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罗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一、本书的构造
《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作者从历史的视角，来阐述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不同帝国的文明进行了对比。本书分为七章，我把这七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部分，在这一章，作者指出“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同时指出，文字发明以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记忆，诗歌有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等等。第二个部分主要介绍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等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必然给帝国的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应当不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部分，主要介绍作为媒介的羊皮纸、纸张和印刷机在帝国发展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一些消极影响。作者将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而不断进行着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随后，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来了，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苏格拉底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语词，更好的讲话，希望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
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需要结构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体现在史诗的演变之中，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的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而这些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权个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到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第三个方面是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的调整，这也是口头传统的力量。贵族不再凌驾于民之上。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然而，希腊的散文战胜了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所谓的“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帝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放大为媒介的决定作用，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认同的媒介的决定作用，例如，作者认为，“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
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了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中间机构”“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纸莎草的供应源源不绝，称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等等。归结为一句话，“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强大的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并且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当任何一方被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被推向极端后，就成为了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力媒介推向极端后，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 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说，解决了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解决了时间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的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说，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宗教和时间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一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过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将出现问题，应当平衡好时间和空间问题。
独特的写作视角
纵观整本书，我们发现，作者通过历史记述的方法来细细描述帝国文明的兴衰。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通过这种独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而“这种方法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境中去，从内部区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一个环境的许多侧面。
篇二：大盗贼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本意是要写一部帝国经
济史的著作，但是这本书却成为了传播学中不朽的著作。在本书开头的序言中，麦克卢汉曾
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
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初看《帝国与传播》，就好像是在讲述西
方的上下五千年，因此完全被浩瀚的历史和伊尼斯宏大的历史学识的所震撼。我不再是仅仅
身为后代人的历史旁观者，他带领我从另一个角度，即媒介决定论的角度看历史。看到后来，
我发现伊尼斯笔下的帝国史其实“不是事实的编纂，而是对生命动态过程的洞见”。他就像是
拿着放大镜看历史，用显微镜“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细微的考察，进行深入的检
视”。意在揭示文明兴衰的原因。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的研究方法，称赞它是“能够从内部也
能够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
1.《帝国与转播》作者简介以及内容简述
1.1作者简介
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等书，以及传播学的经典《传播的偏向》和《帝国的
传播》。
1.2内容简述
《帝国与传播》是一部讲稿，共６章，成书出版时，补写了一篇绪论。书中叙述人类传
播起源与发展的历史，纵横几千年，跨越几万里，涉及埃及、巴比伦王国、口头传播与希腊
文明、文字传统与罗马帝国、羊皮纸与纸张、纸张与印刷机。作者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
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他所研究的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
规意义上的帝国。作者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
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
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帝国的更替
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使用媒介不断改变的历史。媒介材料的不断改变，是不同帝国，不
同时代间的分别。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扮演的角色，并且对不同的文明进行对比。“任何媒
介（即任何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人和一种
延伸，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2.帝国与纸张
2.1文字传统与空间偏向文字传统主要是指倚重记录在介质上的记录，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媒介的一种传统。通
常情况下，在人类社会文明的最初阶段通常是 以语言传播，人际交流为主的口头传统。而随着民族的扩张壮大，其传统必然改变，从
口头传统向文字传统的演化是必然的趋势。当国家的领土过大后，帝国的统治者所要求的是
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巩固自己的统治，通常情况下大帝国所拥有的广阔领土，难以凭借语言间
的交流来完成了，虽然口语交流具有表达感情丰富，易于理解等优势，但是他不可保存，易
于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度高，缺乏稳定性的问题是在非现代化设备的条件下无法克服。而书面
词，所书写下来的文件，便于保存，并且不易失真，可有效地克服帝国在空间上的缺陷。 文字传统所要依靠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样的帝国可以集中行政管理军队，领土
扩张和法律，但是却要牺牲贸易和国际经济。比如，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字传统历史，在中国
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一直担任着至关重要的国家统治工具的角色，我们的帝国在体制
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帝国在统治时通常采用
文官制度。罗马奥古斯都时期建立了文官制度。恺撒曾经任命获得自由的能够识文断字的希
腊奴隶充当罗马的铸币官员。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文字传统与口头传统不同的一点是口头传统重视时间，口头传
统重视个人的价值，强调人与人的交流，而文字传统则重视各类规则、体制，它所重视的是
稳定，它忽略个人的需求。注重古代圣贤人的教育而忽略，而忽略的变化发展，创新求异。
往往重视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在文字传统的帝国往往忽视了思辨，
时代的差别在书面传统国家看来并非主要问题，对辽阔国土的稳定统治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因此新生事物往往得不到重视，而人
类的个性，至乎于人权等概念与广阔的空间比起来也变得微不足道了。
2.2文字传统与纸的密切关系虽然最初的文字的载体有岩壁，有龟甲兽骨，有泥板等各种各样的载体，但是最终各大
文明基本都殊途同归最终选择制作为文字的承载体。纸，由于(转自：wWw.DXf5.Com 东星 资源网:传播的偏向读书笔记)其特有的性质，非常适合于文
字的书写，以及携带和保存。纸的出现为文字传统国家的传承提供最好的媒介。 纸张上面的文字传统的文明。在中世纪的时候虽然欧洲的文字载体仍然是纸，但是却是口头传统复苏一个时代，其中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纸张，中世纪所使用的纸张以羊皮纸为主，在十五世纪以前由于经济的因
