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友人的造访，启封一段十七年前的记忆。 二月的一天，贵州省文史馆庭院里的腊梅幽香怡人。当代贵州杂志社赵宇飞社长和他的助手们走进我的办公室，笑语伴随着早春生机勃勃的气息扑面而来。
之前，杂志社的喻记者电话中告诉我，《当代贵州》在策划一个反映贵州发展趋势的选题时，发现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里，贵州曾经出现过两次关于“贵州现象”的热议，颇引时人关注。其中的一次与我曾经工作过的贵州财经学院有关，希望我能提供一些线索。两次“贵州现象”，一次是八十年代初开始，贵州文化界的艺术家、作家和民间艺人通过一系列黔地风格浓烈的创作和展示，“在域外大干世界里赢得一片掌声和赞赏”，然惊鸿一瞥，复归沉寂；另一次，则是在1995年初，因由一位省外学者研究贵州贫困问题的文章，贵州财经学院发起并举办了一次主题为“贵州现象”与贵州发展问题的研讨会，引发了贵州各界乃至国内讨论贵州贫困与发展问题的热潮。这个研讨会以及后来的余韵也成为了一个“现象”。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这件始于学术，归于时政的往事，我始终是一个关注者和记录者。为此，赵社长邀我写写这段往事，说须有故事，要细节。
1995年初，在新加坡工作的友人黄晓玲女士返乡省亲。时值贵阳市正大力推行开放发展战略，新加坡是贵阳市的开放合作目标国之一。因而聚谈之间，多有关注贵阳在新加坡招商引资的话题。黄女士拿出一份新加坡《联合早报》影印资料，是其《言论》版三期连载的一篇宏文，标题赫然是《“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作者是当时国内名望日增的国情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成员胡鞍钢博士。
胡博士一直追踪研究中国国情与国家宏观问题，特别关注经济上贫困落后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胡博士谈到他于1994年5月和9月两次赴黔调研考察，“行程3000公里以上，召开十几次座谈会，先后与150人次交谈，从农民到省委书记。”他惊异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十五年之后，贵州依旧贫困不堪，是中国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胡博士提出，在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同时，西部地区没有显著进展，绝对差距在急剧增大，这种现象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怀着忧患之心，他呼吁中央针对贵州乃至西部贫困地区进行重大政策调整。1996年，胡博士完成了以贵州为典型案例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国情咨询报告；报告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和采纳，有很多建议进入了国家陆续出台的包括对西部地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在内的重大战略决策。
当时《“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一文在国内尚未见刊。黄女士带回这份资料的初衷，是担心文中描述的贵州状况，会让新加坡的投资商畏难却步，影响贵阳市乃至贵州各地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招商引资。黄女士时任新加坡某传媒机构高管，与新加坡政要常有走动。一份盈盈乡情，使她分外在乎贵州的对外形象，希望胡文能引起贵州的关注。那时我在《贵州财经学院学报》任副主编，平素最喜与学人往来。贵财学报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就设有研究地方经济问题的专栏，因此我十分留心贵州问题研究的动态。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涌动着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热潮。在贵阳，有不少倾心研究贵州问题的中青年，这些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政府部门工作者、文化界和企业界人士正值青春年壮，志向高远，血气方刚，形成众多学术和文化圈子，常常聚在一起讨论交流。我也常常趋而往之，欣然谓之“采气”。在参加一次关于企业文化的讨论活动后，我将黄女士带回的信息告诉大家，提议是否就此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作为一个学报人，我也期望通过研讨活动组到有新意的专栏稿件。提议果然得到大家响应，都说，一个外地人如此关注贵州的发展和前途，贵州人怎能沉默!跟时任贵州财经学院科研处处长、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的徐国柱教授和财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叶晓军一提及举办研讨会的想法，也立即引起重视。徐教授以敏锐的学者眼光，看到了这个活动的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力倡活动由《贵州财经学院学报》和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
现任省政府参事的令狐昌仁教授是当时学校分管科研的副院长。在他的支持下，财院学报编辑部精心筹备，邀请了社会科学院的徐新建研究员等学者、学报编委于润、辛耀、戴庆中等一起策划。在确定研讨会主题时，大家认为，研讨会应聚焦于贵州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充分体现本土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建设性见解和思路。最后，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贵州现象’和贵州发展问题研讨”。针对“贵州现象”成因的复杂眭和多重性，策划者们提出，研讨会的参与者，应有不同专业和学科领域的学者，还要有党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和企业界的人士；研讨的视角，应是多学科的、多层面的、多视角的。为此徐新建研究员热心推荐了多位史学、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校外学者，大家还确定了党政部门、文化界、企业界媒体的拟邀人士。
相信1995年4月18日举行的这个研讨会至今依然在许多人心中留有记忆。学者们欣然到会，现任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时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的龙超云女士也拨冗出席，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与会者们充满激情、视角新颖的思想对话，散发出隽永清新的理性之美，留下了丰富厚重的成果。《贵州财经学院学报》以《理性与激情：贵州发展问题研究的多元视角》为序，连续三期刊发了研讨会专题文章，并从此创设了《贫困与发展》专题栏目；《贵州日报》等媒体刊发了报道，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专题广播报道。对于不少与会者来说，这次研讨会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起点，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贵州发展问题研究方向。研讨会举办后不久，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就同一主题举行了高层面的研究活动。1996年，胡鞍钢博士托入到贵财学报编辑部调取了刊发此次研讨会论文的全部学报，采访了当时的部分参会学者。同年9月，《南方周末》刊发了胡鞍钢、于光远、童大林、薛永应等国内著名学者讨论“贵州现象”的系列文章，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一次基层的学术活动引发的激荡和回响，折射了那个时代不甘落后、寻求突破的贵州人和关心贵州命运的人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我从钩沉的思绪中走过，案头并放的2012年国发2号文件和自己保存多年的“贵州现象”与贵州发展研讨会资料夹犹如穿越十七年的对话，让我感慨不已。思想的力量，在于经得住时间的磨砺和现实的验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贵州发展之路的探索过程，没有人会否认，这个于贵州而言弥足珍贵的历史性文件，汇集了党和政府与众多理论和实践探索者的心血智慧，回应了四千万贵州人民的发展诉求，承载了国家和民族的期待。由此，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思想先行者和改革践行者的无限敬意。(作者系贵州省文史馆副馆长责任编辑/喻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