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某一天，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诊所来了两位女病人，年纪轻轻却都得了急性肾病（Nephropathy）。主治医生让－路易斯?范赫维根（Jean-Louis Vanherweghem）详细询问了两人的病情，发现她俩都在近期服用了一种减肥药。这药来自一家新开张的中药店，店主根据中医理论自配了一种减肥药，在当地卖得不错。
范赫维根没有证据证明这种草药有毒，但他记住了这件事，一直留心观察。次年，他又发现了7例这样的病例，得病的全都是在这家药店买减肥药的年轻妇女。这下他坐不住了，将此事写成论文，于1993年2月13日发表在著名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第二年，他又做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调查，找到了70名同样因吃这种减肥药而得了肾病的妇女，其中30人已经病故了。这篇论文再次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中草药肾病”（Chinese Herbs Nephropathy）这个词开始流行起来。
此文一出，法国、英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等国先后宣布禁止销售这种减肥药，并着手调查到底是哪种成分导致了肾病。科学家们将减肥药的主要成分分离出来，依次进行动物试验，终于把焦点锁定在其中的一味中药――广防己（Aristolochia Fanchi）上。广防己是马兜铃科的植物，这一科的植物都含有马兜铃酸，实验表明马兜铃酸能够让小鼠得肾病，原因不明。
马兜铃是一种遍布全世界的草药，早在公元前300年就被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记在了药典上，这就是马兜铃的学名“Aristolochia”的来历。马兜铃的茎秆弯曲，很像女人的生殖道，因此欧洲人认为它可以加快月经血的排放，甚至还有助产的功效，这就是为什么马兜铃的英文名字是Birthwort（字面意思可以理解为“生殖草”）的原因。
虽然马兜铃已经被使用了2000多年，但它的毒性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第一次为人所知。原来，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谷地有一些村庄的居民得肾病的比例很高，还有很多人因此而得了“上泌尿道上皮细胞癌”（UUC）。医生们一直找不出原因，只能将此病笼统地称为“巴尔干地方性肾病”（Balkan Endemic Nephropathy）。1969年，有位克罗地亚医生前往该地调查，发现病人所在的村庄附近的麦田里都混杂了大量的马兜铃，当地人有可能是吃了混有马兜铃种子的面包后导致中毒。但他的这个想法缺乏实验证据，一直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马兜铃科植物也是很多中药的重要成分，尤其是销量很广的龙胆泻肝丸里含有的关木通就属于马兜铃科。古方中这味药用的是木通，但因为木通难求，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用关木通代替，另一味中药防己也是这样被广防己代替了。减肥药的事情出来后，中国卫生部于2003年正式宣布禁止生产和销售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
那么，马兜铃酸有没有可能是被冤枉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它的致病机理搞清楚。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药理学教授亚瑟?格罗曼（Arthur Grollman）接受了这个挑战，他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在患者的肾皮质中发现了马兜铃酸和DNA相结合后生成的加合物。接着他又发现了这种加合物能够致癌的证据。简单来说，人体内有个p53基因，其正常功能是抑制癌细胞生长，如果该基因发生突变，失去效力，癌细胞就不受控制了。有趣的是，虽然基因突变可以有多种形式，但那些肾病患者当中有一种A-T到T-A的特殊突变形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和马兜铃酸有着非常明显的对应关系，只要检测到A-T到T-A突变，就几乎肯定可以找到马兜铃酸和DNA的加合物。也就是说，这个加合物，以及A-T到T-A的突变形式，都可以作为患者吃过马兜铃的标志性证据。
格罗曼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07年2月9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这篇论文提出，中草药肾病和巴尔干地方性肾病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病，都是马兜铃酸引起的。但是，这篇论文只研究了少数病人，还需要流行病学研究作为支持。格罗曼选择了台湾地区，因为有1/3的台湾人曾经服用过含有马兜铃酸的中药，而台湾有12%的人患有慢性肾病，发病率居世界首位，被称为“透析之都”。
格罗曼和台湾地区科学家合作，找到了151名UUC病人。这些病人的肾皮质和癌细胞分析结果再次证明，马兜铃就是罪魁祸首。这篇论文发表在今年4月9日出版的PNAS杂志上，格罗曼在文章最后指出，马兜铃酸和DNA加合物可以在人体内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凡是服用过此类中药的人，无论多久以前服的，患肾病和UUC的概率都会比普通人高，应该加强警惕。