素，纸张不能大量用于书写，昂贵的羊皮纸，以及繁重的抄写工作导致了教廷的知识垄断，
而俗世由于知识、纸张的缺乏，口头传统出现了回归，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僧侣世界
的统一和俗世却处于大分裂状态的景象。建立在羊皮纸上的知识垄断诱发新媒介比如纸的竞
争。强调空间的重要性，民族主义君主制的发展说了这个问题。政治组织的指示垄断倚重纸
张，一种都市的工业和贸易。这两种知识垄断的融合，使法兰西帝国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增加
了。从伊尼斯书中的观点来看，他并不认为羊皮纸是一种是适当的文字传统的载体，并不是
一个倚重空间的载体，这是由于羊皮纸的昂贵，长时间保存的特点，他把羊皮纸算作一种倚
重时间的问题，因此羊皮纸所适合的是宗教性帝国的统治。
3．帝国的血管——道路道路在帝国的统治过程中就好像血管一样，维系着帝国庞大身躯的正常运行，各类文书，
信息往来于不同的地区之间，支撑着整个帝国的统治，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是否善于行政
管理，能否建立建成一个传播体系，在帝国的统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波斯帝国修筑的全长
1677英里的“御道”，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仿照波斯建立了一套驿站接力的邮路以及中国延续
了几千年的驿道、运河、丝绸之路的传播体系，都为帝国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驿路的
出现缩短了空间距离，篇二：贝卡利亚读书笔记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贝卡利亚其人
切萨雷·贝卡利亚，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1738年3月15日生
于米兰，于 1758年9月13日毕业于帕维亚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回到米兰，加入当时很时
髦的一个文人俱乐部“被改造者学社”，在那里相识了民主主义者，经济学家彼德罗韦里，而
后又加入了韦里在家中成立的“拳头社”。1762年7月，贝卡利亚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论米
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此书为当时的金融改革做出了一定的理论贡献，贝卡利
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从1763年开始，贝卡利亚打算写一本主题是对刑事立法批判的书，而此时给与贝卡利亚
主要帮助的是韦里的弟弟，担任过“囚犯保护人”职务的亚历山德罗。到1764年7月16日，
散发着油墨芬香的样书摆在了贝卡利亚的面前，样书既未署名，也没有印上出版社的名字，
只是赫然印着那个后来震动全世界的响亮书名《论犯罪与刑罚》。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具有宝贵的精神价值，正如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书评中所写到的一样“《论犯罪与刑罚》这本小书具有宝贵的精神
价值，正如服用了少许就足以缓解病痛的良药一样。当我阅读它时真感到解渴，我由此相信
这样一部著作必定能清除在众多国家的法学理论当中依然残留的野蛮内容。”全 书洋溢着伟
大的人道主义气息，在此书中，贝卡利亚深刻的揭露了旧刑事制度的蒙昧主义本质，依据人
性论和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明 确提出了后来为现代刑事制度
所确认的三大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并且呼吁废除刑
讯和死刑，力倡无罪推定。此书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宗教和 保守势力的惊慌和攻讦，有人因其不敢署名而指责他的
懦弱，说他“只希望做人类的保卫者，但不愿为此做殉道者”。但《论犯罪与刑罚》的出版给
贝卡利亚带来的 更多是赞扬，敬佩和拥戴。伯尔尼的爱国者协会在尚不知作者是谁的情况下
就向作者授予了金质奖章，70多岁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读到它时，称道“作者是我们的兄
弟”“贝卡利亚是一位仁慈的天才，他的杰出著作教育了欧洲。”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
逊在起草《人权宣言》时，曾引用了《论犯罪与刑罚》意大利版的26处摘要。此书也不断的
再版，据估计，在18世纪末，《论犯罪与刑罚》的各种版本不下60种，成为自《圣经》以来
译本最多的著作之一．．．．．．由于《论犯罪与刑罚》的成功，1768年11月奥地利女王专门发布了一项命令，授予贝
卡利亚米兰宫廷学校（伦巴第地区与帕维亚大学齐名的另一所高校）经济贸易教授的职位，
并规定其讲座是一切经济和金融专业的学生的必修课。1771年他被任命为米兰公共经济最高
委员会委员，1785年米兰公共经济最高委员会被归为政府委员会，职权扩大。委员会划为7
个部，贝卡利亚被任命为第三部的负责人，主管农业，工业，商业，后来被调任第二部，主
管警察，法庭，监狱和管教所。1791年他成为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的成员，而后，于 1794年11月28
日因中风在米兰的家中病逝，享年56岁。 《论犯罪与刑罚》
一. 刑法的起源与犯罪的本质——社会契约 无疑贝卡利亚接受了卢梭社会契约论，认为刑法的起源，惩罚权的形成是公民个人自由
权的出让，犯罪只不过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 贝卡利亚从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刑法的起源是公民个人自由的出让，
在自然状态下，正如贝卡利亚写道“人类的繁衍尽管本身的规模不大，却远远超出了贫瘠荒
凉的自然界为满足人们日益错综需要而提供的手段，这就使一部分野蛮人联合起来。为了抵
抗者最初的联盟，必然又形成了新的联盟。就这样，战争状态从个人之间转移到国家之间。”
一样，人类规模的扩大，资源的稀缺，生存的需要，自然的丛林规则促使了国家的形成。然
