有许多观点富有新意。书的前言和书后附录的论文中，对辛亥革命史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更有画龙点睛之效。作者最突出的学术见解，是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领导者的分析，突破了长期以来的传统定见。过去通常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此书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
作者分析：中国的辛亥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特点有：1、革命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2、这场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救亡图存为第一紧急要务；3、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发展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革命者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或主张节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观愿望，是使革命成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三合体”，而“就这次革命的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作者认为，他们“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不少人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社会革命，大骂资产阶级。书中说：“将大骂资本家的思想家定义为‘资产阶级’，是不是有点冤枉?”他主张，称这批革命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
此书反对将孙中山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孙中山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定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此书作者反诘道：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会冤枉孙中山的。孙中山曾明确表示，中国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孙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孙中山生前还表示过，要当“工人总统”。所以，如果定孙中山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一定会起来反对，“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
《帝制的终结》一书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对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和孙中山社会成分，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给人以启迪，发人深思。
现在史学界的成果，或旁征博引，偏于严肃，或为追求生动，不顾史实，甚且编造情节。《帝制的终结》是一部简明辛亥革命史著作，它在提高与普及的结合方面做得较好。此书一方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它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作基础，落笔言必有据，每一章后的大量注释，多为第一手史料，间有转引其他研究成果者。同时书中提出许多学术见解，富有新意。另一方面，此书又直接面向广大普通读者，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帝制的终结》一书深入浅出地写史，书中引述原始史料，都穿插在作者的叙事中，简短扼要，很少长段引述，避免了冗长累赘。个别极端重要的史料，引述一段，加以解读，既阐释了作者的观点，又便于一般读者的理解。例如：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议和成功。清廷被迫退位发布的诏书，书中引出了其中一大段，紧接着，作者作了解读。其中写道：
“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这一原则适用于古往今来的一切居高位的、掌权的统治者。在“一姓尊荣”和“兆民好恶”之间，要以“兆民好恶”为去取，“厌乱望治”，“天下为公”，前者表达人民的社会期待，后者提出了根本的执政原则。“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更表达了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和谐、国家统一的愿望。
这一解读，既表达了作者对清廷退位诏书中这些语句的肯定，也阐发了这些语句中的政治哲理。
对辛亥革命的研讨和认识犹待深入
过去，为了突出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开天辟地”意义，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其实，辛亥革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开端。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承前启后最伟大的转折点。这不仅是中国结束帝制转变为共和制的新纪元，也是亚洲各国最早实现共和制的新纪元。对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犹待进一步深入研讨和认识。从这一角度看，阅读《帝制的终结》一书，对了解中国推翻专制主义的清王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历史过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帝制的终结》一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如：书中有关辛亥革命史的最关键部分，即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一段的内容，所占比重过小；对立宪派与清廷的矛盾，和武昌起义发生，革命高潮兴起后立宪派转变立场，与清廷决裂，拥护共和的叙述，似有不足。
还有，书中有的提法可再作斟酌。例如，对武昌首义后清廷对策的判断，书中认为：“清廷为消弭革命不得不作出若干让步，但是，核心权力和利益却是不肯退让的，所以《宪法信条》中还要强调：‘大清国皇统万世不易’。”诚然，这一条确为清廷颁布的“十九信条”中首列一条。但“十九信条”中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位的继承由宪法规定，宪法的起草议决和修订权在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军队的使用、国际条约的缔结，财政预算开支包括皇室经费等，均由国会议决。这些关键性的规定，均与此前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将立法、司法、军事、外交、官制制定和官员任用等一切重大权力都列为“君上大权”，已然迥异。前后这两个宪法大纲，形式上同为君主立宪，但一为模仿日本天皇专权的模式，一为模仿英国虚君共和的模式，性质不同。武昌首义和一些省份纷纷独立后，清廷下罪己诏，取消皇族内阁，做出各种让步，以至颁布“十九信条”，应该说，对其“核心权力和利益”已经开始做出让步，基本上满足了立宪派的原先的宪政要求。袁世凯说，“按十九条，便非立宪，纯是共和。”一意想“效英之存虚君”的梁启超说：
使彼(指清廷)数年以来稍有分毫交让精神，稍能布诚以待吾民，使所谓“十九信条”者能于一年数月前发布其一二，则吾民虽长戴此装饰品，视之如希腊、那(挪)威等国之迎立异族耳，吾知吾民当不屑断断与较者。而无如始终不寤(悟)，直至人心尽去，举国皆敌，然后迫于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颁布“十九信条”时，各省已纷纷独立，立宪派也已站到革命派一边，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已是众望所求、大势所趋了。所以，“十九信条”的颁布，很难说是清廷不肯退让其“核心权力和利益”，问题在于它公布得太晚了。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