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十七年”宏大的时代环境中，凡是活跃在“十七年”文坛的女性作家的写作在“说什么”方面与男性无大差别，如表现出对主流权利话语的认同，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但女性作家其在“怎么说”方面却有别于男性的写作特质。本文一方面通过对“十七年”女性写作的矛盾语境的挖掘，另一方面通过对女性写作的矛盾体现的探讨，旨在揭示出该时期女性写作对主流话语的趋同而又疏离的矛盾立场。
关键词：“十七年”；女性写作；矛盾
中图分类号：I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1
荒林曾对女性写作有过这种看法：“女性写作要求重述女性自身，无论是孤独、恐怖、绝望、疯狂、失败、死亡甚至彻底物化，对女性经验的强调，介入真正妇女经验的深广度及其对应话语形式，可以说是衡量女性写作成熟与否的标志。”［1］ 在“十七年”中的女性写作存在着对主流话语既对话又矛盾的关系，在革命话语的底部，总有一层女性化的、令人心动的温柔底色，构成与表层的革命话语叠合着的、更为内在的“女性话语”。
（一）女性写作的矛盾语境
“十七年”的女性写作, 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某些时代的烙印。一方面是战争文化意识蔓延与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导致国家意志上的急功近利，女性自然处于弱势地位，二是社会条件上的客观限制，国家依赖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受到限制，女性由于独特的生理原因，导致对女性群体的轻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等礼教观念根深蒂固，女性的性别话语表达几乎不可能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政策上妇女大解放，建国初的婚姻法与宪法宣布“男女都一样”，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主体的重新确立，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空前高涨，这给女性作家的写作范围开拓了更宽阔的领域。
除了上述的矛盾性环境存在外，女性作家还面临着以下的矛盾性鲜明的写作处境：一方面女性写作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的严厉规训，如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明确规定要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建国初的发动一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文艺批判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使知识分子普遍产生 “原罪”感和政治忏悔情结， 1962 年 9 月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形成了在思想和艺术上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另一方面女性写作又必须回归文学艺术本体，虽然60年代的整体创作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但在60年代初，由于国家的权力话语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有所放松， “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界迎得了一个短暂的春天，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干预现实的文学。
（二）女性写作的矛盾体现
“十七年”女性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大题材与小叙事的矛盾。一方面出于对家国的强烈认同，如杨沫在其《青春之歌》初版本的后记中便谈到：“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2］基于对新社会的讴歌与对党的热爱，女性作者倾向于以革命身份进行写作，创作了反映社会性主题的作品。表现在农村题材中，反映社会主义新貌，塑造可敬的劳动妇女形象，如宗璞热情满怀到北京郊区农村深入生活，写出反映农村新生活《桃园女人嫁窝谷》和童话《湖底山村》，茹志鹃也有一大批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她笔下描绘了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妇女。作家通过不同的生活片段，一方面描绘翻身解放得到的喜悦与新生活，如《如愿》的何大妈，《在果树园里》的童养媳小英等，另一方面一些作品再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妇女们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个人走向集体，从旧我走向新我的思想前进历程，如《里程》的三娘，《春暖时节》的静兰，《三走严庄》的收黎子等；表现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如杨沫《青春之歌》，表现知识分子成长与改造模式，刘真的一些列反映儿童成长的战争小说，还有对战争年代真挚情感、温馨记忆的留恋，如韦君宜的《访旧》、茹志鹃的《百合花》等；表现在工业题材中，被称为“延安钢铁精神魂”草明在新中国创作的长篇小说《火车头》与反映钢铁战线火红生活的《乘风破浪》，继续反映文学创作中的“硬性”题材,向规模壮阔的重工业生产这一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进攻,描写经济建设时期的技术革新和生产能手。此外还有抗美援朝题材，如白朗《在轨道上前进》是中国女作家第一部写战争的长篇，反映抗美援朝最早和最感人的篇章之一，其著名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根据大连兵工厂护厂女英雄赵桂兰的真实事迹撰写，塑造了邵玉梅全新的妇女形象。
另一方面由于女性压抑的性别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体验的潜在规约，女性以情感的、个体的，也就是边缘的独特小叙事的方式消解大叙事。如女作家细腻、温婉的笔致，如宗璞《不沉的湖》与刘真《长长的流水》中大段的优美的环境与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等；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与独特的儿童视角，如白朗《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杨沫《我的医生》《红红的山丹花》等叙述者“我”或本身是主人公，或属于与主人公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另外刘真与袁静的儿童小说系列采用儿童视角，这种独特视角不但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特点，给人一种亲切、平和之感，体现了女性多情善感的特质；日常家庭情感书写，如对母爱的诠释，刘真《好大娘》、茹志鹃《关大妈》中都有一位亲切、热情的母亲形象，《高高的白杨树》里的“大姐”身上也传达了母爱的深广与温馨；对姐妹情谊的赞美，如《青春之歌》林道静与王晓燕的友情等；女性意识较浓的作品也是对日常家庭生活的回归， 如韦君宜《女人》中的林云的经历，是建国以后女性自我意识的首次亮相，李纳《女婿》也是50年代为数不多具有浓郁女性意识的作品，小说通过纪大娘的女儿秀姐被丈夫抛弃重新择偶的片段的描写，直达妇女解放的主题。
在“十七年”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女性写作遭遇着性别缺失与性别凸现的双重困境。关于女性的书写却成了一个微妙的禁区与雾障，其存在着与主流话语既对话又矛盾的复杂关系，或背离、或抵牾。有关这一时期女性写作的研究一向比较薄弱，然而这一阶段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演进过程中所客观经历的一环，作为某一历史时期蕴含女性特定精神生活内容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意味独具。
参考文献
［1］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62。
［2］杨沫：《青春之歌?后记》，《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533。
［3］谢纳：《“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5］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6］张岚：本土视阈下的百年中国女性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