而国家不幸的是，国家依旧不能把个人从自然状态的个人状态中解放出来，“离群索居的人们
被连续的战争状态弄得筋疲力尽，也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因
而刑罚和惩罚权便应任而生，“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人们牺牲一部分自由是
为了平安无忧的享受剩下的那份自由，为了切身利益而牺牲的这一份份自由的总合起来，就
形成了一个国家的君权。君主就是一份份自由的合法保存着和管理者。”但是，贝卡利亚同时
还指出，君主实行这种保管还不够，还必须保证它不受每个私人的侵犯，“这些人不但试图从
中夺回自己的那份自由，还极力想霸占别人的那份自由（犯罪本质）。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
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论如古时的混乱之中（刑法的目的）。这种易感触地
力量就是法律所规定的刑罚”（刑罚的来因）。并且贝卡利亚坚定的认为惩罚权是一份份最少
量自由的结晶，“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力。”此外在《庇
护》一节中，贝卡利亚从反面论证了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他写道“如果某个罪
犯对于其他的社会契约并没有造成破坏，那么它可以收到该社会最高力量的威吓，驱逐和排
斥，却不能收到依法律手续所做出的刑罚。法律只是社会契约的复仇者，而不是行为内在恶
意的复仇者。”（当然，现今国际法上至普遍管辖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对这种理论的创新
与发展）这一理论被贝卡利亚的同代人，被誉为“意大利的孟德斯鸠”的思想家菲兰杰里概
括为一句话“犯罪只不过是对社会契约的违反”，这句话被刑事古典学派奉为是对犯罪的经典
定义。
二.犯罪的原因是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统一 贝卡利亚打破了先前法学家所认为的犯罪只不过是个人恶意的观点，坚决地揭示出了社
会因素，诸如经济的贫富悬殊，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等社会因素亦是犯罪的重要根源。在书中，贝卡利亚指出“欲望促成健忘，即使是对一些最紧要的事物，这种健忘也是自
然而然的，死刑所给与的印象是取代不了的”她虽然强调了个人欲望对财富，名誉，地位的
追求，对肢体的愉悦的满足与泛滥是个人犯罪重要诱因，甚至是连死刑也无能为力，但贝卡
利亚更强调了各式各样社会因素在个人犯罪的过程中的催化作用。贝卡利亚借用盗贼和杀人
犯的口吻说道：“我应该遵守的算是些什么法律阿！它在我和富人之间设置了一道鸿沟。富人
对我一毛不拔，反倒借口让我常受他们所没有尝试过的痛苦。这是谁制定的法律呀？是富人
和权势者。他们对穷人阴陋的茅舍从来不屑一顾，他们眼看着儿童们在节中哭嚎，妇女们在
伤心落泪，却连一块发霉的面包也不肯拿出来。我们要斩断这给多数人造成灾难并为少数懒
惰暴君服务的绳索！我们要向这不平等的根源开战！我将重新恢复自然的独立状态，我将以
自己的勇敢和辛劳来获取一定时间的自由愉快的生活。也许痛苦和忏悔的一天终究会来临，
但那是短暂的，在度过多年的自由和享乐的生活之后，我会有那么一个烦恼之日的。作为少
数人之王，我将纠正命运的荒谬，让那些暴君在被他们的奢侈侮辱的还不如他们的马和狗面
前，面如土色，失魂落魄。”社会的贫富分化，底层劳苦大众痛苦的扩大化和上层社会的冷漠与暴虐，社会现实的严
重不平，是穷人们渴望以自己的勇敢和辛劳打破原有的社会契约状态，即犯罪，来摆脱现实
的痛苦和烦恼，以获取一定时间自由愉快的生活。接着贝卡利亚从功利主义的理论视角，论
证了个人犯罪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做出的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他写道“一个人如果
发现它将在生活于自由之中的本国公民的眼下，在苦役和痛苦之中，度过许多年岁甚至整整
一生，成为曾经报复过他们的法律的奴隶，那么，它将这种结局to能够成败未卜的犯罪，同
他可能受到的暂时的痛苦进行有益的比较。”一样，一旦穷人们发现现实带来的只有苦役和痛
苦，那么他们也就会屈从犯罪所带来的意识愉悦生活的一线希望，进而铤而走险，即犯罪。
并且“斩断这给多数人造成灾难并为少数懒惰暴君服务的绳索！我们要向这不平等的根源开
战！”的信念充斥着那些几乎忘乎所以的罪犯的头脑，“它教给他去做一种简单的忏悔，并告
诉他长时间的幸福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对悲惨结局的恐惧。”因而犯罪不
可避免。
三，衡量犯罪的标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贝卡利亚在其著作的第二十四节《衡量犯罪的标尺》中，开门见山的写道“我们已经看
到，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并且在此结论之上，他对历史上
之思想家法学家对衡量犯罪的几种错误标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首先，他批驳的观点是一犯罪人的主观意念为犯罪轻与重的标准。他认为因为主观意念
具有不确定性，人们主观意念的千差万别，因而以犯罪时的意念作为定罪的标准，不仅由于
其缺乏更广泛意义上的可操作性，不足为取，更由于“如果那样的话，就不仅要为每个公民
制定一部特殊的法典，而且需要为每次犯罪制定一条新的法律。”而与其带来的巨大成本还不
如让犯罪进行，同时，有时因为 “最好的意图却对社会造成了最坏的结果，或者，最坏的意图却给社会带来了最大的好
处。”那么此种情况将会使是奖是罚无可适从。同时，贝卡利亚也对那种以“被害者的地位，而不是犯罪的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为
确定犯罪的标尺。他批驳道“如果这时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志尺，那么，同谋杀帝王的行为相
比，对大自然的失敬行为就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现实中，对自然的失敬行为在相当长
的历史时期却无人过问而对侵犯帝王行为的刑罚往往都一达到人之极限，批驳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贝卡利亚对那种“罪孽的轻重程度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的论调进行丢了激烈
的反击。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只是为了解决欲望的冲突的和私利的对立，
才产生了共同利益的观念，以作为人类公正的基础。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依赖于上天和造物主
的，只有造物主才同时拥有立法者和审判者的权利，因为唯独她这样做不会造成任何麻烦。”
而“罪孽的轻重取决于叵测的内心坠落的程度，除了借助启迪之外，凡胎俗人是不可能了解
它的，因而，怎能以此作为惩罚犯罪的根据呢？ 当然，从以上贝卡利亚对一些观点的批驳中，我们可以看出，贝卡利亚在某种程度上讲
主张以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作为定罪的标尺，而有些带有否定主观犯意在个人犯罪构成中
的地位，因而有失偏颇。但立足于宗教势力强盛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不可否认，为避免宗教
势力插手刑罚领域，贝卡利亚对一些主观标准的批判之伟大性。
四.刑罚与犯罪相对称——罪责刑相适应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二十三节的开篇，高声的宣称道“公众所关注的不仅是不
要发生犯罪，而且还关心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尽量小些。因而，犯罪对公众利益的危害越
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法与犯罪
相对称。”
然则，为什么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呢？对此，贝卡利亚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与了充足的
论证。从反面他认为，如果刑法失当，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反而会导致新犯罪的
增生。“如果说欢乐和痛苦是支配感知物的两种动机，如果说无形的立法者在推动人们从事最
卓越事业的动力中安排了奖赏和刑罚，那么，赏罚上的分配不当就会引起一种普遍反而被人
们忽略的矛盾，即：刑罚的对象正是它自己造成的犯罪。”不仅如此，刑法的失当还会严重导
致人们普遍法感情的伤害与损失，“这种感情是无数世纪和鲜血的成果，他们极为艰难的，缓
慢的在人类心灵中形成；为培养这种感情，人们还必须借助最高尚的动力和大量威严的程式”。
除此，他还从具体罪刑失当所带的适用刑法困难中对罪刑法定的重要意义进行了强调，“如果
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行为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
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从正面，他则从犯罪所构成的犯罪阶梯（在这两极
‘最高一级即是直接飞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即是轻微的非正义行为’之间，包括了所有
侵害公共利益的，我 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出发，认为刑
罚也应与此构成一座刑罚阶梯。他写道“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黯然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
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一个相应的，由最高到最弱的刑罚阶梯。” 在此之上，它对具体适用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有所论述，尤其突出了立法者的重要性，“立
法者像一位灵巧的建筑师，他的责任就在于纠正有害的偏重方向，使形成建筑强度的那些方
向完全协调一致。”同时，他再三强调了刑法阶梯与犯罪阶梯相一致在具体适用这一原则时的
重要意义，“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使最高
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
五.罪刑法定和刑罚的必定性与及时性 虽然贝卡利亚在其著作中没有单章论述罪刑法定这一现代刑法的根基原则，但在其著作
中无处不闪耀着罪刑法定的神圣光辉，“每个公民都应当有权作一切不违反法律的事情，除了
其行为本身可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它麻烦。”这一原则，既可解读为法不禁止
即自由，但在这本形式法学的著作中，我更相信作者将法不禁止即自由这一宪法政治理念注
入了刑法的机体，因而解读为罪刑法定也许更符合作者的初衷。与此同时，贝卡利亚着重强
调了其重要性“这是一条政治信条，他本应得到人民的信任，本应得到廉政地守护法律的，
高尚的司法官员的宣扬；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这是对人的
一种正确补偿，因为它已经牺牲了每个感知物所共有的，在自己力量范围内作一切事情的普
篇三：《作为文化的传播》读书报告
中国传媒大学 2013-2014 学年第 2 学期
传播效果研究 课程
题 目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书报告
学生姓名 彭继春
学 号122420050302013 班 级 新闻学院传播班 所属学院 新闻学院任课教师王锡苓 成 绩
《作为文化的传播》读书报告
第一部分：概述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产物的传播学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对传播学陆续的研究中，不乏有各家的深刻独到之言。而本文要介绍的是詹姆斯·W ·凯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由于国内市场的匮乏，原著很难买到。因此，本文选取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是2005年出版于华夏出版社，并且由丁未教授翻译的。
詹姆斯·W·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20世纪50年代正是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效果研究模式盛行的时候，詹姆斯凯瑞的传播学研究正是开始于这个时期，他深受约翰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认为类似于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模式是经院式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情加以验证，结果就是裹足不前，进而凯瑞找到了传播学的另一源头，即传播的仪式观。由此形成了凯瑞的一系列论文和演讲稿，进而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
《作为文化的传播》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传播与文化，第二部分为技术与文化。每个部分包括四个章节，在传播与文化这一部分中，包括：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对“大众”和“媒介”的再思考、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等四个章节。这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传播另一源流之传播的仪式观，并且提出了传播学研究的困境，以及文化研究之困境。而在技术与文化这一部分中，包括：电子革命的神话（与约翰·J·奎克合著）、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未来的历史（与约翰·J·奎克合著）、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等四个章节。这一部分，作者主要论述了技术的出现而导致的社会变迁，从而促使传播学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在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这一章节中，作者专门对英尼斯的相关著作及观点做了论述和评价，其论述方式和观点尤为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第二部分：有关传播学的相关思考
a)两种不同的传播概念：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
19世纪传播一词开始进入公共话语，对于美国文化来说，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播概念。詹姆斯·W·凯瑞在第一章节《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两种不同的传播概念，也就是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凯瑞深受实用主义哲学者创始人之一杜威的影响，因此，在开篇，作者就说“几年前我决定认真研读传播学著作，一位明智之士建议我从约翰·杜威开始。这是一个令我从不后悔的选择。”
传播是信息或讯息交换，是一种活动。大约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非语言的手势进行交流，这样的一种交流实际上就是一种讯息的传递和沟通。后来人们又通过进化用语言交流，随着人们所处的世界的日渐复杂，人们大脑的局限性使得他们不得不寻找储存于体外的记忆。于是，传播量的增加促进了传播媒介的出现。而这些传播媒介的出现同时又刺激着信息的传递，从而促进了传播活动的不断发展。
传播的传递观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是美国文化中最常用的一种观点。“传递观”源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它指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通常用“传授”、“发送”、“传送”或“把信息传给他人”来定义传播。了解到传播的传递观后，本文则主要重点解说传播的仪式观。
传播的两种概念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至宗教，事实上，在人类的史前史时期交流和技术就开始兴起，亚历山大·马沙克在《冰河期的艺术与符号》一文里，列举了一系列的史前石器和洞穴中的壁画。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人造物功能是仪式巫术，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造物，而马沙克则认为他们包含更多的信息。那么，对于此，我们先来看看詹姆斯·W·凯瑞对传播的仪式观的定义：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
1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凯瑞认为传播一词与“分
享”、“参与”、“联合”、“团体”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他认为这一定义反映了“共性”、“共有”、“共享”与“沟通”。那么，回到刚才马沙克的那篇文章，我所要论述的是其中提到的有关洞穴壁画的研究。试想，这种洞穴壁画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彼时的壁画大多数是与狩猎等有关。那么这种与狩猎有关的壁画就是对一种有意义的形象的制作，制作图画必定是有意图的。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必定是崇尚仪式的，他们很有可能经常将年轻人聚集于此，以举行传授狩猎技巧这样的仪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壁画作为一种有意义的符号，被人们加以运用并进行了传播。它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并且其目的是为了让团体共享意义，从而使他们拥有共同信仰，获得有效的沟通。这种情形和凯瑞所描述的传播的仪式观又何其相似。这也正应了凯瑞的话：“在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
美国的学术界对传播的仪式观向来不重视，而詹姆斯·W·凯瑞则以其独到的视角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事实上，不仅仅是古老的宗教仪式，还是现今的新闻事业，传播的仪式感一直都存在着。在凯瑞看来，报纸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1 詹姆斯·W·凯瑞著 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8月.
参加一次弥撒仪式。凯瑞说，在那种场合下，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正如现在电子媒介的兴起，微信、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呈现给读者的并不是单纯的信息，而是对这个多样化的世界的描述，它通过对现实的呈现，从而使得人们得到戏剧性的满足感。而人们使用这些新媒体就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它无时无刻吸引着人们不自觉地去强化自身的世界观。
对于凯瑞来说，仪式观之重要性无可辩驳。但是他也不否定传递观的作用。在凯瑞看来，仪式观并不排除信息传递和态度改变过程。传播学的发展不仅仅应该是对传递观的推崇从而陷入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困境。要解决这种困境，在凯瑞看来，则需要把传播看成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这也正为凯瑞传播的仪式观的发展找到了出路。正如威廉姆斯所说，社会生活不只是权利与交易，它也包括了对美学体验、宗教思想、个人价值与情感以及学术观念的分享——一种仪式的秩序。我想这也正是詹姆斯·W·凯瑞想要构建的传播的仪式观模式。
b)技术与文化：时间、空间与传播手段
传播被人提及，往往跟技术有关，而技术的形式往往通过传播媒介来表现。因此，技术在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播学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技术论者。其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哈罗德·英尼斯。詹姆斯·W·凯瑞专门为其写了一篇论文，即《时间、空间与传播手段》。
哈罗德·英尼斯是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鼻祖，他也是麦克卢汉的老师。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晚年研究传播学。他一生的事业以194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早期的英尼斯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后期的英尼斯则沉浸在从古到今的经济与传播关系的研究之中。其代表作是《传播的偏向》与《帝国与传播》。
在对传播媒介的探讨中，从早先的符号和象征物到人类发明了文字。文字各自的载体是不同的，有些是楔子，有些是纸草。而英尼斯则将文字与传播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英尼斯认为，媒介具有时间偏倚(time bias)和空间偏倚(space bias)这两种特性。前者是质地较重、耐久性强的媒介，如粘土、石头和羊皮纸等，较适于克服时间的障碍，较能长久保存。后者是质地较轻、容易运送的媒介，如纸草纸、白报纸等，较适于克服空间的障碍。在英尼斯看来，以口语传统为基础的文化，其占支配地位的媒介系统是时间偏向，其文化导向特征是以过去为中心的，它比较注重传统。而在以书面传统为基础的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媒介是偏向空间的其文化特征，它是以现在和将来为中心的。英尼斯认为人类传播媒介演进史，是由质地较重向质地较轻、由偏倚时间向偏倚空间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从石
头到莎草纸的过程，而且与人类文明进步阶梯相协调。
在英尼斯的著作中，渗透着各种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因素。仅从文化因素来看，文字的发展使得传播更为迅速和有效，而媒介的历史演进，则承载着不同时期的帝国在绘画、音乐、喜剧及舞蹈等方面的历史成就，而帝国的兴衰在这些艺术形式的表现中，也在书写媒介变迁的历史脚步。而对于传播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英尼斯认为，任何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能够改变社会体制的形态，常常转移权力中心。社会权力的竞争离不开寻求新的传播技术形式的竞争。于是，英尼斯就将控制媒介行为视为行使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一种手段。
英尼斯是推崇口语文化的，他认为口语文化不像书面文化那样会轻易被垄断。口语文化的力量在于说话是一种自然的能力，当说话和对话作为知识生产的来源时，因为它活跃于社会生活中，所以不会被完全占有。因此，英尼斯强调口语传统，他认为口语传统是强调对话、辩证法、伦理和形而上学，而这些则是现代技术的对抗力量。类似于印刷和电子以及现今的互联网技术，都是促进行政效率的媒介。因此，英尼斯认为只有通过坚持理性、民主与时间这样实实在在的对抗力量，技术的偏向才能得到控制。
有关于英尼斯的这一系列论述，在詹姆斯·W·凯瑞看来，英尼斯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历史的、经验的、阐释的和批判的学术型研究模式。而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英尼斯试图展现时间与空间真正的变迁，以揭示普遍理论不可靠的一面。对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的论述成为了英尼斯传播研究的独到视角。
技术的发展总是在一开始得到人们的追捧，而到后来却不断地被人们批判。人们创造出了技术，表面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类似于电报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概念一样，它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分享信息。但是，技术的出现总是最终束缚了人们自身，使得人们成为机械的原子化大众。对此持异议最多的也就是以阿多诺等为代表的批判学派的相关著作。当然，本文论述的重点不在此。我们回到詹姆斯·W·凯瑞对有关技术的讨论。他认为，与早期的印刷技术一样，电子技术偏向于维护某种类型的文明，即一个热衷于财富、权力和生产力，热衷于技术完美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强大社会。那么如何改变这种模式呢？凯瑞认为，通过英尼斯所指出的，应该可以减少现代技术的影响，从而培育艺术、伦理和政治领域，这样才能避免文化的消亡。
英尼斯有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建立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詹姆斯·W·凯瑞之所以推崇英尼斯的相关论著，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的主张。英尼斯最后的落脚点是口语文化，而口语文化正如一种神圣的仪式一样，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宣扬思想和艺术，这种形式和传统正与凯瑞传播的仪式观不谋而合。这也正是凯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